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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顺: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亚太区域合作形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安全与合作研究部 发布时间:2008-09-28 【字号: 小  中  大   

    摘 要:全球化推动了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而西方发达国家却遭受严峻挑战。为扭转被动不利局面,西方世界正在调整政策,贸易保护措施增多。为应对亚太地区各种经贸合作机制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在本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搭乘亚太经济发展的快车。区域外国家均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深化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主张。面对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深入发展的形势,中国的战略选择最好是顺势而为,在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中,选择对我较为有利的机制着力加以推进。目前,中国宜加强政府在周边区域合作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把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用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上,尽快落实已经论证的可行性项目。在对外关系中,继续推动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尤其是中日的和解,要充分发挥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要注意热点问题对本地区合作的破坏作用。要充分发挥美国在本地区的作用,美国最担心的就是被排除在东亚合作圈之外,如何对待美国关系着东亚合作的成败。要正确对待区域外国家。既然我已认识到,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区域合作,那么在我坚持以10+3为“主渠道”的同时,要欢迎区域外国家以适当身份参加到东亚合作进程中来。

    关键词:全球化 地区经济一体化 东亚

    近几年来,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推进,各领域合作方兴未艾。这种大趋势推动了“金砖四国”和“五星国” 的发展,使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今年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另加了几个会议:即8+7会议,八国同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七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举行的对话会;八国首脑同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以及主要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

    这说明全球化的进程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使其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上升,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却遭受严峻挑战,有些国家的地位有所削弱。

    在亚太地区,全球化推动着东亚一体化进程,催生了以东盟为核心的几个10+1、10+3和10+6“同心圆”式的合作网络。最外层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2001年,受“10+3”领导人委托成立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成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蓝图。

    东亚地区向心力、地区认同感和对外吸引力都比过去增强。通过历年的东盟系列峰会,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国家的相互关系正在改善,合作意愿有所增强。

    尽管如此,纵观世界经济三大板块,欧盟在“趋同”中稳步发展,北美自贸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引领下前进,而东亚还在“存异”中上下求索,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东盟这匹“小马”拉着东亚合作的大车,虽有外力推动,进程依然缓慢。东亚要想赶上前者,还有许多障碍要排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区域外国家的对策

    区域外国家普遍看好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机遇和前景,视其为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重心,普遍希望参加到东亚合作机制中来,担心自己被排斥在合作圈之外。

    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2005年底参加东亚峰会后,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等也正式申请参会。其它域外大国或大国集团均在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另一方面提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主张。

    美国和加拿大提出建立一个从韩国到智利、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庞大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美国与日本企图用“价值观”外交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在意识形态上搞“亚洲自由繁荣之弧”、“价值观相同”国家同盟、或者包括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的四国联盟,拼凑“亚洲小北约”。

    日本为争夺主导权,在经济上提出建立“泛亚洲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网络”构想,想搞扩大的东亚共同体,企图把太平洋变为其“内海”。

    俄罗斯与东盟签署《关于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推动双边合作的行动计划》,积极争取加入东亚峰会。

    印度一改往日囿于南亚、困于中巴、局限印度洋的状况,在积极发展同美、俄等西方大国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实施以东盟为突破口的"东进战略",也提出建立“泛亚洲自由贸易区”等设想。

    欧盟为推进亚欧合作新战略,发表与东南亚建立新型伙伴关系文件。在去年召开的第16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通过了旨在加强双方伙伴关系的《纽伦堡宣言》,确立了欧盟-东盟下一步开展合作的总体框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提升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将成为今后欧盟-东盟关系的主线。

    会议还发表了联合主席声明,对欧盟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图表示欢迎,同时“欢迎欧盟有兴趣参与东亚峰会进程”。

    法国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希望以观察员身份加入东亚合作进程。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今年6月初提出了建立“亚太共同体”倡议,希望在2020年前打造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组织,以协调本地区经济、安全、政治等各种问题。其成员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和印尼等地区大国。澳大利亚正在加快同中国FTA谈判。

