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技术成果，貌似很有用，但一放在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

企业生产寻求新技术新发明，“大型企业没压力，中小型企业没能力”。

科技成果的买卖双方之间缺乏一个流畅的、有效的渠道。

据有关部门的资料统计，目前，北京市科技成果市场转化率不到10%，商品化率不到5%，而产业化率更是低于2%；北京市90%以上的专利持有者未从专利中获得过任何经济回报，更有60%左右的专利持有者因为专利的研制维护费用和漫漫推广路上的诸多花销而落下一身债务，欲哭无泪，最后甚至自动放弃专利。

另一方面，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许多企业因为没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陷入亏损境地，迫切地需要新技术、新发明，苦苦追寻却无果而归。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科技成果市场推广成了老大难？科技成果持有者和企业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技术成果不适合市场需求，成果持有人心理期望值太高

北京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顾问程金香告诉记者：“很多技术成果本身的问题很大，这些成果跟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理论上讲，专利算是科技创新，但通俗点儿讲，创造出现在没有的东西就算是一项专利”，原全国电路与系统协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信息咨询中心总工程师卢国明研究员对记者讲道，“我接触的一些专利发明者搞发明是一时的‘别出心裁’、‘心血来潮’，竟然有很多人找到我，告诉我他发明了永动机!还有很多发明者只是根据一点点知识或者原理做出一个东西，然后就去申请专利。”这样子诞生出来的专利自然很难有什么实际意义和用途。

“还有一些技术成果，貌似很有用，但一放在市场的角度来看，就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了。”卢国明说。2003年，南京人李布尔发明的“反偷窥键盘”获得了专利申请，这个“反偷窥键盘”,一个控制键就能解决密码被偷盗的难题。但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推广过程中却屡屡碰壁。多数银行根本不感兴趣，惟一有意的兴业银行要求购买成品，但生产键盘的厂家却以银行系统目前不需要而拒绝和他合作开发。李布尔甚至作出了首先推动实施的城市可以无偿使用该专利的承诺，至今也无人回应。“这样的专利涉及到整个行业，凭个人力量很难进入市场。”

另外，程金香告诉记者，市场经济中，企业需要的往往是成品的完整技术，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或某一个技术，而现在有很多的专利却恰恰是单独的一个技术成果；此外，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最希望看到的是近期就能够直接投入生产、使用起来技术要求很低的技术成果，而能达到这样要求的技术成果却少之又少。“好多科研机构实验室出来的技术，不能说没有技术含金量，但没有最终的成品，企业就看不上。事实上，只要还需要企业再加那么一点功夫的技术成果，往往都会被拒之门外。”卢国明说。

除了技术成果本身的原因外，很多技术持有人的心态和态度也是阻碍市场转化的重要因素。程金香对记者讲了个例子：有个技术持有人发明了一种叫“野芙蓉”的种植生物，这种植物的籽可以做油，花和茎可以做纤维，果实还含有维E等营养物质，产量非常高，对种植条件的要求很低，大面积的种植应该能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但十几年了，他一直都是自己小打小闹，每年只种几十亩而已。后来，北京市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帮他联系到了一个公司，公司愿意投资200万元来大力种植“野芙蓉”，然而他却临时退出了，原因是他怕种植不成功，自己的专利又被公布了出来。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自己守着那个技术，依旧“小打小闹”着。“有好多的技术持有人就只管发明，只顾着守发明，发明之外更为重要的市场却看不到。”程金香感叹道。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成果持有者若对自己的技术产品不宣传、不包装、不投入，跟企业的需求脱节，在市场门口患得患失，他的技术就永远推不出去，”北京东方科源新技术开发中心副总范力说。

寻求新技术，“大型企业没压力，中小型企业没能力”

企业生产寻求新技术新发明，“大型企业没压力，中小型企业没能力”。对此，卢国明解释道，大型企业往往配备有相当规模的科研部门，自然不愁新技术新发明。而中小型企业没有自己研发的能力，只能转向市场买技术。但因为自己不是相关方面的专家，往往难以判定所购买技术的含金量，从而对诸多专利发明持怀疑态度，对这些专利发明的投资就更是犹豫不定。企业对某些有“金奖”光环的发明趋之若鹜，正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可靠的系数来证明技术的含金量。

