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顾问组副组长、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全国第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是我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综合农业区划和国情分析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一、重温周老学术思想

周立三先生一生坚持地理科学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根据国家不同时期的建设需求和出现的问题，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组织与承担一系列国家或地方重大科研项目，并取得丰硕成果，共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80多篇。他所主持的科研项目曾分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1986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桢野外工作奖，1997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地球科学奖。

1、主持新疆综合考察

50年代中期，周立三先生倡议组织和主持了新疆综合考察，为新疆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先后任考察队副队长、队长，与考察队其他领导和原苏联专家团结合作，认真贯彻国务院决定的考察目的和方向，带领200多名队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地考察，从1956年至1960年踏遍天山南北的90%以上的县市，考察成果堪称新疆科技史上的丰碑，多年来一直是该地区编制经济发展规划和宏观指导生产的重要科学依据。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为贯彻中央将新疆和在西北作为我国下一世纪开发重点的战略，再度组织新疆综考，周先生虽年已七旬仍毅然接受院的委派前往新疆指导考察工作。主编完成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的报告得到很高的评价。

2、开创农业区划研究

周立三先生中国农业区划研究，为我国农业区划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从50年代至80年代，他先后组织和主持各层次的农业区划科研工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60年代初，针对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挫折和存在的诸多问题，他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研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全国农业科技规划的第一项任务。他率先在江苏省开展农业区划试点工作，得到中央领导赞许。“文革”后，周先生又接受并主持了全国农业区划工作，他带领合作者面对现实、破除陈念，尖锐地指出我国农业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为调整中国农业生产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部门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的科学依据。90年代初，周先生已80高龄，还主编完成了《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和实践》专著，对我国农业区划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和系统的总结。

3、开拓国情分析研究新领域

国情分析研究是周立三院士开拓的又一个新领域，此项研究不仅为中央高层次咨询决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国情教育。1987年受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周先生领衔承担国情分析研究的重任，组织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综考会、生态环境中心和系统所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协力攻关，1989年，以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名义发表的《生存与发展》国情研究报告，首次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基本矛盾进行了系统分析，触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引起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此后国情分析小组又连续发表了《开源与节约》、《城市与乡村》和《机遇与挑战》等研究报告。

二、现代地理学的奠基者

周立三先生是我国现代地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的一生中，为筹建南京地理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0年4月，周先生辗转至重庆北碚，参与中国地理研究所筹建工作，历任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解放前夕，周先生被推举为中国地理研究所南京留守负责人。他团结留所科技人员，成功地抵制了国民党当局欲将该所迁往广州和台湾的图谋，为保存新中国地理研究骨干做出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竺可桢先生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53年至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大部分科技人员迁往北京，留下部分科技人员成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1988年现改现名)。周先生先后担任了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审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等职，为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和学科特色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坚持任务带学科，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

周立三先生一贯坚持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理念。周先生认为，无论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国家防卫、民族意识与文化教育建设的诸多方面，地理学只要运用有方，都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987年周老接受了国务院农村研究中心的委托，主持中国国情研究，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了大量精力，确定“生存求发展、发展求生存”的思路，亲自撰写了两万多字的“中国农村国情简要分析”，科学地论证了我国现代化道路只能选定持久战和非传统模式，强调必须建立资源节约和适度消费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在“六五”期间，他得知长江流域水利委员会对1954年大水的再现很感兴趣，立即召集我所的研究人员对这个问题开始研究，经过史料整理和深入分析，得出90年代初太湖流域可能发生大水的结论，周老立即要求研究人员实事求是，由科技处以所里的名义给长江流域水利委员会提交报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事情看似简单平淡，但周老之所以能发现问题，抓住时机，贵在他能时时事事想到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周先生一生承担的多项重大研究，均是针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或是站在国家层面上分析与发现问题，组织有关学科共同开展研究，并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基础上总结提升，发展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2、倡导湖泊和流域综合研究

周立三先生十分重视湖泊与流域结合的综合研究。“六五”攻关项目“太湖流域水土资源及农业发展远景研究”启动之时，周先生在参与讨论时就指出，太湖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利规划涉及的太湖湖泊洪水调蓄和洪水排泄出路问题，迫切需要准确查明流域水资源的变化，必须计算流域不同类型地区地面高程和河网容蓄能力。周先生的建议得到了当时项目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并据此明确了相应专题任务，对湖泊围垦、调蓄能力、圩外水面与低洼地范围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些综合调查与研究成果取得了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并及时提供给水利部门应用，为太湖流域防洪规划和分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高度重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交叉综合研究

