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必须善于利用外资。旧式“两缺口模型”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利用外资方面的新变化了，必须重新认识外资企业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方面作用。选择近代开滦煤矿史进行再研究，对于突破发展经济学传统理论，重新考量近代外资与华资企业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近代英资占据开滦煤矿，确实是中国利权的丧失，但是英商引进的煤矿企业管理制度比以前的官督商办体制更加重视技术管理，任人唯贤，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脑”参与企业的经营和技术开发，从而保证了煤矿稳产高产并降低成本；外资企业管理制度和技术变革对中国煤矿业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开滦煤又对天津、上海等地工业及城市发展，对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给，从某种意义上天津、上海经济繁荣的背后与开滦煤源源不断的供给是分不开的。总之，开滦煤矿在近带有着较多的外溢性影响，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成长和推进现代化事业不无裨益。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不能关门，不仅要吸收外来资金，还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善于向外人学习，要学先进的科技，还要学先进的制度。

    关键词：外资企业 开滦煤矿 制度变革 现代化

    一、外资企业的作用需要再认识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薄弱，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善于利用外资，必须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30年来，我国吸引外资已逐步从以追求数量为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随着我国整体产业水平的提高和投资竞争的加剧，一些跨国公司加快向中国转移新技术和研发能力，这大大提高了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2007年，中国吸引外资747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外资企业在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活动，世界500强企业中约480家在华投资。“与狼共舞”的话题被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提起，而政界仍然一再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随着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扩大，我国的对外投资从2002年的25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00亿美元，增长7倍，由世界第26位上升到第13位，原先在旧式“两缺口模型” 理论影响下认为引进外资主要是填补本国资金缺口的说法显然已经无法解释这些新变化了。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实践的需求出发，还是从理性民族主义论辩的视野延伸，人们都必须重新认识外资企业在后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方面作用，有些人已经在强调外资企业的“鲶鱼效应” ，有些人则提出“与狼共舞”必须“以市场换技术”，还有人重视外资企业管理制度的示范效应。

    一百多年前，外国资本已经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工矿业。以往学界多从近代“资金缺口”角度谈当时的利用外资效应，而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表明：1895～1936年外人对华企业投资约值13亿 7千万关两，外资企业利润汇出约27亿 6千万关两，同时外国在华还握有企业资产和房地产31亿多美元，约合68亿关两(其中可能有华商附股)，当时中国外企投资收支帐上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再结合现在经济学界对外企贡献的新探讨，有必要对近代外资与华资企业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进行再研究，以进一步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角度分析外企在后进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方面作用。

    二、近代开滦煤矿的典型意义

    开滦煤矿如果从1878年“开平矿务局”创办算起，到今天的“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恰有整130年的历史。开滦在近代的历史颇值得注意：它几乎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起步并且始终伴随的，见证了中国近代经济成长与近代化运动整个历程，在它身上承载了近代中外联系历史的诸多信息：它最早是中国官督商办煤矿，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被英商强占，1912年兼并了与之相抗衡的华资滦州煤矿合并成为名义上中外合办、实际为英商所控之煤矿公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占领了开滦煤矿，实行军管理，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8年唐山解放，解放军代管开滦，英人撤出，至此开滦矿务总局作为中外合办的历史结束。近代开滦煤矿的历史变迁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途中，与发达工业国之间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

    20世纪初开平矿被英商强占，使得中国并未得到多少英资，却丧失了一个重要煤矿的利权，以往学者因此而批评英资控制开滦煤矿后对中国民族经济发展造成的损失。但是认真考察近代开滦煤矿历史，发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英资控制开滦煤矿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也产生了正面的外溢效应。选择近代开滦煤矿史进行再研究，对于突破发展经济学传统理论，重新考量近代外资与华资企业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对于当代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利用外资也能提供借鉴，有较大现实意义。

