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的讲话，阐明了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包括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就要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科学技术工作的方针、政策、战略、措施、计划和布局，作出了改革科技体制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建立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内的各种科学基金，逐步完善了涵盖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及其产业化、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等3个层次的科技工作战略布局，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科技工作计划，包括“863”计划、攀登计划、“973”计划、火炬计划等等，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央作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进入21世纪，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30年的实践表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拓的科技发展的新路子，引导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开创了全新的局面，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鼓舞了全体人民向科学进军的热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为我国30年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平均每年达到9.5%的增长率，这样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世界奇迹。这里科学技术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蓬勃发展的各种科技工业园区，仅就5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规模，就已达到6万亿元，其中仅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2007年高新技术企业的总收入就达到8600亿元。科技人员兴办的科技型企业则规模更大、分布更广、影响面更宽。

第二，从整体上缩小了和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旧中国，我们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许多产品，例如汽车、飞机都不能生产。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体系，和世界的差距有所缩小。但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我国由于政策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而这个时期国际上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加快了科技进步的步伐，这无形中又拉大了我国和世界科学技术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引进国外的技术入手，以世界先进的技术作为发展起点，加强自主创新，在产业技术和整体科学技术水平方面大大缩小了与国际上的差距。“中国制造”已经遍布世界各大洲。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口的大多仍是中低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还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过渡，出口高端技术产品，这正是下一个30年的光荣使命。

第三，发展和壮大了科技人员队伍。30年前，邓小平提出：“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这句话，前一个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后一个还没有实现。

30年前，科技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国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2004年，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美国为120万，俄罗斯为50万，我国为90万。从总量来看，已经是浩浩荡荡了。不过，从我国13亿人口来看，仍然处于弱势。更重要的是从质量来看，离“一大批世界第一流”要求还差得远。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质量，还必须下很大的工夫。

第四，初步建立了一整套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科技工作方针、政策、体制、战略、策略，推行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科技工作计划，积累了经验。然而，世界在变化，科技在进步，实践在发展，我们的方针、政策、体制、战略、策略，也必须调整和发展，与新时代需求相适应。

我们今天纪念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回顾当时的激动心情，梳理从那个时候以来所产生的变化，评估30年科技工作的成就，决不仅仅是怀旧，而是希望温故而知新，立足在当前，放眼于未来。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在该怎样办？这里提出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解放思想就是破除迷信、实事求是。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之所以成为开拓性的会议，就是因为解放思想，破除了“两个凡是”的迷信，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

今天要使我们的科技事业继续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还要祭起解放思想这个法宝。中国的思想解放比西方要晚几百年，而且很不彻底。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中世纪的枷锁，才有以后的科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这个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从五四运动开始，其中经过延安整风，上世纪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到现在不到100年，而且范围都很小。

第二，要继续理顺、改革和调整体制。影响科学技术顺利发展的体制，涉及方方面面。30年的工作只不过是开了个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就范围来讲，有科技之外的体制，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如行政管理、政府管理)、教育体制，都对科技的发展有强烈的影响，这是科技部门无能为力的。

科技部门内部也有体制问题，就层面来讲，有全国的、地方的和基层的体制；就部门来讲，有军事工业和民用，各产业部门和行业之间，大学、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等等。

从体制上来理顺关系，发挥整体效益，是很长的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些紧迫的、影响全局的环节来研究，加以突破。

第三，树立科学研究和科技工作的新风，是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30年前，邓小平提出，追求表面文章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现在形式主义不但没有制止，而且愈演愈烈，“假大空”不但没杜绝，而且还引来一条新的：废话。“假大空废”，正好发展为“四话”和四个现代化遥相呼应。急功近利之风在科技界颇为盛行，一个博士生导师可以带几十个研究生，而博士生的论文则可以有枪手代笔，而且明码实价。难怪最近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批评说：现在国内发表的学术论文泛滥成灾，大多数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不改变这种坏学风，不树立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的新学风，现代化社会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回顾过去，温故而知新；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重振历史辉煌，必然会遇到空前的挑战。科技界只有用加倍的努力，踏踏实实地工作，才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