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下提出的开拓性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和谐世界”思想的文化土壤；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品格成就了中国领导人的这一外交理念；中国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处理国际问题的拓展从而构成“和谐世界”的母体。“和谐世界”的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发展和国际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为消除中国威胁论以及国际安全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关键词：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 中国威胁论

    一、“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

    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同志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同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胡锦涛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新理念。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都论及了这一主张，他们都认为，“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谐，强调和谐，促进和谐，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

    自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提出之后，理论界便对这一概念作了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它主张坚持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包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精神，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十六大报告精辟阐述了这种新国际秩序观的内涵，即“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十七大报告中又加入了“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的内容。总结起来具体包括四点内容：一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二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三是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四是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渊源

    1、“和谐世界”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现代学术界对“和谐世界”进行的寻根主要集中在文化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理念是“和谐世界”的历史文化来源。大部分学者认为“和谐”与“和合”等义，“和合”的概念既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又有向内聚拢的意思，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体现“和合”思想最丰富的古书是《易传》；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和谐”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包括“天人合一”和“人我合一”。根基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人作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应与自然达到天人相通、相交、同体、一气、一理、一心的和谐境界。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等等，“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法则。“和而不同”才能催生新事物、世界才能发展。人们只有用和谐思维方式，做到“天和”、“地和”、“人和”的统一才能创造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世界。在《尚书•尧典》中讲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的最高境界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实际上，“和谐“的理念不仅被古代思想家作为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和阐释，而且这一理念也被君主帝王运用到治国的方略中。千百年来渗透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 “和为贵”、“合则两利”、“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思想使我国始终保持着与他国睦邻友好的关系。自秦汉以来，统治者按照礼治原则建立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体系，即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天下太平”、“四海升平”，这个体系的实质和灵魂是天下观。费孝通曾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天下体系就像在水里投人一块石头所产生的状态：水波由中心向四方无限伸展、开放。在这种状态中，就淡化了除中央王朝之外的“自我”的绝对主体性，进而从本体上取消了自我和他者的二元对立。在缺乏主体对立的体系中，无政府性是不存在或很微弱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上堪称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少见的淡于宗教、远于宗教、非宗教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大脑里始终装着“上帝的选民”之类的概念，更不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向任何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天文，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天知的民族。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与哲学是无与伦比的，但却很少人认为这需要强迫整个世界都来追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精神，“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3]

    2、“和谐世界”思想与西方文化传统

    在西方，“和谐世界” 的相关理论，最早出现于著名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全世界和谐》一文中，他将其“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是文明制度经过保障制度与协作制度的过渡后达到的。” [4] 到了近代，“和谐世界”的思想在康德那里被诠释为“世界和平论”。欧洲在中世纪乃至近代历史，都曾是战争频频发生的地区。人们在对封建时代频发战争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思考中，从理性上提出在国家关系中也应实行“和平、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设想，“每个国家的社会体制都应该是共和制”，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国家公民的约束。康德认为，共和制政体是实现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是否应该进行战争，需要国家公民表示同意。由于各国作为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专门的论述，但是其国际关系的思想仍然是相当丰富的。“其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应包括：(1)强调国际关系充满着冲突与矛盾，这种冲突与矛盾源于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2)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冲突与矛盾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造成的。(3)马克思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矛盾的最终方案。(4)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强调暴力革命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唯一方式，有些理论则认为妥协与合作或其他形式的革命也可以促使国际矛盾与冲突得到解决。”[5]其中的核心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即反对民族压迫，鼓励国家平等，维持国际和平，参与国际交往。马克思认为各民族国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6]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念、精神实质和思想方法必须是与时俱进的，是结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活的应用，绝不是教条的套用甚至歪曲。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时代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活的马克思主义。

    郭树勇认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形态期：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当代形态。判定经典形态的标准是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开始转换，关注点是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自身不能获得解放，主要的国际组织是第一、二、四国际。在发展形态下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关注点是世界革命，国际组织是第三国际。到了当代形态，争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关注点是民族独立、国家强调世界交往的重要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是上海合作组织。[7]时代格局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的一把钥匙，一战前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国际关系实践体系的变迁，时代主题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也必须随之发展变化。当代国际社会，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共赢、合作成为各国谋和平、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以主权平等、和平共处、尊重多样性和反对霸权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推进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的发展，无疑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现实支撑。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时代性质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化，充分展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并以此来实现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以及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在当代提出了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外交战略，互利共赢的行为理念，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政策方针，以及“和谐世界”等以人类终极目标为基准的理想信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柱和方法论基础的，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的产物。

