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代化始终离不开国际化的牵引和推动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对本国国际化的推进和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国际联络，重视了吸取国际上的技术和经验。是在国际化不断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中，才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回想30年前，每个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那时的中国处在高度封闭状态，不要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组织生产、开设商铺、举办银行了，就连中国大城市，除了首都可见到少有的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外国人的身影十分罕见。中国人不要说出国做生意和旅游观光了，就连到国外学习都因有着严格限制，而寥寥无几。那时虽然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在这种高封闭状态下，也只能是停留于“口号”而已。

    自1978年，中国的大门向外敞开之后，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据报道，截止这年9月，中国派出领导人到31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并接待15个国家的领导人。与此同时，1978年7月3日停止了中国对越南的援助，7月13日又宣布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这年10月1日举行的国庆典礼上，出现了香港商人李嘉诚的身影。这年10月22日，邓小平到日本访问时，专门看了日本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并会见了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进入第二年的1979年，中国不仅成立了由荣毅仁创办的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作为引入国际资本的媒介，而且邀请日本松下幸之助飞访中国，成为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国际企业家，并与中国政府签下了《技术协作协议》第一号，松下公司事务所随之在北京设立，起到了巨大了示范效应，由此引来了一大批日本公司走进中国，成为第一批中国市场的外国拓荒者。

    以上细节表明，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是中国打开大门之年，也是中国跨向国际化的起步之年。从那时起中国便融入了国际化的时代潮流、紧跟国际化的步伐前进。这才是中国30年来巨大发展和天翻地覆的动力与源泉。1983年至1984年，我三次走向国外，看了十六、七个国家后，给我的印象是，发达国家的人们大多都生活在地毯上，行进在汽车中，休闲在草坪里。面对国外林立的高楼大厦、汽车如流、灯火辉煌、物质无限丰富的场景，同中国灯不明、路不平、以及购买商品需要凭票和排队的现实相比，真是一天一地，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们当初想都不敢想的国外情况，今天有很多都已经在我国实现了。中国现在的高楼大厦几乎比所有的国家都多，中国如水般的轿车流，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严重拥堵。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进入了世界第四名。这次奥运会闭幕会上罗格主席用“无与伦比”(exceptional)来形容这次盛会，表明了，外国人能做的事情，中国人都能去做，都能做好，甚至比外国人做的还要强。事实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有国际化的牵引和推动，而且中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赢得中华民族的辉煌和复兴。

    二、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暴出的问题并不轻松

    1、问题之一是：资源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工业化连续几十年的推进后，我们发现，国内资源十分有限。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森林和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6，石油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0。随着我国生产建设的快速推进，2005年，我国对石油、铝、铜、镍、钢、煤、水泥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已占到全球当年消费量的7%、19%、20%、21%、25%、30%、40%。大量的消费需求与资源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国际化，全球化的大环境，某些资源的进口已经成了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2005年，我国对铁矿需求的50%、氧化铝原料的50%、铜原料的60%和原油的40%都必须靠进口来保证。迄今中国在世界上成了石油进口大国、铁矿石进口大国、钾肥进口大国、木材进口大国、飞机进口大国、大豆进口大国，出现了中国进口什么，什么都涨价的怪现象。中国对国外资源依赖度的加大，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蓄积了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2、问题之二是：市场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的严重缺乏，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国外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也限制了我们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成了发展的重要瓶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多赚取外汇，从80年代初起，便启动了外向型经济战略，加速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当年，韩国的人均出口额是中国大陆的25倍，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人均出口额高达大陆100倍。而由于外向经济战略的实施，很快使中国的出口额在1990年便有了4倍的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218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10%以上，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7000亿美元。

    本来我们的市场方针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由于国内贫富的过度悬殊，基尼系数已经攀升到0.469,再加上房价，学费与医疗费用的无限飚升，导致大多数人群的消费水平过分偏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总量多接近70%，而我国却长期停留在40%左右，内需不足，国内市场疲软，造成市场的对外依赖度接近市场总量的60%。这种过分的依赖度，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稳定。

