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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雅风:超地理学的帅才,科学工作者的楷模
——周立三院士
  文章来源:院士工作局 发布时间:2006-12-13 【字号: 小  中  大   

    一、 解放前后的处境与作用

    周立三院士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我和他相识五十多年,比邻而居,相互支持,深深怀念他。

    自1944年我进入重庆北碚乡下的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周先生相识,他长我九岁,是副研究员,在人文地理组,正在主编《四川经济地图集》。我是助理员,在自然地理组,我读过他发表的《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农业地理》、《北碚附近战时移民及其特征》和他去甘肃河西与新疆考察后所写的论文,感到他调查深入细密,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而甚为敬佩。他为人和善,和我们初级人员接近,逢年过节常请我们单身年轻人到他家吃饭款待。夫人没有工作,已有两个孩子,以当时的微薄工资,如此款待单身人,这在当时地理所高研中是仅有的。

    1949年初,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一面宣布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代总统,并和共产党和谈,一面又集结大军准备固守长江顽抗,同时决定中央系统机构南迁广州或台湾,地理所所长林超是广东人,决定遵国民党政府指示将所南迁广州,并联系好运输船只,宣布不愿去的自谋生路。此决定宣布后,全所员工在“留宁”还是“迁广州”的紧迫关键问题上,出现激烈思想斗争,“留”或“去”都有相当风险。经过几天考虑,各人态度都明朗了。广东籍或与广东有较深关系的表态愿往的10人,决定留宁的有7位干部、2位工友,另有3人回老家或投亲暂避战祸。周先生对国民党已不抱希望,表态留下,受到我们先就准备不走的热烈欢迎,并一致推选他为领头人,向所长提出留下的人要继续做研究,要留下相当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成立南京工作站,请上级教育部留守处继续发给工资,均得同意。具体向上级要工资的事则由周先生找教育部老熟人关系设法,据周老挚友已去台湾退休的万绍章讲,某日,“立三来教育部对我说'地理所急需巨款,以遣散部分同仁及留置同仁之用,但经地理所和教育部电话商量不见效果,要我协助’,我即陪他访晤一些负责人,终于全部获得!”

    从4月23日南京解放至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接管的过渡时间,地理所在宁同志,同心协力探讨解放后地理学的新的发展道路,1)得军管会支持经费,吴传钧先生负责,编辑出版《地理》6卷2,3,4期合刊,周先生和吴传钧、高泳源合作编辑的《苏联新图志》在上海出版;2)与南京大学李旭旦教授等合作,创刊普及性的《地理知识》月刊(现改名《国家地理》;3)主要由周先生联系多位地理学家申请中国科学院接管与发展地理所。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一些小单位后,调整为20个单位,内设地理所筹备处,由竺可桢副院长任筹备处主任,在上海工作的黄秉维先生为副主任,周先生为筹备委员之一,任我为所务秘书,竺副院长对地理所筹建考虑周详,细致入微,确定地理所设地理、大地测量、地图三组,大力补充图书、仪器,地理所工作必须密切结合经济建设,近年工作重心放在黄河流域,要和所内外团结合作,以发挥最大作用。由于竺、黄都不能常驻南京,南京所内许多具体领导工作,都落到周先生肩上,周先生任劳任怨,放弃出野外工作机会,到1953年,周先生任命为副所长。

    由1909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地学会与1933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解放后合并组建新的中国地理学会。于1953年1月在北京举行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由竺可桢代理事长作《中国地理学工作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解放后三年地理工作有一定进步,现在要充分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伟大建设高潮,特别要做综合工作,控制和改良环境,认识自然法则,使自然的破坏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周立三先生做了《三年来地理学工作者怎样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指出“主要为水利、铁道、农林建设、城市设计和建设等方面所起作用,令人高兴,但存在有关业务知识生疏,所提供的资料、成果不能完全切合实际等缺点,地理学综合性、区域性的特点,还需深化。”会议选出了17名理事,竺可桢为理事长,周先生和我都为理事。

    二、 承担三大任务,贡献突出

    立三先生毕生致力于地理科学研究,对自然地理有较深素养,以农业地理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先后主持的新疆综合考察、农业区划和国情分析三大项目,贡献突出,举世钦佩!

