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们
首页 新闻 机构 科研 院士 人才 教育 合作交流 科学普及 出版 信息公开 专题 访谈 视频 会议 党建 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专题 > 旧专题 > 论坛专题 > 我国兴起现代化研究新浪潮 > 现代化战略研究
中国西部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文章来源: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提供 发布时间:2003-08-19 【字号: 小  中  大   

作者: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我国西部大开发正积极有序地稳步推进,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加快。然而,应该看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当前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虽然国家财政在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但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并没有大规模地相应跟进,目前大多仍持观望态度,由此出现了“政府热、民间冷”的现象;二是目前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化推进缓慢,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三是虽然西部经济增长速度在逐步加快,但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进一步拉大,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仍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四是在改革开放方面,西部地区软环境建设尚存在较大差距,远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商投资和出口占全国的份额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外向型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其对地区经济的拉动作用很小;五是国家在西部地区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有的跟当地经济联系不够紧密,有的通过外地(主要是沿海地区)采购和承包,其对当地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

针对以上问题和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落后地区开发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以富民强区作为大开发的根本目标,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作为两个突破口,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控作用,通过政府财政资金和区域政策的积极引导,广泛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这样,力争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积极努力,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能够获得持续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西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步缩小,从而最终实现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的目标。

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认为,实施西部大开发应以50年为期,分三个阶段递进推进。前10年(2000~2010年)重点是搞好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使西部地区环境生态恶化的趋势得到基本遏制,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城乡居民社会公共产品享有水平逐步向全国平均水平趋近;然后用20年(2011~2030年)左右时间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部分地区率先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率超过50%,绝大多数居民基本生活福利水准进一步向全国水平靠拢,生态环境恶化得到全面遏制,环境生态功能逐步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转向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再用20年(2031~2049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目标。

一、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把富民强区作为根本目标

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将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这种新的发展观将成为21世纪中国区域发展的主旋律。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提高全体居民的净福利水平。因此,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说,其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强调以人为本,把提高居民净福利水平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从这种新的发展观出发,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必须高度强调以人为本,要把“富民强区”作为大开发的根本目标。

所谓“富民”,就是地区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不单纯是指人均GDP的增加;所谓“强区”,就是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这样,综合起来,“富民强区”就是地区整个居民净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对西部各个地区来说,只有民富了,区也强了,才可以说是真正实现了大开发的目标。如果民虽然富了,但是区不强;或者说区虽然强了,但是民不富,都不能算是实现了大开发的目标。

当前,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实施西部大开发应把着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上面,而不宜提倡发展工业,更不能主张搞工业化。显然,这种观点是极端和片面的,也是错误而有害的。毫无疑问,积极搞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这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重要前提。但是,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与加快工业化进程二者并不矛盾,而是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应该看到,无论是退耕还林(草)、种树种草还是治理沙漠化,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和财力作为保障。而要增强地区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于拥有3.55亿人口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加快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仍将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从长远发展来看,更是如此。

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

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很大,既有象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科技和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城市地区,也有诸多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更有一些难以甚至根本不能开发的荒漠戈壁、高山冻原地区。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绝不能违背客观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盲目冒进、急于求成,搞“遍地开花”式大推进。“大跃进”和“三线建设”的经验教训应该永远铭记在心。

首先,实施西部大开发必须因地制宜。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很大,从大的地域单元来看,西南地区气候条件较好,水资源丰富,但多山、缺乏平地,水土流失严重;西北地区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但干旱缺水,土地沙化和荒漠化突出。从省区的范围来看,西部各省区之内的地区差异也十分明显。比如在陕西省,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科技力量雄厚,人才济济,社会经济实力较强,而陕北和南部商洛地区大多属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各地区必须根据各自的区情特点,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科学地制定区域开发战略,积极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一个既具有市场竞争力又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结构。

其次,要根据各地区特点实行分类指导。西部12省市区人口占全国的28.1%,土地面积占全国的70%以上,区内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十分悬殊。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对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不能采取普惠制的办法,而应该根据国家需要和各地区实际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具体说来,当前可以考虑对五种类型地区给予不同的优惠:一是中心城市地区,应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为目标,重点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和先进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二是资源性地区,重点是加强对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深度加工,搞好矿业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接替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生态脆弱地区,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中心,重点抓好退耕还林(草)和“天保”工程,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荒漠化;四是贫困地区,要在解决农村贫困户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以经济开发和减少返贫率为核心,逐步建立“造血”机制,增强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五是边境地区,重点是全面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三,突出重点、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讲求实效,有重点地分步推进。在地区布局上,要结合交通运输网络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实行“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点轴开发战略。近中期内,必须相对集中力量,以现有的经济基础较好,人口较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地区作为开发的重点区域,依托陇海--兰新大陆桥、长江黄金水道和西南出海通道,发挥各个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促进沿线沿江经济带的形成。国家在政策上要允许并支持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行一步,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由此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这就是说,实施西部大开发也存在着一个“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讲求客观条件,设想让西部各地区齐头并进,这是不现实的。