    新西兰是最有战略眼光的国家,已经分别与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太平洋3国(文莱、智利、新加坡)、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目前正与马来西亚、香港、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进行自贸谈判。8月28日,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新西兰、澳大利亚年度部长级会议上,三国(地区)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协定涵盖货物、服务、投资以及知识产权等内容,将成立一个覆盖12个国家和超过6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

    二、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西方世界为扭转被动不利局面,正在调整政策,而中国成为其政策调整的牵动因素。表现在美欧政治关系恢复常态,外交中意识形态色彩增强,经济上加速推进“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贸易保护措施增多,有共同对付中国的倾向。

    但与此同时,西方在解决全球性和地区性安全和热点问题上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在诸如防扩散、反恐、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缅甸等问题上需要中国配合。受利益的驱使,西方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也在增加,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

    如前所述,全球化和区域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是机遇。东亚合作的进程也已经证明,地区合作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应利用国际大环境相对有利于我和本地区发展的机遇,加速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推动我与东亚国家全方位的合作。

    为推进亚太尤其是东亚区域的合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增长点,特提出如下区域合作建议和对策供参考。

    1、面对亚太区域合作机制深入发展的形势,中国的战略选择最好是顺势而为,在现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中,选择对我较为有利的机制着力加以推进,如另搞一套,可能会适得其反。

    中国宜坚持以东亚成员国为(10+3)主体促成东亚共同体,与日、韩、东盟共同分享主导权。鉴于中国在该地区和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其日益上升的经济规模,中国无疑会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澳大利亚倡导的亚太共同体构想的实施,有可能使其他大国与中国分享影响力。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未来将左右共同体,不排除将来会在该组织中,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划线,一致对付中国,而使中国处于不利地位。

    但澳的倡议有许多积极因素,中国应利用这些积极因素推动现有的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机制。对中国来说,要立足10+1,重视10+3,利用10+6和APEC的多边平台,搞活和扩展中国在本地区的经贸活动。因为中国在东亚合作机制中有很大影响,并从中获益。

    APEC广泛、松散、平等、非强制、自愿等原则适合亚太特色,适合全球化的特点,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中国应继续借助这个舞台,增信释疑,表达主张,推进合作,把中国的有关倡议转化为亚太共识和亚太利益。

    2、加强政府在周边区域合作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在现阶段,东亚合作这出戏,靠企业和民间来唱是不行的,宜加强政府的作用。因为如果东亚合作仍寄希望于企业推动有很大的局限性。企业在思考与它方合作时会更多地考虑企业利益,只有政府(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才能把合作提升到战略层面,更多地注重长远利益,办大事,成大器。

    3、把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用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上。中国设立了第二批“亚洲区域合作专项基金”,这对亚洲合作来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将为深化中国与东亚的合作提供有力保证,使亚洲合作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但这还不够,只有现在的大投入,才有将来的大收获。中国-东盟“早期收获计划”的成功和中国帮助东南亚摆脱“金融危机”就是两个明显的例子。它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只有给予,才能获取,只有大予,才能大取”。本地区外汇储备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民间资金亦很雄厚,也需要引导用于东亚合作。

    4、尽快落实已经论证的可行性项目。目前我与东亚国家的合作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已探索出多种方案:如“图们江地区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地区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两廊一圈”、“一轴两翼”和“泛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合作”等。这些合作计划经过多年的研究,应该说已具备不同程度的可行性。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政府下决心、多投入,尽快使有关项目上马,使我西部开发与上述项目结合起来,使这些项目真正成为中国-东盟实现“共赢”的样板,为南南合作树立榜样。

    5、从文化上培养地区认同感和向心力。要推动东亚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需要培养地区认同感和向心力。我已确立了建设“和谐亚洲”的目标,现在需要的是在东亚促成“一种共同的思想或理念”。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提出“新亚洲主义”。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提出“东方价值观”,日本学者森岛通夫 提出了“新儒教”的概念,奈斯比特 提出了基于亚洲文化的“亚洲模式”。

