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流行的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威权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只有“参与的扩大”才是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最重要的标志；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说成是创建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自由；把“政治参与”概念解释成不是民众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而是政府通过把民众“卷入”国家组织的机体而控制住他们，以保持政治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全面的，是“搞乱了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认为亨廷顿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不能深刻领悟到经济的自由体制的价值，因而忽视了对民主政治的“载体”(即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思考；认为亨廷顿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的考察，仅仅把“政治制度化”作为克服动乱的药方，而忽视了其他措施的选择。 另有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政治发展进程。政治发展就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也就是一个抛弃专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的过程”。

2、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始自何时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因此，巴西的政治现代化应该是从1930年革命开始的，因为“1930年革命在政治上的主要功绩是推翻了农业寡头统治，取消了‘州长政治’与‘咖啡与奶的政治’”，开始了“大量的‘破’与‘立’的工作”。 另有学者认为，巴西自成立共和国(1889)之后，“现代政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立宪制度和内阁政府制度等，基本得到确立”。 还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但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却可追溯到墨西哥独立革命的时候。

3、关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拉美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拉美独立战争深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张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催生了拉美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由于殖民地的封建专制传统、天主教与传统专制的政治联盟以及军人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深远影响，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形成了一个“考迪罗主义时代”。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平民主义是由希望发展工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人、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结成联盟，以加强自身主导权的新型政治思潮”，是考迪罗主义衰败过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

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使权威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经济成功之后出现的经济失败则为权威主义垮台提供了一个契机。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关于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拉美的控制，给拉美这片大陆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大环境；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在拉美的影响，激发了拉美的平民主义思潮，使拉美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前半期再次兴起；认为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支持的左翼运动，极力扶植右派军人力量，使拉美出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倒退。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外交”，推动了拉美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转变；没有美国的压力，巴拿马、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转向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人干政的根源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周期性交替现象的原因在于拉美的军人干政传统。而军人干政的根源则在于西葡的殖民统治遗产。

关于民主化成果的巩固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主与专制周期性交替现象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愿意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而是因为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与民主成果的巩固并不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是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力量对比变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关于拉美民主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先行者”。 另有学者认为，墨西哥(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制度”，达到效率与公平统一；这是墨西哥政治发展所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4、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载体)，现代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构成；认为集体的、计划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奴役”，而不是民主制度；认为亨廷顿把列宁式的政党看成是强大政党的典范，看成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认为亨廷顿的所谓政治不稳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制度”(指强大的政党组织)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观点，以及他的所谓“没有政治制度化伴随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实践证明，恰恰是他认为最制度化的国家(苏联阵营)最后走向了经济的停滞。 另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并不是同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相互排斥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和谐的”、“直线式”的道路，而是一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西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5、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问题

有学者认为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寡头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军事制度和再民主化等五个阶段。寡头政治阶段从1889年巴西帝制被推翻至1930年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建立了联邦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教分离，等西方民主制的一些主要原则，但并未改变国家统治势力的结构，仍然是农业寡头的统治。现代政治体制确立时期从1930年至1945年瓦加斯第一次执政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政治现代化开始的时期。

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运动时期从1945年至1964年，被认为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时期，转变的标志是1946年宪法，特点是“新国家”的结束，政党政治活跃，民众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军事制度时期从1964年军人政变至1985年还政于民的时期，是对前一时期以民主化和民众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的反动。再民主化时期是从1985年文人开始执政至今的时期，国家再一次从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

6、关于全球化与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

认为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加剧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引发社会动乱，加速了独裁政权的终结；第二，拉美各国经济上与政治上日益密切的合作制约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和平的大环境；第三，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政治的巩固，从而增加了对不民主的政权更替的制裁机制；第四，民主化进程中经济上的成就驳倒了过去很流行的所谓专制政府更容易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和确保经济增长的观点，但经济与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的不稳定与两极分化的事实则削弱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反对民主政治和要求独裁的宣传留下了活动空间，出现了“军事化民主制”或称“看守民主制”的倾向；拉美的民主政治依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7、关于巴西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巴西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特点：民主不总是追求的目标；政治发展并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受制于世界形势的变化。

8、关于革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关于如何评价革命的作用的问题成了政治学界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有学者特别对拉美的墨西哥革命(20年代初期)和玻利维亚革命(20年代中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影响，巩固和建设政权比取得政权更不容易。

9、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政权问题

(1)学术界继续对考迪罗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考迪罗现象是在封建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部掌权的情况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才产生的，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状态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要克服或消灭考迪罗现象，除了首先必须铲除孕育它的封建大地产制外，最根本的是必须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市场经济。 认为与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总督或都督统治以及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相比，考迪罗现象乃“是一种历史进步”；拉丁美洲之所以明显落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并不完全是考迪罗统治所致。认为考迪罗有两种，一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考迪罗；一种是保护封建大地产制的考迪罗。前者是进步的考迪罗，后者是反动的考迪罗。认为地主阶级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总是占优势，这一点决定了考迪罗现象的长期性。

(2)关于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变的原因问题。有学者认为，70年代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籍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 同时还因为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0、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因为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局势的稳定，因此，“在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阶段中，都表现为政治发展先行，至少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有学者研究了目前拉美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趋势，认为“片面强调‘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条想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片面性，重新发挥国家作用的‘第三条道路’很自然地成为拉美国家的选择”；但这一新的选择能否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赢得最大的利益，避免全球化的风险，需要拭目以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建立起来，市场体制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但是，在加强国家作用的同时，避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1、关于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兴起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的兴起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外因是“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