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记忆，一定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朱永行也不例外。

    朱永行自1954年开始从事国际科技合作工作，至1991年退休，整整38年。在他的记忆当中，1978年之前，我国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虽遭受“文革”灾难，却未中断过，这为解放思想以及后来制定“改革开放”国策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

    与前苏联的科技合作中止

    从1954年参加工作，朱永行先后在原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科院外事局从事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工作。当时与我国有国际科技合作的大国是苏联。

    1964年，朱永行被派驻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任科技组组长，全组共3个人。

    是年，苏联对中国的156个项目中的122项重大科技合作工作停止执行。中苏关系已经进入低潮。

    在莫斯科，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外出，常被大个子苏联警察拍照、记车号，并打电话给沿途的警察跟踪盯梢。

    尽管如此，朱永行与科技组的另两位工作人员尹寿山、嵇溥礼一起，通过公开合法的手段，到书店、出版社大量购买并搜集对国内各科技工业部门有用的科技图书、学术刊物以及报刊文章、资料与信息(如专利、公告)。数量列驻外机构之首。

    “我们公开合法地来获取信息，他们(指苏方政府)也拿我们没办法。”今年78岁的朱永行对记者谈及此事，带着淡淡的得意的笑容。

    1965年，中国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人员(15人左右)全部撤回，在当时的这项合作工作中，我国每年要向苏联缴纳约300万卢布。但由于对方在科研方面设置了重重限制，这一合作最终破裂。

    来自国际的政治关注度

    1966年起，我国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被大规模召回，回国参加运动。“许多驻外使馆只剩几个留守人员”，朱永行说，回国后，“晚上必须参加运动，在一个大房子里，大使们坐在椅子上，集中在一个角落。我们没椅子坐，蹲在一个角落。造反派高高在上，与我们和大使面对面坐着，对我们进行‘教育’和批斗”。

    朱永行介绍，中国自古在世界上有长久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仍受到了许多关注，许多人希望了解中国。但是，除与苏联关系紧张，我国与欧美许多大国的外交关系当时尚未确立，科技交流与合作极少。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国外媒体进行了报道，到处都在谈论中国的“革命”、“红卫兵”、“小红书”。从中国回去的老外，还臂戴“红卫兵”袖章，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帽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中国的“革命”。

    1966年10月，经中宣部批准出口的《毛主席语录》(以下简称《语录》)，仅8个月时间，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24国就自行翻译出版了40多种版本。日本从1966年11月～1967年3月，也是在《语录》内部发行时期，就翻译出版了4种日文版《语录》近30万册。瑞典从1967年到1969年印行了6版《语录》。《语录》迅速成为“20世纪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国内外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

    然而，记者查阅资料发现，1966年至1971年的这段时间，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大片留白，基本处于搁浅状态。

    推进“科技外交”

    1971年，“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之作。而来自中央高层及科技界内部的对外交流的渴望，也为科技合作提供了那个时代相对宽松的环境。

    这年，朱永行被调到中科院外事局工作。受“乒乓外交”的启发，他想在“科技外交”方面做些工作。在外交部等部门的支持下，他极力推动开展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与科学合作，1971年到1985年间，先后邀请和接待大量的外国知名科学家和在国外工作的华人科学家来我国访问交流，如英国的李约瑟，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霍奇金女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等。特别是高能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对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学术上的交流促进了外交关系的改善。

    1974年，丁肇中访问北京，被邀请到中科院参观，由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会见并宴请。“他看上去很高兴!”朱永行说。

    参观完回美国后，丁肇中来信提出，中国可派一些年轻的实验物理访问学者到他所在的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边学习边工作。以后不久，以高能物理所为主，我国向该中心丁肇中实验组派遣了10余人，回国后大多在中科院高能所担任重要工作。

    同年，中科院准备向欧洲派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科学代表团，由周培源教授担任团长，朱永行担任副团长。这遭到了叶群的反对，她以运动为名，试图阻止周培源成行，或只能让他当副团长。

    “周总理在这类事件中挑了很大担子。”朱永行说，他与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说明周培源德高望重，是国内外知名的教育家、科学家，英语也很好，是代表团团长的不二人选。第二天早晨，周总理办公室就回过电话，代表团顺利成行。

    代表团访问了瑞士、联邦德国和法国的著名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公司，得到热情接待，并受法国外交部邀请于7月14日观看了法国的国庆阅兵式。

    随后，中科院与三国的官方科研机构和大学达成协议，开展了频繁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如1975年中科院与西德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达成协议，以月为单位，定期互派科研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学术交流、实地考察、进修和访问，每年互派240人。除往返国际旅费外，中方在德期间生活费用也由德方支付。

    对代表团的报道不断传到国内。“那一年我们上《人民日报》的次数没有100次也有50次。”朱永行感到，这在无形中给那场运动吹进了又一缕新鲜的空气。

    “回国后，好多人跟我说想来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内部的造反派想把我挤走，不过他们没有得逞。”朱永行笑着说。

    回顾这些努力，朱永行最大的感慨是，在政治动荡年代，所幸仍有一批清醒的领导人和科研工作者，看到了科技的力量，为科技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当时良好的运作环境，保证了国际科技合作没有中断。科学内在的开放性给政治吹进了一缕春风，动荡的年代终于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