    上面几种思想我认为都有其道理,都值得继承和发扬。从现在起,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弘扬这些思想,要有一批专家学者研究和经常宣讲这些理念,要多举办一些以此为主题的专题研讨会。可否在东盟系列峰会中以上述理念作为一届会议的主体。通过这些活动,弘扬“亚洲价值观”,以传统的东方家庭观念来培养地区认同感。

    6、继续推动东北亚国家间关系的改善。没有中日的和解,就没有东亚的一体化,要通过合作增加政治互信。日本安倍和副田首相在任时,中日关系得到改善,我应继续鼓励日本新一届政府朝这条道路走下去,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把东海有争议海域的合作势头保持下去,运用好现在的合作对话机制,把中日关系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日本和韩国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作用。日本想做普通国家,想在东亚合作中起领导作用;韩国怕我看不起它,也想扮演强国角色。中国不妨支持日韩在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其提出的地区合作建议不要轻易否决,鼓励他们推动地区一体化的积极措施。这比日本“脱亚入欧”;韩国积极与区域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要好得多。况且,这种离心离德的现象不利于东亚合作,鼓励日本和韩国把精力用在东亚合作上对本地区的发展是有利的。

    7、要控制好热点问题对地区合作的影响。朝核问题目前又出现反复,我应继续通过“六方会谈”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和平解决,维持好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要注意大国间的互动对我产生的消极作用,争取建立对我较为有利的东北亚安全机制。台湾问题虽然是我内政问题,但我不得不考虑其国际因素。在维持台海地区的稳定同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向良性解决方向发展。防止台湾问题被用来牵制中国的发展,破坏地区的合作。

    8、充分发挥美国在本地区的作用,美国最担心的就是被排除在东亚合作圈之外,如何对待美国关系着东亚合作的成败。鉴于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我欢迎美国以适当身份参与东亚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立场是正确的,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东亚的发展。“一项明知而有远见的美国政策应该是鼓励和支持东亚的一体化,而东亚国家也应在推进区域合作的同时,考虑和照顾美国的合理关切,发展与美国的互利合作,诱导和鼓励美国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9、正确对待区域外国家。既然我已认识到,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利于区域合作,那么在我坚持以10+3为“主渠道”的同时,要欢迎区域外国家以适当身份参加。对待地区外国家,如印度、澳新、欧盟、俄等想以某种方式参与东亚合作,原则上东亚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因为东亚对外变得有吸引力,地区外国家想来参与合作,应视为好事。何况东盟也不想只是中国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发挥单一的主导影响。

    10、是如何推进在有争议海域的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有争议的海域,争议海域高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从现实出发,借用国际经验,搁置和淡化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待时机成熟时再谈判合理解决主权归属和划界问题。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解决东帝汶大陆架划界问题的做法值得争端海域周边各国借鉴。 除此之外,泰国和马来西亚1974年签署的共同开发两国在泰国湾大陆架的谅解备忘录;冰岛和挪威1981年签订的大陆架协定;1982年突尼斯与利比亚大陆架问题解决方案,也都有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共同开发宜以双边合作和重点海域为主,突破一点、逐步推开。当前,可以中日、中韩、中朝和中越双边以及中、菲、越三边合作为重点,逐步扩大共同开发的规模,以带动整个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当今规范海洋秩序的主要法典,我需深入研究该法以及国际法院相关判例,结合海域争端的实际,为我在争端海域的主张提供强大的法理依据。同时要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搜集和利用于我有利的海上划界国际先例,以便发生事端时依法解决问题。

    11、积极促成东亚能源合作组织。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很难自助式实现自身的能源安全,必须通过与利益相关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构建合作机制,弱化风险,维护共同利益。本地区国家在能源方面各有优势,需要取长补短。但双边合作不是最优的区域能源合作形式,建立东亚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将是最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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