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失衡问题在此主要指收入分配与社会地位的失衡，英国的实践显示，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对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影响，总的趋势是向高收入者聚敛，表现在不同部门中劳动与资本收益的非均衡性，经济与社会利益趋于向资本倾斜，形成了人们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失衡，并且在工业化过程中进一步加剧 。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劳动者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本文主要探讨英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失衡及其缓解。

    在工业化过程中，劳资双方日益扩大的差距不仅仅是表现在收入上，而且还表现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衡，这是由于法律强制力、政治控制力、社会压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雇主的权力惯性等一系列经常且持久地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工会力量的增强，双方之间出现了略有利于劳动者的调整，但这并未使低收入者的状况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后，福利国家建设逐渐成为英国，乃至欧洲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失衡的因素：制度、技术与权力惯性

    工业化使得劳动力进入一个不断流动、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财富结构的平衡发生倾斜，经济与社会利益也一直向资本倾斜，劳动相对处于劣势，工业化的收益也相应地由劳动向资本倾斜，其中，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最明显的特征，主要源于以下因素：

    1.从制度上看，工业化时期是出于两端不同水平的均衡之间的一种不均衡状态，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工业化以低工资和富余劳动力为特征，廉价且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本身在工业化进程中起着促进作用 。总的来看对劳动者不利，工资趋近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 。巴顿认为，工资增长是不利于工资自身的，因为工资增长会降低利润，从而使资本减少，而未来工资是要从资本中支付的，它把工业化看成是这样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货币贬值，价格增长速度高于工资增长速度，因而实际工资下降使利润增加并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制造业中的较高利润便会吸引资本和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由此，农业雇主便会得到更高的利润，但工人并不会得到更高的工资，而他们所需购买的物品价格则会上升 。在大多数工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竞争社会里，获得尽可能低成本的劳动力供应是雇主追求高利润的主要手段，因此，劳动力仅仅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成为产品的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期间的市场环境对劳动者一方不利，使得工资趋于保持在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李嘉图接受了巴顿的大部分理论，但他认为，从长远看，土地报酬的减少会增加租金的份额。因为工资不能降到维持生存水平之下，所以承担者中缩减的应该是利润率，因而当劳动供给增加时，这种缩减是资本积累减少并使劳动需求减少。从某种意义上看，李嘉图的理论是一种资本短缺理论：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没有足够的储蓄与所存在的潜在劳动力匹配，所以失业和隐性失业在所难免，劳动力在讨价还价中处于不利地位，工资下降便成为必然 。

    实际上，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要素短缺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同时它也是一个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过程。从长期观察，劳动从初始的供不应求到很快进入并一直处于过剩状态(部分由于市场自然形成的，而部分属于资本方的蓄意制造)，使得劳动相对于资本越来越丧失其话语权，经济与社会利益一直向资本倾斜，劳动处于劣势，工业化的收益也相应地向资本聚敛。

    2.从供求关系的角度看，劳动力长期趋势是趋于饱和或过剩。英国人口1750年时为740万，到1850年为2090万，增长了182%。妇女和儿童同成年男子争夺工作，例如，到1839年，在英国棉纺工厂42万名工人中，有19万人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3万人是妇女，另有不到10万人是成年男性 。同时经济危机也削弱了劳工的谈判地位，在1816~1819年，1826~1827年、1831~1832年以及1839~1843年期间，越来越频繁和普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大大地影响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在这些时期，主要生活在城市中的临时工、下等工以及无根基工人的数量和比例都上升了，而名义工资常常因为雇主的一些手段而减少 。英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750~1850年间大大提高了，假定1850年时40%的国民收入用于支付工资，并且这一比率本来也应该成为以前几十年的收入分配比率，那么有6~14%的国民收入在1790~1850年间从劳动转移到了资本中，在这个时期，很少有什么指数变化能像人均食品消费指数那样静止不动而家仆数量上升那样令人惊讶 。