    三、“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个和谐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其中之一就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2006年8月中央举行外事工作会议，胡锦涛又指出：“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形势的相互联系中把握发展方向，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发展机遇，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加注重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国际上主张建设和谐世界，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8]要使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了解的更多，“和谐世界”外交理念的推广无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口。

    “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建设和谐社会政治理念的合理延伸，对内构建“和谐社会”与对外主张“和谐世界”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一个稳定而公正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另外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的稳定与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条件同时也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谐世界，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发展趋势、时代特征和我国现实国情作出科学判断的正确选择，表现出当代领导人的宏观思维和广阔的视野。外交上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成就，和谐的外交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也在事实上反映了中国国内建设的巨大成就。

    四、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意义

    中国崛起是我们这一时代最伟大事件之一，也是全球体系中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后的伟大的事件之一。“中国已经在两级外交与多边外交中成为主动者，并在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高级商谈等新的地区机制中积极作出有助于发展的努力。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主导性角色，使得曾经一直是这一地区安全产品主要提供者的美国调整了自身在这一地区中的定位，承认了中国在接洽朝韩之间的有效性和在东北亚谈到体系中的独特地位。”[9]

    尽管“和谐世界”的理念强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妨碍其他国家,但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步增长而面临的外部压力增长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可能会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长而逐步增大，中国面临“崛起困境”。这一困境是大国在实力迅速上升阶段面临的对外决策困境,其核心含义是一方面随着实力的增长崛起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必然逐步扩展,另一方面扩展影响力必然会遭遇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全球体系主导国家、周边强国的牵制,一旦把握不好外部压力可能打破大国的崛起进程,于是崛起国家在对外决策中会面临进退两难的战略困境。以2007年1月中国反卫星导弹试验引起的对华国际喧哗为最突出事件，“中国(未来)军事威胁论”再见高扬，并可预见引发美国公众的尚属模糊的“中国(未来)军事威胁”意象，因为它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另外，中国面临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在这个无政府社会中并非没有秩序。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流行三种秩序观：霸权秩序观、法制秩序观和和谐世界秩序观。并认为在现代各国和地区中，美国的外交理念是霸权秩序观的代表；法制秩序观主要是在欧洲地区盛行，如欧共体；而中国的和平外交正是和谐秩序世界观的集大成者。而这三种秩序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霸权秩序观，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让世界各国接受其大国的强权政治理论。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使得以和谐世界秩序观为外交理念的中国很难进入世界各国的视野。

    面对艰难的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在着力改变调整外交战略和策略，积极关注外部世界，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新理念，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承担责任，这样既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也有利于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从而影响和改变世界。

    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外交理念由于合理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迈克尔•科弗认为，由于美国支配下的“中心和轮辐”体系的存在，表明东方特别是中国在冷战后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缺席”，是一种“共享的缺席”。此外，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美国的霸权政策也越来越不适用于当代社会。用一位杰出的美国国际政治学家20多年前一本名著的标题来说，就是“贸易国的兴起”，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总的来说已大为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力问题，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军事表现重要，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愈益突出。[10]

    和谐世界理念根据对现实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分析以及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阐明对现在和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它“首先是坚持多边主义，以集体安全机制来防止冲突和战争。其次是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各参与国皆赢的局面，着眼于把世界经济的蛋糕做大，而不是死守着已分得的一块蛋糕，畏惧他国来分享。其三是坚持包容精神，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和冲突。第四是推动联合国改革。”[11]由此可以看出，和谐世界的理念必将对世界安全和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霸权秩序观和法制秩序观下的新的发展。倡导构建实现共同安全、经济上共同繁荣、文明上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无疑会对整个世界的良性发展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必将推动世界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之路。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总书记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协商会议的演讲》，《人民日报》，2006年4月23日。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 http: //news.xinhu.com/world/2006 - 08/23/comtent -4993067- 7.htm.

    [5] 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页。

    [7] 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

    [8] 康绍邦：《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前沿》，2006年第22期。

    [9] 【英】罗斯玛丽•福特：《中国与亚太的安全秩序：“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余潇枫译，《中国外交》，2008年第4期。

    [10] 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11] 石中光：《“和谐世界”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新发展》，《怀化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