    3、问题之三是：技术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改革开放当初，日本生产6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600人管理、而当时我国鞍钢也生产600万吨钢，管理人员竟高达23000人，是日本的23倍多。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的局面，国家实行了“拿来”主义，大力推进技术与装备的引进。正是这一举措实施的快速而得力，才使我们走了一个发展技术的捷径，才有了我国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也不得不看到，由于对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提倡不够，也造成技术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上海是我国技术研究开发单位最集中的地方，发表论文和创造科技成果都在中国居领先地位，但是上海的产业技术，2004年对国外的依赖度高达75%。同1993年对国外依赖度为65%相比，十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上海60.2%的企业技术靠引进，1/3以上的企业使用国外的生产线。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国的工业品较少有自已的知识产权，中国自有品牌严重短缺。2005年，我国高产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中，75%是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属本土企业的不到25%。

    4、问题之四是：出口产品过分集中于劳动密集性行业，造成利润低下风险增加。

    因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准，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所生产出的工业品，其价格低于其它国家。这种情况下，此类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挤出了其它国家。国内企业，因看到这类产品出口既有市场、又有利可图，于是便出现了“大家一起上”的大发展。迄今，中国生产鞋子60多亿双，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相当于每年给全球每人做一双鞋。我国年产布匹1000多亿米，相当于为全球每人每年生产20米布。中国每年还生产衣裤100多亿套，合全球每人两套。又如儿童玩具、打火机等，其国际市场几乎全部被中国所占领。但从其效益来看，确收益甚微，例如出口一双鞋仅能赚上几毛钱，出口一米布只能赚上几分钱。

    这些情况的出现，说明了我们的很多出口产品的发展，全是靠廉价劳力所至的低成本成就的。此类产品出口数量过大，价格过低，势必对世界原有的经济秩序产生较大冲击。导致他国经济的低落和失业率的上升，从而招来猛烈报复。如西班牙烧掉中国鞋城，很多国家以反倾销为名，不断对中国产品出台进口禁令。欧美的配额限制、墨西哥对原产地的限制，几乎都是对着中国的。今年以来，中国广东和浙江沿海，一大批外向型工厂亏损，许多外向型工厂倒闭。这都提醒我们，出口产品过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风险将十分巨大，而且不可避免。

    5、问题之五是：出口产品过分注重于比拼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业发展，严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监于我国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但是，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现在在发展出口产品时，却仍在支持比拼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业，明显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以钢铁的生产为例，中国不仅铁矿石资源严重紧缺，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炼钢是耗能源大户，也是重要的污染源头。但是，因为钢铁生产有较高效益，所以钢铁生产依然在竟相发展。2007年全球钢产量约为13亿吨，中国产钢4.9亿吨。中国钢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3，是日本的4倍多、美国的5倍多、印度的9倍多。2007年中国出口钢材6271万吨，比印度的总产量还要多。

    另外，大量消耗钢材的产业发展和出口也十分突出。其中汽车、造船，都是钢铁堆成的。他们的发展和出口，给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压力不可低估。我国的汽车业、造船业这几年的大发展，用“雨后春笋”来形容都有逊色。在汽车生产方面，我国2007年的产量是888.2万辆，比2001年的200万辆高出4倍以上。中国汽车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中国汽车出口2007年比2006年增长78.95%。在造船方面， 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1893万吨载重量，比上年增长132%，手持船舶订单15889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1%。据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对世界造船的统计，以载重吨计，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到世界船舶市场份额的23%、42%和33%。我国所造30万吨船泊出口价仅1.1亿美元，而欧洲国家制造的万吨豪华游轮售价则高达7-8亿美元。可见我国造船业的附加值十分之低，实际是在比拼资源和环境。

    6、问题之六是：中国的农民权益受到挤压，而且正在面临更大盘剥的新情况。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农民又以新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农民工的巨大劳动力红利和农村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中国在国际现代化进程中，在中国多种产品的出口中，也大量存在着中国农民的血和汗。中国劳力成本大大低于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一是因为中国农村人口比例过大，农民工后继人数较多，造成了农民工工资甚低。二是农民工在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不能取得社会保障，为企业降低了成本。