周立三先生在科研工作中不断创新，他认为近代地理学研究已进入到了系统科学范畴，力图把自然和人文的事象、景观及其态势和过程作为整体来考察，探索其地区分异规律。而这种高度综合本身就显示了这门科学理论深化的一个趋势。1983年，周先生参加太湖流域规划综合查勘，从地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六点重要建议。他认为太湖流域的水利建设必须考虑江、河、湖的相互制约的关系，涉及面广，问题复杂，既有条条块块的关系，又有自然与经济的关系，乃至城乡关系、工农交通运输关系，综合平衡工作极为复杂。就单纯以“水”而论，不仅有水利问题，还有水产问题、水运问题和水域环境保护问题。因此，综合规划必须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在研究工作中，周先生十分重视区域综合研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求解，比如如何协调人口增长与维护生态环境的关系，如何兼顾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以及如何统筹沿海与内地生产布局的关系等？为地理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用武之地。1983年，周老发表了《太湖地区经济发展面临人口、土地和粮食三大问题的挑战及其对策》一文，从高层次的角度来探讨重大问题，周老的精辟论述与远见卓识，对太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影响。周老的这些研究都反映出周老的学术思想，也奠定了我所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相结合综合研究的鲜明特色。因此，周老不仅在新疆综考、农业区划、国情分析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我国区域地理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注重地图、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在研究中的结合运用

周立三先生十分重视地图学的发展，善于发挥地图学在地理研究中的独特作用。早在1945年，他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就主持完成了四川省经济地图集，特别是剖析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市镇发展模式，有独创的建树。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设置了地图组，60年代开始，周老首先以江苏为试点，开展省、地、县级农业区划的研究， 工作中充分运用地图来分析自然条件、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各部门的特征，反映各种农业区划的研究成果，主编制了“江苏省农业地图集”(1966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省区农业地图集，为农业区划和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也发挥了地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80年代中期，在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所主持编制完成了我国第一本国家专题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专题地图编制专家，推动了地图学的发展与应用。

七十年代末，计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刚传播到中国，周先生就组织科技人员学习应用，并亲自听讲座。1978年5月，周立三先生派我所的年轻科技人员参加了在云南腾冲开展的我国第一次遥感实验，这是周先生又一次重大决策，使我所成为率先成立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研究室的单位之一。我所的第一台遥感仪器——光学密度切割仪也是在周先生的亲自过问和争取下才得以购买。仪器购买之后，周先生又多方挖取人才，逐渐形成了我所的遥感研究队伍。随后，周先生多次派我所青年科学家出国访问、进修，使我所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科学研究有了很大发展。

三、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周立三先生作为一个科学家，对国家建设事业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同时作为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共产党员，始终按照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都起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一身正气，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秉公办事，淡泊名利，两袖清风，生活简朴，堪称“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1、治学严谨、实事求是

周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尤其注重调查研究和收集第一手资料，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早在1979年主持编写《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时，周老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对当时缺乏对我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基本国情的了解、盲目粗放式开发资源的现状，就坚持使用“掠夺式经营”的提法，力图给国人以警示。在1989年10月发表的《生存与发展》第一号国情研究报告中，周老再次使用“掠夺资源的经营方式”这个词形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耕地重用轻养，林地重采轻造，草地超载过牧、水域酷渔滥捕，矿产采富弃贫、采主弃副，首次提出了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的理念，充分反映了周老实事求是、不搞虚假的高尚学风。

2、清正廉洁，淡泊名利

周立三先生一生清正廉洁，淡泊名利。70年代末，周老恢复职务以后，和年轻人一起出差，按照规定给他买了软卧，他知道后却严肃的对同去的人说，“为什么要替我买软卧呢，我和你们一样坐硬卧不是很好吗？大家在一起还可以利用时间讨论工作，再说现在国家科研经费还是很紧，我们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到刀口上，能省的就尽量省”。

他坚持先公后私，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摆在第一位，他常说：“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工作上要以不知足常乐”。每次所里买公债或捐款，周老总是所里的“大户”。他的稿费和奖金全部交公，用周老的话说：“有什么必要的开支就从这里报吧，能不用公款就尽量不要用公款”。周老就是这样舍小家，而处处想着国家、人民的利益。1997年他获得(香港)何梁何利奖金。当接到获奖通知后，周老就立即表示要把奖金捐出来给所里。他说，“先公后私，所里拿大头，我拿小头，我把10万港元献给所里设立奖励基金，奖励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周立三先生去世后，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赠给了所里的图书馆，在他生前和逝世后，一共给所图书馆捐书1865册。周立三先生去世后坚持不要墓地，而是将骨灰撒入长江。周老这一遗愿又一次反映了他的科学家胸怀与对祖国的热爱。

3、悉心关怀，提携后辈

周先生十分注重中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凡中青年科技人员撰写的论文著作，他都认真帮助审阅、修改，他把多次出国的机会让给年轻人，并说，“年轻人精力充沛，可以多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他邀一部分年轻人参加他的专著《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写，实际上他从拟订编写提纲、补充资料到成稿，都逐字逐句修改，定稿，用周老的话来说，让年轻同志参与是为了给他们锻炼机会，周老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所花的精力远远超过他亲自动笔，有时为一份新资料周老不惜跑三楼、四楼亲自送到年轻人手中，感人之深难以言表。凡受到他指教的学生和科技人员都终生难于忘怀。

周先生是学界楷模，对地理科学的贡献是不朽的，他树立的长者风范是永恒的。在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周立三的名字将永远熠熠生辉。他视野开阔、讲究务实的治学态度和气度宽宏、不计个人得失、着力扶持后人的品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时刻怀念周立三先生，他的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