    1956-1960年间的新疆综合考察,以新疆农林牧为中心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生产力布局为主要任务,考察队员由初期70多人,增加至200人,有科学院直属6个所、7个高等院校和5个地方生产部门,以及十几位苏联学者。考察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迄昆仑山,在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内进行,领导组织好这样的考察队既要发挥各家所长,又要结合新疆实际需要,团结合作,任务艰巨。周先生和行政队长于强同志同心协力。他是接原队长李连捷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任队长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考察队要面向新疆经济建设,针对资源开发与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安排考察内容。随着对新疆需要了解的深入,增加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开发、开都河改道、盐碱土改良及有关试验场的建立,和额尔齐斯河北水南调等研究课题,均深入进行。在年度工作中,周先生曾发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农业生产与棉花产业化问题(与邓静中合作)》、《新疆农业区划及其划分原则和方法的探讨(与余之祥、沈道齐合作)》等论文,1960年底野外考察结束,他动员全体队员,以《新疆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农业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为主题,开展大总结,提出系统的科学资料、报告和农业发展建议。后来他提出了一部战略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报告和十三个专题报告,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高度评价。随后他又组织各学科继续总结,分别撰写了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物等10部专著,周先生也直接领导撰写了《新疆经济地理》专著,于1963年出版。在“文革”动乱前,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多项综合考察工作中,以新疆综合考察取得的成果最为丰富,水平也最高。80年代初,中央领导提出新疆和大西北将成为我国21世纪开发重点,中科院准备再度组织新疆综合考察,要求周先生前往指导工作。周先生已年近七十,毅然领命。我当时也在乌鲁木齐,看到周先生带石玉林同志等访问许多有关单位,为了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与新疆有关领导共同拟订了考察计划,由石玉林同志等执行。在考察工作结束,1984年,周先生再去乌鲁木齐,指导主编了《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提出新疆农业发展应明确四个基本观点(山地与平原的统一性,发展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密切相关性,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发挥综合功能和加强质量第一位的思想)和九项建议(重视节约用水与合理用水,挖掘现有耕地生产潜力是新疆农业增产的主攻方向,沙漠危害的严重性及防治重点,加强生物措施改良与利用盐碱土,畜牧业的挖潜与建设,恢复和合理利用草场是稳定发展畜牧业不可忽视的任务,森林的保护和积极营造,以小区平衡的内涵挖潜为主的粮食生产发展方向,关于新疆棉花基地的发展与建设问题)。观点鲜明,论据充分,也得到有关领导和业务部门的很高评价,这项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周老的农业地理研究,是主要通过农业区划研究进行的。1963年制定的十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将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列为第一项重点项目。江苏省首先通过调整作物分布的考察,在周老主持下,对全省农业区划做出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编写了近30万字的《江苏农业区划报告》,将全省划分为徐淮、里下河、沿海、沿江、宁镇扬和太湖六个一级农业区和45个二级区,阐明各区农业生产特点和条件,自然资源优势和制约因素,提出不同的生产发展方向与建设途径,同时采取“区划-规划-样板”相结合的实施方法,还编制了一套直观性强、一目了然的农业地图与文字报告相配合。1964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全国建立5亿亩基本农田规划,为提供可靠的科学证据,国家科委举办了以农业区划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展览会的主展室有一半壁面展出江苏综合农业区划成果,指定周先生为中央领导参观时的总讲解。以后科委副主任范长江陪同中央10位领导(2位副总理、即李富春与谭震林,农业部长,农垦部长等)参观后,周先生又专门汇报农业区划工作以及农业区划在全国基本农田建设规划中能起什么作用,并建议成立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领导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得到肯定。自此,江苏农业区划成为各省区的样板,各省先后开展了农业区划工作。1964年5月,国家科委在江苏无锡召开全国农业区划经验交流会,有28个省市的代表与会交流经验,达成共识,即农业区划研究是因地制宜领导农业生产的基本功。竺可桢副院长也到会并讲话,他肯定江苏农业区划的4个方向即,(1)农业自然区划,(2)农、林、牧、副、渔,各部门区划,(3)农业技术改革的条件和实施方向的区划分析,主要是农业现代化的区划,与(4)农业经济条件和地区分析和综合农业的区划。他说,农业自然区划是基本的,综合农业区划是综合考虑了自然、技术和经济因素,它的指导性最强。他感慨于农业地理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曾赋诗一首致范长江,抄录如下:

    农业分区声势大 冷门地理显才能

    学科自古随任务 好比河高船自升

    七年浩劫中农业区划被批为修正主义,周老为此吃了不少苦头。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采取措施,逐步消除极左路线危害,1978年科学大会宣布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将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再次提升到重点项目第一项。1979年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会议,随后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以周立三为首的专家组编写《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一书。专家组首先详细讨论了中国国情与农情,结论是我国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农业结构不合理,基本上处于粗放型经营和恶性循环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农、林、牧、副、渔各组对以往情况,深刻反省,提出正确的发展方向。全书初稿编成后,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提意见,召开审稿会,反复讨论修改。最后,周先生又邀孙颔(江苏农科院)、沈煜清(西北农业大学)在南京三个月,逐章逐句,精炼提高。最后署名,理所当然的周老为主编,但周老认为不合适,另加孙颔、沈煜清、邓静中、石玉林4人同列为主编。全书分5章,即总论、土地资源和合理利用、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调整、因地制宜实行农业技术改造和农业分区,指出必须重视粮食生产,制止长期对资源掠夺性的经营方式,强调集约经营,提高单产,保护生态环境,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和布局,把全国分为10个农业一级区和38个二级区,指明各区发展方向与建设途径,为国家因地制宜规划和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依据。该书1981年11月出版,印刷发行13000册,受到社会上的热烈欢迎,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项成果,促进与带动了各省、市与自治区先后完成综合农业区划。对于各省区的农业区划,周老也热忱地指导讲解,周老说:“40多年来,先后参加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的人员达数十万人次,规模之大、人数之众、专家之全、成果之多,为世界各国所罕见。”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周老又和多位同志合作完成了专著《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

    1987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中国科学院开展农村基本国情分析研究,院领导知人善任,要求知识渊博、善于综合和协作的周老领衔承担,周老以年近八十高龄,欣然同意,会同综合考察委员会,环境生态中心,系统所和南京地理所一批骨干中青年科技人员组成课题组,深入分析资料,研究讨论。他首先撰写了2万多字《中国农村国情简要分析》,确定了“生存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生存,现代化只能打'持久战’和非传统模式”的基调和思路,以后进一步确立了以“认清国情,分析危机,消除错觉,寻找对策”为宗旨,在大量无可辩驳的实证材料与数据基础上,熔观点与材料为一炉的写在第1号国情研究报告《生存与发展》中。认为国情基本特点在于“人口过多,素质过低与资源有限、相对紧缺”和“工业超前与农业滞后,发达城市与相对落后农村”两个基本矛盾,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过程必须实行节约资源、适度消费的非传统的现代化模式。此书一发表,立即受到中央的重视和学术界的好评,认为“切中时弊”。其中很多观点为中央领导接受采纳,为制定我国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该书在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次印刷15000册,1996年第二次印刷7000册,可见其受社会热烈欢迎的程度。

    1992年出版的国情研究第二号报告《开源与节约》是针对人口过多与资源紧缺的矛盾,提出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相结合的重大战略思想。所谓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内容包括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这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消费大增的中国,是长期发展、摆脱资源危机的唯一出路,必须人人接受、深刻理解与贯彻。1994年问世的第3号报告《城市与乡村》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提出城乡协调发展和加快城镇化的战略决策。1996年问世的第4号报告《机遇与挑战》是对前面三个报告的总结与展望,提出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基本发展战略,指出21世纪中叶人口数量将达到16亿,人口过多与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将远比目前尖锐。解决的主要办法是节约与合理利用资源,在没有大的战争动乱前提下,预期在2020至2030年间,在我国经济总量上达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1世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1世纪末要赶上当时发达国家水平是可能的。4号报告出版时,周老已“中风”卧病,病中仍继续关心指导后续几号报告《农业与发展》、《就业与发展》、《民族与发展》等的研究编写。如在《民族与发展》报告就提出“加快发展的主题以及提高民族地区的自主权等重要观点。周老晚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国情分析重大课题高瞻远瞩,视野宽广,正确联系实际,为国家领导提出长远的根本性决策建议,论据有充分说服力,他又善于组织协调一群中青年科学家,思想先行,反复讨论,确定编写框架,委托合适者为执行主编,形成一系列雅俗共赏的专著,其贡献之巨大,在科学家中是罕见的。