第四,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加快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人口密度较低,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小城镇建设基础薄弱,因此,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就必须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在工业布局上,要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鼓励农民到城镇地区和工业小区创办工厂,逐步引导工业企业向城镇、开发区和工业小区集中,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同时,要以西安、重庆、成都和兰州等大城市为支撑点,逐步培育西部地区的金融和管理控制中心,鼓励国内外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在这些城市设立公司总部、地区性分支机构、办事处以及研究开发机构,由此推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大开发。

三、以创新为突破口,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其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如果按照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1979~1999年平均为8.0%)发展,西部地区要达到目前东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至少也需要11.4年时间,要达到目前广东和浙江省的水平分别需要13.3年和13.6年时间,而要达到目前北京和上海市的水平则分别需要20.1年和25.8年时间。由此可见,西部地区要想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必须保持比沿海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当然,在近期内,西部地区要在整体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难度还比较大,但完全可以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从国内外的发展经验看,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关键是要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从科技创新来看,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包括个人计算机、电信、生物技术、超微技术和可替代能源等,正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着新的重要影响。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和传统体制的束缚,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西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能够抓住这次机遇,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加工制造业,由此将可以依靠科技创新率先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从制度创新来看,西部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应该可以更高一些。然而,由于历史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西部地区中央企业所占的比重较大,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较高,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严重滞后,由此导致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经济效益不高,增长速度不快。因此,西部地区要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就必须以制度创新作为一个突破口,以培养和增强企业竞争力为核心,不断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高效运行、竞争力较强的经济结构。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西部地区要实现大跨越、大突破,惟有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以此作为推动西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两个车轮。云南烟草、四川长虹、新疆阿山皮革、内蒙古伊利等企业的成功经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否则,如果忽视这两个创新,大量繁衍一些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质量低劣的落后生产技术,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西部企业将难以抢占到市场的制高点,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到那时,西部一些资源丰富的地区仍将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未来的市场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其中人才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制度创新,都需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撑。为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必须把人力资源的开发放到全局性的战略高度上来。总体上讲,西部人力资源的开发必须按照“不求所在、但求所有,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采取“高级人才以引进为主、初中级人才以培养为主”的战略。一方面,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采用多种灵活方式,积极引进一批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当地现有各种人才,加强对干部、工人和农民的培训,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提高全民的整体素质,并创造一个有利于各级各类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

四、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广泛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

近年来,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已逐步增加了在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比重。在1996~1999年间,三大地带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由1:0.68:0.39提高到1:0.75:0.53,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1:0.84:0.68。从投资总量上看,目前中西部地区占有的国家预算内投资已超过东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占全国的比重为31.5%,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26.5%和21.4%(未包括不分地区投资,所以各地区之和不等于100%)。再从人均占有国家预算内资金来看,到2000年,西部地区人均占有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已达到118.8元,既高于东部地区93.7元的水平,也高于中部地区96.1元的水平。这说明,如果以人口分布作为衡量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投资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西部地区。

很明显,实施西部大开发将需要大量的资金。特别是,在近中期内,为了加强西部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家财政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国家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比例应以其人口份额为最低限度,以不超过全国的40%为宜(不包括不分地区投资)。从人均占有量来看,今后国家财政投资在三大地带间的分配,应继续保持西高、中中、东低的格局,由此体现国家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及投资主体日趋多元化,目前国家所掌握的预算内财政资金已十分有限,2000年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4%。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资金只能是起到引导性的作用。应该看到,这次西部大开发与前两次西部开发具有很大的不同,即参与西部开发的主体主要是民间投资而不是各级政府,国家将主要是依靠增加财政投入和投资刺激等措施来积极诱导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发育、国家财政资金有限的条件下,设想单纯通过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来实现西部大开发,这是不现实的。当前,虽然国家已经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但国内外民间资本仍在持观望态度,看得多、投得少。从理论上讲,国内外民间资本能否大规模“西进”,关键在于西部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回报率的提高,而这两个方面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得到根本改变的。很明显,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国内外民间资金大规模“西进”,西部大开发将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题图由《科学时报》记者段煦提供)

  打印本页 关闭本页
© 1996 - 中国科学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02857号  京公网安备110402500047号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52号 邮编:100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