目前，有很多资产雄厚的个人想投资项目，但面对市场中的种种技术，却不知道该选择何种项目，对技术不了解，对市场前景自然更看不清，交给懂的人运作，他们又不放心，非得看到市场后才决定投资，但买的却往往是已成熟运作的国外技术，多花钱买到的还不是最新的技术，程金香告诉记者。

科技推广方面，政府机制尚存在问题

“现在国家在科技推广方面的机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很多科研单位的一些发明，几年后若还没有推广的话，就应该向社会公布或者由科研人员自己向社会推广，利润分享。但这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只有一些政策法规。”程金香如是指出。

在中国科学院一直搞科技成果推广的卢国明，对此深有感触：“科研人员的发明，但却没给人民带来多大收益，他们的很多发明做出来之后，也就放到一边去了。”卢国明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前几年，我国台湾工业研究院(台湾两大研究院之一)科研人员来大陆考察，当时身为全国电路与系统协会秘书长的卢国明带他们参观一些大院大所，参观后他们感叹“你们水平太高，我们做的很多成果你们早就做出来了”，后来却发现好些大院大所的很多成果根本不能产业化，有些技术还被国外抢先使用，专利也被人抢先注册。事实上，“现在市场上出售的纸尿裤所使用的高分子材料，中科院化学所上世纪60年代就研究出来了，然而最先抢驻中国市场的纸尿裤却来自国外。后来，化学所将这个技术从50倍吸水性做到100倍、200倍……而现在兰州物理化学所更是做到了2000多倍，这样的技术大到可以用在沙漠里利用吸取雨水的原理来改善沙漠干旱，小到可以做干发梳什么的，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却从不去市场推广，而国外普通家庭就是用的这个技术，使得一盆花三个月只用浇一次水”，“这跟国家的科技评价机制不无关系，摊到科研人员头上的多是些技术发明的指标，市场推广环节相当缺失”。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一些技术成果的推广还遭到了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行政腐败”下的不公平待遇。比如，一些建筑设计方面的技术成果能够使城市中的某些建筑投资费用减少一半，但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想向国家申请更大笔建筑款项的“腐败心理”，根本不愿意采用这样的技术成果。

流畅的渠道是关键，培育权威公正的中介机构迫在眉睫

“显而易见，科技成果的买卖双方之间缺乏一个流畅的、有效的渠道”，范力指出。程金香表示赞同：技术信息的平台不行，买方不知道卖方在哪里，卖方更不知去哪里找买方；买方不知买谁的放心，卖方不知卖给谁安心。另外，存在于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因素，使得科技成果“黄金卖黄铜价，黄铜卖个黄土价”的现象时有发生。

在北京，现在市场上存在的买卖双方的渠道主要是科技部、北京政府部门建立的一些技术交易平台，影响力都很小；另外，每年的科博会，技术展览会也都是有形式没影响；除此以外，就是中介机构，但目前的中介机构数量少且无名气，具有行业权威性的中介机构更是非常少，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都很低，这样，技术持有者和买方(企业等)都不相信中介。事实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场中的诸多中介都存在有欺骗欺诈行为。企业方面还好，苦的是许多技术持有人，尤其是一些非职务发明人，他们为了推广自己的技术，四处奔波，遇到这样的中介机构，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评估费用”，结果技术还没推出去，却已负债累累。

“要真正做好市场推广，就必须建立起权威可信的中介机构。”卢国明指出。

合格的中介可以把人才、资金、技术集中起来，具备相应的科技专业性和法律专家，从而能够权威而公正地做好买卖双方的渠道沟通，程金香说道，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非常发达，比如在德国有个工程师协会就是这样的中介机构，它把各种中小企业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和需求集中起来，然后反映到协会的相关技术领域的分会，而分会会按照需求找到相应技术的持有者，“买卖”双方就此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而参加协会的可以是任何一个持有科技成果的发明人。“我们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权威而有效的中介机构”。

“在国立科研院所，科研发明不能再白白放着了，需要一个真正权威的中介机构作为平台，找到那些需要这些技术的企业，并确保这些技术能够生产化，产业化，确保企业能够盈利。”卢国明对记者说。

范力则指出：“从成果评估到买卖双方合作的最终成功到后期服务，这种综合服务性的中介机构，市场非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