    三、 德才均优的超地理学帅才与模范

    通过新疆综合考察,农业区划与国情分析三项工作与其他研究,我们可清楚的认识到周立三院士具有高超的综合性学术素养,高明的跨学科组织才干和公正无私的高尚品德。

    我记得在1953年解放后第一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讨论地理学性质,周先生发言深刻阐明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性特征,新疆综合考察队员绝大部分是各个基础学科与生产部门来的专家,真正做综合工作的只有周先生一人,周先生巧妙地将各领域专家与新疆经济建设中紧迫任务结合起来,又兼顾本学科普查的需要,在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基础上编制的综合考察报告与13项专题研究报告,大都成为新疆确定资源开发与农业发展方针与规划的重要依据。形而上学的将各要素叠加形成综合是容易的,但要深入内涵,弄清其相互作用,指明其利用自然发展经济的重点是需要高度智慧和辩证思想的。周先生在深刻认识农业的地域性、严格的节律性、较长的周期性和生产上的不稳定性基础上,强调自然条件与区域评价是农业区划的前提条件,同时要编制不同部门区划,如水稻区划、棉花区划等以体现不同生产部门的地域分工。在对不同部门配置的规律性有确切认识后,进行综合平衡,制定综合农业区划,在每个区内合理安排各种生产规模、比例关系,并指明发展远景。国情研究是涉及更为宽广的综合研究,各号国情分析都渗透着综合研究的特点,在前4号问世后,周老自撰普及性文章《中国国情的简要分析》,包含基本国情与突出矛盾,多重矛盾与战略抉择以及基本战略与宏观对策三个方面,他用了12000字说明这个经过多层次综合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上述几项工作都表现出周先生高超的综合性学术素养。

    周老大规模组织多部门、跨学科、老中青结合协调的才能是历时多年的新疆综合考察中锻炼出来的。如前所述,综合考察队人员最多时达200人,包括地貌、气候、水文、水文地质、土壤、植物、动物、昆虫、农业、畜牧业与经济地理等十多个专业,还有一批苏联专家与国内其他专业科技人员。野外调查是直接获得第一性科学资料的重要手段,但必须每年不失时机的进行年度总结。周先生一方面支持各专业对采集到的标本和观测的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另一方面组织大家共同探讨考察的重点地区与主要问题,加以综合概括并及时向当地政府交换意见。如此历时五年,经过1960年大总结,向自治区政府提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产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报告包括一个主件和十三个附件,新疆多学科综合考察的成功经验与精神,也应用于后来的农业区划与国情分析中。如参加《综合农业区划》工作的专家来自于国家农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利部、农机部、水产总局、气象局、地质部、测绘总局、化工部、粮食部、轻工业部等以及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北京农业大学等有关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列名为主要编写人员就有96人之多。这时周老已逾70岁高龄,倾注很大精力,在多人分工撰稿基础上,和其他4位主编,逐字逐句斟酌,融会整合书稿,历时两年,最后出版书稿36.4万字,真正是高水平的指导全国性农业杰出的科研成果。周老接受国情分析任务是已77岁,思维无碍,体力已大不如前。跨学科组织的研究人员,先后出入不过十多人至二十多人,但都是精干的中青年学者,周老主持其事,主要是思想先行,经过讨论,拟订主要内容与框架,委托合作者担任各号报告的执行主编和副主编,组织多人分工撰写各章节。高标准严要求,成稿后,周老再参加讨论,反复修改多次定稿。每号报告20万字左右,这样小而精的跨学科研究,效率很高,8年间完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衔接的前4号报告。

    我与周老长期相处过程中,深深敬佩他公正无私的高尚品德,他长期一贯地勤恳负责,秉公办事,任劳任怨,谦虚谨慎,气量宽宏,团结同志,不争名利,是地理学家中很难得的一位学者。在解放前后,特别是科学院地理所筹建阶段,由于筹备处主任竺可桢与副主任黄秉维不在南京,他并没有领导名义,而代行所长职责,一心为事业,日夜辛勤,从没有一事推诿、一句怨言!他对新来的辈份相当或高于他的同事相处,都尽力支持,相处融洽。周老待人诚挚,十分爱护培养青年,所内外一视同仁。他所培养的年长一代已成为院士和学术界高层领导。晚年在南京地理所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20人;他教导青年“做人要脚踏实地”,“要想在科研上有所成就,就得打算过清贫日子”,“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工作上要不知足常乐”。他发现思想活跃有功底的年轻人,就敢于交以重任,如国情分析中的一号报告《生存与发展》周老点名由当时还是博士身份的胡鞍钢组织主笔,胡也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更为可贵的是他和河南许昌一位木工出身、没有职称的青年——周光敏结为知友,在1990年冬至1995年冬写了14封信给他,多方面支持他创办《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季刊,并推荐他撰文出席1991年地学部召开的“我国资源潜力、趋势与对策研讨会”。周先生淡泊名利,自奉简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文革结束,恢复所长职务后,和青年人乘火车出差坚持乘硬卧,不乘软卧,家中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所得稿费和奖金都全部交公,用以开支不便报销的费用。1987年所得香港何梁何利奖15万港元,他捐出了10万元之多。有人请他审稿,他也拒收报酬。周先生临终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长江。

    他在解放前原是普通国民党员,1950年加入了民主同盟,198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长期严格自律,克己奉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位超地理学的帅才,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我现在深深挂念的是周立三院士的学识与学风——首先是农业地理学,如何能被很好的继承下去,发扬光大,为新农村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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