    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推进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就更加严重。很多龙头企业拿着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和很行贷款，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并以所谓的“公司十农户”，让农民以低廉报酬为他们生产外销产品。例如，我们在山东考察时，看到一家龙头企业让农民为他们种草霉，他的外销价每斤为10元，而给农民的每斤只有6角钱。这虽然也叫“公司十农户”，但公司所创利润，农民却得不到一分钱。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利润常是产品的2倍至3倍，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加工、营销收入，是不允许非农企业进入的，而我国农民应享有的这些权益几乎都已经被原本非农的企业也包括大批外国企业走进农村给拿走。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都更加重视了对国际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有些石油出产国，原本通过海水淡化发展农业的做法，已经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冲击下被改变。他们正在着眼于用资本换资源。如此，很多国外的投资者，面对中国丰富的土地和便宜的劳力，正在着眼于投资中国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今年上半年，我已遇上两个企业借助外资的支持，建设30万头养猪场。也还有些国家正在考察在中国建设他们的养殖基地和种植园。在这个挑战中国农产品生产的风潮中，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法规跟上来，保护农民的权益和利益，必将导政“三农”问题更严重，农民的致富更困难。

    三、中国国际现代化需着力提升我们国家的自主性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改革开放，国际化、全球化一定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但是，前面提到的六个问题，确实已经发生，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影响和破坏作用决不能低估和看轻。为了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健康推进，需要从实际出发，大力提升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

    1、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提高自主性

    要想让外国人不拒绝我们，就首先要让外国人了解我们。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软实力的核心。要提高中国国际化进程的自主性，就一定要从文化入手，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更要用新技术、新形式向全世界、全人类传播我国的文化和传统。

    近年来，韩国曾把针灸术、端午节注册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欧洲也有国家把活字印刷视为他们的发明。这一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够重视，更说明我们对外的宣传过于欠缺。现在反映外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大量涌进中国，而中国能出口的却少的可怜。外国文化产品对我国的贸易进口量是我国出口的50-100倍。又如我国在动漫产业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但一直处于来料加工状态，一部能挣10亿元的动漫片我们所得仅为其总价值1%，而且是在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服务和出力。要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就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度，在整合与创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下功夫，促进中国文化高水平、广渠道的覆盖全世界，借助文化的影响力，提高我们的话语权，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强化有利于我们走向世界的声音和舆论，密切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友情。

    2、通过技术创新和打造品牌提高自主性

    技术创新是提高产品质量、创造知名品牌的基础和保障。如今，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受制于人或效益极低，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创新不足，知识产权缺乏，有一些则是因中国产品贴外国品牌所造成。

    因此，要改变众多产品出口的低效益，我们必须转变“轻创重引”的观念，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打造自己的品牌，降低对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度。

    在创新方面，第一要解决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问题。企业为主体有利于解决“论文崇拜”导致的创新与经济两张皮的弊端，可以提高创新的针对性、实效性、快捷性。企业为主体，首先要在投入上做主体，没有企业做投入主体，既不可能有足够经费做保障，也不利于调动企业创新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市场的支持问题。任何一个创新成果的推广和著名品牌的形成，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持都将成为不可能。九十年代我两次去韩国，那里随处可见“身士不二”的广告牌。“身士不二”，就是生在哪里，就要吃哪里的东西，用哪里的产品。他们的这种宣传和精神，不仅促进了韩国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而且也促进了他们的技术创新和品牌的形成。当年我们生产红旗轿车时，韩国连汽车轮子还不会造。就是在“身士不二”精神的推动下，韩国马路上曾经跑的汽车都是自己的“大宇”和“现代”。“现代车”当初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名品牌。而有了韩国市场的哺育和演练，“现代车”不仅已经形成了名牌，销到全世界，而且技术已落户中国首都。

    我们现在有很多新技术、新产品，实属国内所独有。例如三升水的冲便器，节能4/5的电灯泡等，其技术和应用价值都很高，但就是缺乏国内市场的支持与采购。为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我们同样需要在中国提倡“身士不二”的精神，从民众到政府，都应怀着爱国者的心理关心中国创新的新技术，使用中国的新产品。13亿人都行动起来，中国的技术一定会有新突破，中国的品牌一定会大量产生。

    3、通过调节分配、启动内需提高自主性

    为了降低我国产品市场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就一定要大力启动内需，发展国内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伴随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当前制约国内市场的关键还是二元经济没打破，占总人口70%的农民身份和农民生活方式没改变。虽然已有近2亿农民走进了城镇，但由于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和承认，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及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没有和市民取得同等待遇。农民工“业不稳”、“家难聚”，再加上工资甚低，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和农村差不多，他们的消费水平还很低。