    3.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看，产品形式的财产和经济主动权都掌握在所有权的群体手中，并且根据定义，经济变化或创新几乎都是由他们发起的，而且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情况下才被贯彻执行。而来自过剩的——或者至少是在这过程中逐渐丢失其技能优势的——劳动力的反抗，对决策几乎没有影响力，他们被经济摩擦和政府权威所挫败。掌握经济决策权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社会偏见和社会道德进行有选择的采纳和使用，这是他们削弱劳动者谈判地位的重要方法。如在节约劳动力的机器的发明使用上，对劳动者“捣毁机器”的反抗行为，则被资本方冠以“反对社会进步”。并且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政治权力也渐渐落入有产者和企业家手中。只要有必要，只要经济和政治力量不能够确保劳动力存在一个总的富余，政府强制工具就会派上用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是被人为塑造成不利于劳动者的 。

    在农业部门，资本与劳动的经济及社会地位差距更大。纯粹农业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无论在经济收入增加还是在社会地位的提高上都受到了阻抑。在战争年代，由于军事征兵减少了劳动力供给，而同时开凿运河、采煤、开垦荒地的活动增多以及农业产量的提高都推动了对劳动力需求的上升。以前3周时间就能完成的收割活动现在6周也收割不完。可是农业地区的实际工资并未提高，反而下降了 ，农业当权者以各种办法，利用政治压迫，包括禁止任何形式的联合来阻抑农业劳动力社会地位的提高。

    农业萧条则是农业劳动力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农村以苦难和反抗为特征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工资和就业下降(尤其是在冬季)，以农业的副业形式从事工业劳动的情况也进一步减少，成批成组的妇女儿童被用于取代男工，除了在收割季节，劳动力仍然有剩余，无论其他行业吸收了多少劳动力，都被高人口增长率所抵消，农业的失业率达到60%。农业部门内部也发展为二元经济：一部分是以最低生活水平工资维持的稳定就业，即使市场受劳动力剩余的影响，这部分人的工资也不会降低；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力本身，他们时断时续地被雇佣，工资很低，靠济贫补助维生，在1830~1834年农业状况恶化期间，后者数量增加，前者数量减少，只是到了19世纪40年代，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状况开始有所改观，但也是局部的、断断续续的、临时性的 。

    4.从立法的角度看，法律制度往往不利于挣工资者，有相当一部分法律倾向于削弱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如英国在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结社法》(Combination Acts)，1813年立法取消司法部门决定工资的权利，1814年法令废除学徒条款，以及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Poor Law Amendment Act)通过。法律对工会组织抱有敌意，往往惩罚主要的工会主义者，同时鼓励其他人盗用工会经费 。当时的《标准》(Standard)以及《先驱晨报》(Morning Herald)中的评论则是恰如其分地解释了新法律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立法者的意图以及新法律的主要社会影响：

    《新济贫法》实际上赋予富有者一种对劳动群众绝对的专制力量……这个法律剥夺了穷人的反抗权，而正是凭借这种反抗权劳动者才有可能同雇主谈判，因此，这一法律对受雇者来说无疑是强加了一种约束……《新济贫法》赋予了一种对工人来说不可能接受的力量。总而言之，雇主有权对工人说，“你必须接受我所提供的工资，因为不管这些工资对你的劳动力价值来说是多么不相称，但如果你敢拒绝，《新济贫法》将保证你会挨饿”。

    5.从司法的角度上看，也同样不利于劳动者。尽管法律本身已经侵害了劳动者的利益，但司法机关仍然有余地进一步滥用法律以剥夺劳动者在法律面前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如在矿区出现违反合同、工资纠纷时，当地的行政长官总是简单地运用警察暴力强制推行他们的利己主义偏见，维护资本方的利益，而不顾劳动者以及法律的公正要求 。

    6.权力的惯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雇主与劳工之间，劳工一般都是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下，而在劳动力供过于求时，这一因素会自我强化从而进一步削弱劳动力的地位，使资本方具有一种权力的惯性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即使市场条件暂时变得对劳动力有利时，它也会弱化劳动者的谈判力量。就一项劳动合同或工资谈判而言，如果雇主在一开始就处于较强的地位，就很容易导致雇主权力的继续增加，甚至是迅猛增加。这是一方决定条件和发出命令，而另一方只有拒绝或接受，却没有改变条款的自由。雇主权力还利用雇用妇女和儿童的办法以降低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资。因而来自于其妻子和孩子的竞争使得成年男性工资下降，并使他进一步依赖家庭中的劳动力。雇主权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工作速度和工作强度的提高。更高的工作强度经常包括更长的工作时间或是更少的休息日。同雇用女工和童工一样，雇主通过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而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以减弱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进而降低未来的工资成本，此外，这还可以使雇主在下一次雇用劳工时能更容易增加劳动强度。因而，相对于法律强制力、政治控制力、社会压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雇主的权力惯性等这些经常且持久地损害劳动者利益的活动相比，工会的力量则显得惨白无力。况且，工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工人贵族的集合，而往往把普通工人排斥在外。