    三、英占时期企业制度变革与生产经营水平的提高

    在官督商办体制下的开平矿务局，商股对企业的控制权十分有限，矿务局大权操于官方任命的督办、总办之手，管理人员以办矿为做官，致使人浮于事、营私舞弊、虚靡浪费、层层揩油现象产生，特别是到了张翼接任总办后，情况更为严重。1887年6月24日《北华捷报》在一篇报导中说：“当开平矿山正在欣欣向荣、继续发展的时候，所有督办、总办和其它大员的三亲六戚都成群结队而来。而且完全不管他们能否胜任，都一律委以差使，把他们养得肥肥的。” 1901年出任开平公司总工程师的胡华(即赫伯特•胡佛，美国第31届总统)发现，工薪单上竟虚报了6000个名额，而掌管该事的职位是以5万元购得的 。后来几次抽查的结果表明，实际出工数往往只有给资名册上人数的50－70%，负责出包验收采矿工作、采购原材料。售卖煤斤、航运、出租矿局所有土地的办事人员，接受贿赂估计每人每年平均在2万两左右。 可见官督商办的开平矿务局任人唯亲，腐化严重。

    英商强占开平矿后立即进行企业制度变革，废止原来的官督体制，代之以西方近代企业管理制度。1912年开平、滦州两公司联营后，在组织系统上，基于开平公司的制度合并组成矿务总局机构，各矿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在组织管理系统上向着现代化的科层管理方向上演进。英控开滦矿在总经理和总矿师的选拔任用方面，非常注意职位的可接替性，对候选人事前充分考察并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其能力。开滦以高额薪金和优厚待遇吸引了众多人才，这些人才的引进反过来又使得开滦保持了较高的管理水平。官督体制下企业行政方面安排了很多官员的亲友，人浮于事，而技术力量十分薄弱。相比之下，在开滦新企业制度中十分重视发挥总矿师、矿师、副矿师等技术管理人员的作用，聘请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西方技术专家来矿工作，给与他们较高的权利，总矿师当时不但代表总经理驻矿负责技术监督，也负责行政管理。 据袁通的《开滦矿务总局调查报告》，开滦矿区行政人员较少，位于生产第一线的技术管理人员则多达600人以上，而且层次严密、职责分明、要求严格。开滦不仅不遗余力地引进优秀技术人才，而且特别重视技术人才的实践能力。随着技术设备的增多，开滦对机械设备管理和设备定期与停产检修等都曾作过明文规定。如对提升设备管理规定：各矿所有直井与斜井及井内各项设备，由特派之水手负责查验，每周不得少于两次，查视结果记入专册，并随时将该册送至有关煤师、井下管理及矿长核阅。每月由主管工程师亲自查验一次，每三个月由井下管理亲自视查一次，其检查结果计入另一专册，送矿长检阅，发现异状及时研究处理。 可以说矿方对矿区的生产管理是不遗余力的，保证了煤矿能够长期持续高效安全的生产。

    近代开滦煤矿的技术设备不但在中国各矿中是一流的，即便与同时代的国外煤矿相比也并不逊色。技术设备的先进直接保证了在生产能力上开滦具有绝对的优势。即便是开滦日产量最小的矿井，其产额都要比其它煤矿最盛时的产额高出很多。同样，与国外的煤矿相比，开滦的生产能力也毫不逊色。

    与同期其它煤矿相比，开滦在近代大部分历史时期成本几乎总是最低的。

    据第二次《中国矿业纪要》(1926年)载，“开滦煤矿，为中国各矿中成本最低者之一，据民国五年调查，每吨仅需一元左右……目下中国采煤成本，当以一元五角至二元为最低，四元至五元(如淄川)为最高，而大多数之新式煤矿，其采煤成本，俱在二元五角以下，平均成本，则约三元左右。”

