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作为中国新时期科技事业发展的里程碑，那么30年后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次伟大的变革？回首这30年中国科技事业的变化，真可谓沧海桑田。如果把郭沫若当年在大会上作的热情洋溢的报告《科学的春天》作为一个时代开始的信号，那么我们今天已经走到了科学的夏天，从各种统计资料中不难发现，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科学大国，在科学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领域都能发现中国人的影子和声音。毫无疑问，中国的科技事业正处于准备起飞的阶段。在欣喜之余，我们有理由追问一下：30年前的《科学的春天》到底解放了什么？它是否还有能力释放刺激一个民族的知识群体从容奔跑的激励信号？替代春天纲领的“夏天纲领”应关注什么？

在笔者看来，这30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进步，首要原因在于，《科学的春天》以明确的信号宣告了从事科技的人的解放，笔者愿意称之为流放者的归来。只要回顾一下不太遥远的历史，就可以清晰地发现，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文革”尤甚)，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上都处于被流放状态。这种流放既有身体的流放也有精神的流放，正是这种群体被流放的状况导致整个科技事业的行动主体处于缺席状态，由此可合理地推测，当时科技事业之所以处于崩溃边缘，也就是这种流放模式下的必然结果。这个时期的特点可以形象地概括为：大写的权力与小写的科学和人的时代，科技事业从业者处于一种身份不明的状态。在这种制度安排模式下，逃离恐惧与寻求身份认同就是从业者的最大渴望，从事科技活动毫无尊严可言，而且有些时候还是很危险的事业；在这种模式下，科技主体的被动缺席，导致科技事业处于一种休克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春天》直接宣告了人的解放，科技人员的身份认同在制度安排层面获得了重新肯定并被固定下来。由此带来了科技群体从缺席状态的旁观者迅速转变为在场状态下的积极参与者，这种明确的制度安排，极大地释放了科技共同体长期积压的热情，正是这种内在原因成就了中国科技事业持续30年的惊人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当时归来的流放者已经进入老年，新一代科技群体已经无法从30年前的信号中再次获得当初的激励机制，至少这个遥远的信号在两代人之间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有很大区别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春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基本理念已经成为人类最基本的普遍价值之一。对于科学的夏天来说，春天纲领已经演变为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在历史中的伟大贡献，毕竟春天的纲领是无法指导夏天的实践的。

一项事业的持续发展仅有主体的在场和归来是不够的，它的解放能力很快就会被释放干净。由于当初改革的不彻底性，整体制度安排在求稳与减少阻力的渐进主义改革模式下，很多与科技事业顺畅发展有关的深层次问题被悬置了，这种被遮蔽的问题愈积愈深，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以及各种力量的盘根错节，原有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越发难以克服。从这个角度考虑，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为归来者与后来的参与者提供新的激励机制，让他们能够从容地栖居。在制度安排层面上应该创造一种环境，即实现小写的权力与大写的人的局面。当下科技体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肆意宰制科学与人，科学场域已经蜕变为一种权力与利益交换的场所。在这种权力游戏的侵蚀下，科学与从事科学的人，不可救药地陷入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艰难泅渡，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在科技的春天之后避免只开花不结果的局面，应该坚决削减权力的恶意渗透，真正让从事科技的人从容地栖居，这就是科学的“夏天纲领”亟须解决的问题。

正如市场应遵循市场规律一样，科技事业的发展也应该遵循科技发展的规律。从这个角度上说，让泛滥的权力从科学场域内退出，让从事科学的人能够从容地栖居就是30年后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最好答案。毕竟我们始终相信：让上帝的归上帝，让恺撒的归恺撒!发展科技事业也是如此。(作者为中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