    国内市场难启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一是城乡的悬殊；二是地区的悬殊；三是人群的悬殊。《领导者》刊登的于建荣的文章指出：中国社会私人财富的96%被38%的城市居民所拥有；且又集中于大都市并由占城市8%左右的人所掌握。基于这种情况，少数有钱人，尽管可以消费高级住宅、高级汽车和高级电器等，但他们往往是处在“应有尽有”情况下，即使再扩大消费，而因其人数有限，他们的消费份额不会太多。相反，广大的人民群众，应该说对消费需求是嗷嗷待哺的，但因为手中较少有钱，所以尽管人口数量是巨大的，而其消费的总量却是难以上来的。另外，这些年，很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在大拆大迁原住房屋中，因旧房补偿低，新房要价高，又造成很多居民把仅有的存款甚至还要借债投在了新搬住房上。如此使得本来略有存款的小康人家被迫降成了零存款或是新的负债户，也有很多年轻人成了房奴和“负翁”，失去了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愿望和潜能。

    因此，要减少中国商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好启动国内市场，还必须从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去努力。只有认真破解二元经济，认真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认真缩小分配上的巨大差距，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内需才能启动，对外的依赖度才能降低。

    4、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自主性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多是发展观问题，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必然对提高我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发挥重要作用。

    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怎么发展？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回答的大问题。以往的发展中，我们太过于重视GDP、重视政绩、重视增长了。那种有水快流、寅吃卯粮、急功近利的发展路径，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几代人都难以还清。

    当前，我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自主性下降，被动性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发展观不正确、不科学的影响和制约。为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我们从被动走向主动。

    以钢铁产业、造船产业为例子，面对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砂3.8亿吨并引起全球铁矿砂涨价60%的实际，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中国钢产量高出美国5倍以上和出口钢材超过印度总产量的必要性。最近报道，我国又在广西防城港投资一个1000万吨的大钢厂。这种情况下，不管其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我认为都应该给予思考和干预。另外造船是大量消耗钢材的产业，在低档船舶出口价格较低情况下，是否也应该对其年增132%的速度泼点冷水呢？

    5、通过城市化的大力推进提高自主性

    中国发展中的很多难题，几乎都出自于农村人口的过于庞大和农民收入的过于偏低。中国农民总量占世界农民总量的1/3，改革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农民的平均收入离当初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800美元)还差近300美元。农业的收益率过低，农民相对贫困，这不仅是劳力廉价和内需不足之根本，也是中国国际现代化自主性不强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很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农户、减少农民和提高农业收益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减少农民和促进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方面步子是十分缓慢的。我们对“三农”的政策始终没有摆脱稳定小农经济的模式。很长一个时期内，实际上利用了新的“工农产品剪刀差”和廉价的农民劳动力，发展和维护了城市中某些集团的狭隘利益。而我们的城市化，不过是大搞城区建设，政府的精力都放到了绿化、美化、亮化上，并通过卖土地、卖国企，大搞商务区、大广场、高级住宅等，提高了城市的门槛，让农民进不来，留不住。而且城市也不愿留。

    所谓城市化一年一个百分点，这只是在统计方法上做出的一种新变换。2000年中国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城市户籍人口只有2亿人，进入2003年后，把1亿多农民工统计入城市户口后，我们城市化才有了今天的40%。

    为了真正减少农民、分流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收益率，彻底解决中国农民致富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这不仅要解决现有城市对农民的接纳政策问题，而且需坚持以人为本，依据人口布局，用大力气把一大批拥有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中心区发展为百万人的大城市或中小城市群。国家的产业规划、投入方针都要与此目标相适应，支持城市化的发展和推进。

    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的使命就是聚集生产要素，创造就业岗位、接纳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交换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创造更大效益。一般大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占到60-70%，没有大城市的发展，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很难形成。只有通过城市化，把人口聚起来，服务业才能大量生成，农民工才能找到工作的新岗位，才能使农民工改变地位，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城市化大力减少农民情况下，农业的经营才能集约化、科学化。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益，让农民走上致富路。

    为在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警惕国际资本提走中国的“菜篮子”，防止国际资本对中国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价格操控和农民自主权进一步丢失，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要在城市化和使农民变市民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农民减少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农村和农业经营的高水准、高效率，以农业的现代化应对和接轨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化。从而解决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权益受挤压的新情况，使中国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