    英商经营下的开滦稳产高产且成本较低，以往学者认为主要是它享受着特权，但是如果依据开滦史实认真分析，可以说关键在于其“用人得宜”，而“用人得宜”关键在其制度。开滦无论其总经理，还是总矿师，在上任之前在开滦都曾有较长一段时间的供职经历，在这段时间里，其作为领导候选者的个人才能得以显露，同时业务能力受到锻炼，避免了上任以后因不熟悉业务或不适应环境而造成的摩擦成本，使开滦的管理运行保持了一种长期的稳固性和连贯性。不仅在最高管理层面，在微观层级上也是如此，其下属的各部门员司都是凭借个人能力被企业聘用而来，比官督商办时代凭借关系获得职位者强得多。

    四、从近代开滦之例看后进国家的发展之路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已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学说，大致上可将这些学说分为两类：一类基于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以“经济增长阶段论”为代表；另一类则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考虑发展问题，以“结构主义与依附论”为代表。

    前者倡导发挥国家的作用，将国家置于经济积累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地位，如保罗•巴兰宣扬，国家应该通过严格的政策将战略性生产部门国有化，占有不发达经济的潜在“经济剩余”(土地和矿产资源，外国投资)而使之发挥作用。 但他们潜在地以西方的道路为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考虑到特定国家的性质、历史与社会基础，忽视了经济植根于社会这样一个事实。因而在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践中，迟迟不能看到经济的“起飞”，亦或看到某种“起飞”，也不能与阶段模式所预设的那样向前推进。

    依附论的理论先驱普雷维什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是一种“中心－外围”结构，这种结构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源，也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普雷维什提出，应该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在高关税壁垒的保护下推进工业化； 另一位依附论的代表萨缪尔•阿明则提出不发达国家应与资本主义体系脱钩，自行实现工业化。但现实的情况又与依附论者的意愿相悖，拉美国家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国内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加剧，标志着依附论倡导的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同时同样处于“外围”的东亚国家却通过与世界经济接轨实现了发展，也不啻给依附理论一个有力的回驳。

    由此，两种发展理论延伸出的发展之路在现实中都被证明不尽成功。事实上，经济阶段论者照搬西方经验，并过高估计了国家实施发展计划的能力，而市场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传统势力的持续性影响，往往使得国家为特殊利益群体所控制，从而使经济发展偏离社会的整体福利。而依附论的发展战略割裂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放弃利用国际经验和世界市场的机会，导致国内经济的僵化和低效。

    对中国这一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事实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便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迄今已走过150多年。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实践值得考察和回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上述两类理论所描述的既有相似之处，又不尽相同。作为几乎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并一直伴随的开滦煤矿，就是最好的说明例子。

    在后进国家的发展途中，虽然常会伴随与发达国家资本势力的利益冲突，并时常在具体的冲突环节中失利，但它仍然会在其它方面引发一系列效果，而这些效果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仍会发生作用。开滦被英商抢占，确实是中国利权的丧失，是令人痛心的，以往学者往往强调这点。英商占据开滦后，并未增加很多投资，用旧式“两缺口模型”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开滦历史。但是，我们从另一视角可以发现：英商引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比旧的官督体制更加重视技术管理，任人唯贤，能够更好地吸引“外脑”参与企业的经营和技术开发，从而保证了煤矿稳产高产并降低成本，并为以后数十年稳产高产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英资的进入对当时华商矿业产生了较大的“鲶鱼效应”，外资企业管理制度和技术变革对中国煤矿业产生了较大的示范效应；开滦煤又对天津、上海等地工业及城市发展，对近代铁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能源供给，从某种意义上天津、上海经济繁荣的背后与开滦煤源源不断的供给是分不开的。总之，开滦煤矿在近带有着较多的外溢性影响，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成长和推进现代化事业不无裨益。我们不能仅看到其利权的丧失，而忽视这些外溢性影响。

    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 虽然这类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近代中国付出的代价尤其大，但是我们从事现代化建设不能闭关自守，不仅要吸收外来资金，还必须依据本国国情善于向外人学习，要学先进的科技，还要学先进的制度。由此，在开放的系统中推进现代化事业，并及时总结经验，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或许是一种合理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