    7.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用也是为资本所享有，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边际产出，但工资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以纺织行业为例，随着机器织布速度的加快，在英国，1823年一个织工一周生产7匹布，1833年两个织工一周生产20匹布，1845年时，两个织工一周生产22匹。纺纱业也是如此，1815年，每台走锭精纺机每天纺8英里长纱，1832年增加到20英里，1844年最多能达到32英里。在边际产出增加的同时，劳动者的境况却在下降，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几乎达到极限的工作强度往往能摧毁劳动者的健康。查里斯•温在《工厂制度的罪恶》中有一段关于技术应用引起了劳动者状况恶化的描写，“自从1825年约翰•霍布豪斯发明新的纺纱技术以来，棉纺机器的速度以其最大的提升限度普遍提高了1/4，或者换句话说，相当于每个劳动力的每天增加3小时的工作量”。 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方面，英国比其欧洲大陆的几个国家则是更胜一筹，

    我们国家的工人的活力，手的迅捷，工作时对从事的工作的全身心地投入(或者说是，为完成一定时间内工作量所付出的那种几乎不近人情般的勤奋)，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工厂主每天所支付的工资对他们工作的补偿……

    比较一下英国与外国的棉纺工人的工作，人与纱锭的平均比例是：法国，每人14个纱锭，俄罗斯28个，普鲁士37个，大不列颠则达到74个。

    当时有人对此评论道，如此高强度下操作机器即使是最强壮的人的体格也将在6年内被彻底毁坏 。因此，很明显，技术创新的结果是雇主利润的大幅度上升；而在另一端，原本应该是节省劳力的机器使用并未带来劳动者工作劳累程度的降低，相反，劳动强度得以大幅度的提高，对工人健康状况带来毁灭性的摧残，而实际工资并未提高。

    其它部门也是一样，在康沃尔郡的采煤业中，雇主通过缩短工人的假期、减少工作间休息和运动时间，以及减少工人轮班之间的时间浪费，甚至通过取消“圣日星期一”或其他传统上用于对特别繁重的工作进行补偿的休息日，使得工作强度逐步增加。英格兰银行在1761年尚有近47个假日，1830年便已减少到18个，1834年则只剩下4个。这种做法的国际传导作用绝不亚于技术的扩散。

    计件工作制度给了工人更加努力工作的兴趣，并使他们竭尽全力在最短时间里完成最大的工作量。而且，纪检工作的盛行甚至大大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日工；他们为避免不怀好意的对比，也在付出更多的但不为人所知的努力。由此看来，一定数量的大不列颠工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相同数量的工人完成的工作量要大得多。

    当计件工资使得工人能得到稍微公平点的报酬的同时，(受到这种诱导的工人们)将会过度工作，几年中将会毁了他们的健康和体质。伦敦的搬运工、运煤工和许多普通劳动者都是如此。一个木匠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估计不超过8年。在收割季节对农村劳动力支付的双份工资，经常会诱导他们过度地努力工作，从而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可见，雇主提高利润的手段也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与此同时劳动者所承受的体能和精神压力却越来越大。计件工资、转包合同、“监工”制度以及专业化，——专业的细分以及对工作乐趣的扼杀——都是从各方面提高了工作速度或加强工作强度的不同方法，而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增加。19世纪中叶的伦敦，总就业率为50%左右。即使自19世纪中期开始工人日益组织起来加入工会及其不断加强斗争，在1810~1900年近100年间，英国棉纺工人和建筑工人工资增长也不到一倍 。

    总之，雇主、有产者、企业家、农场主等掌握资本的一方权力日益加强，他们不仅掌握着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力，而且政治权力也渐渐落入他们之手，加上政府强制，市场被人为地塑造成不利于劳动者的状态。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经济周期而剧烈波动，“劳工”是经济危机痛苦后果的主要承受者，也是企业家进行经济风险转移的最安全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