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隆隆脚步，中国科学家就开始了科学考察的卓越实践。5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以青藏高原为目标的大规模科学考察，得到了政府部门和国家科研组织多渠道的、稳定持续的支持，科学工作对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和睦的巨大促进作用，人类对青藏高原认识的深化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在最近几年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为先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青藏高原研究以翔实的数据资料积累、丰硕创新的科研成果和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博得了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瞩目。同时，青藏高原研究队伍也以昂扬奋发的团队风貌、代际传承的文化内涵熔炼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成为中国科技界队伍建设的一个缩影。

10月21日，中国科学院庆祝青藏高原考察30年纪念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几代科学家一起隆重纪念这个令人难忘的事件。当年的战友们也将相聚在一起，缅怀那段弥足珍贵的历史；今天的接班人也将感受着前辈的情怀，呈献出自己心血凝聚的硕果。30年前那个发端的时刻，发生过一些怎样的故事？30年后，在这个承上启下的时间截点，人们以怎样的情怀回顾当年、面向未来？近日，我们采访了几位这支队伍不同时段的领军人物和科学顾问，他们的所思所想构成了我们这一组文章的主题：关注环境 发展科学。

刘东生：关注环境 情之所致

86岁的刘东生院士以跨越时空的深邃目光和对科学、对人生的深刻见解，阐释了他对青藏高原研究的认识和理解。

国家目标 一脉相传

刘东生院士参与青藏高原研究始自1959年。1964年他又主动请缨参加了由施雅风先生领导的希夏邦玛峰考察队。当时，中国科学院已致力于国家科学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竺可桢副院长明确主张把青藏高原考察、极地考察纳入科学远景规划，还准备邀请李约瑟等著名外国科学家来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科学讨论会。当时有些其他学科的人不理解，询问竺老为什麽花那麽多钱，跑那麽远去搞这些考察，它的意义何在。竺老说，区域研究的国际意义值得重视。当时国际上开展的地球物理年我国没法参加，也没有发言权，原因是一些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我们没有数据。我们需要用青藏高原研究这样的工作带动综合性的学科发展，包括地质、地理、气象、生物以及人文学科等。

后来，刘东生院士以队长的身份领导了1966年至1968年开展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由于文化大革命，这支队伍后来就散掉了。1969年，他转战黄土高原，1970、1971年，他参加了东北克山病水土病因研究，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县政府招待所，他们迎来了1971年那个多雪的冬天。

一天半夜，刚从北京回来的李士荣同志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是一份周总理邀请的日本环境记者的报告记录稿，文章很长，大家争相传阅着，这份东西使大家看到了国际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坚定了同志们致力于环境研究的决心。1972年，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和邓小平、聂荣臻副总理“把青藏高原研究进行下去，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科学地位”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科技人员的士气，大家的心情都非常类似，都特别想工作，尤其是一批富于朝气的年轻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于1973年成立了青藏队。刘东生院士说，30年来，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青藏高原研究这样一项有组织、有系统、有规模的科学考察工作，我想有三个因素是特别重要的：一是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目标，那就是青藏高原，从自然科学的不同角度去认识青藏高原。二是有一批人才。一大批新中国培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在青藏高原研究的不同阶段担当起了重任。使这项工作能够在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在一定的专业水平上延续下来。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丰富着青藏高原研究的成果。三是有效的组织工作。这一点在这样大规模的科考工作中是太重要了。孙鸿烈、郑度等组织者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刘东生先生认为，这三点之所以如此重要，可以从140年前林肯总统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得到启示。当时，林肯总统要求国会修改宪法，以有利于解放黑奴。他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第一位的是它的领土；第二位的是它的人民；第三位的是它的法律。对于领土来说，我们可能一代人一代人会过去，但是领土是不会变的，不应该南北分裂。对于人民来说，人民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无论他的种族和肤色。而法律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刘东生说，有效的组织工作就像法律一样，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传承着科学的、文化的传统。当然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融入新的要素，这就叫与时俱进。30年发展得太快了，我们研究的对象没变，它还在那里存在着，而我们对青藏高原的认识已经比原来深化了许多。原来认为它是固定的，后来，有证据证明它是不断隆起的，现在，丁林等年轻科学家又提出了高原垮塌的理论。在科技人员看来，青藏高原是活的，是不断变化的，是有生命力的。我们从最初的填补空白，到提出隆升缝合理论，到国内外多种形成演变模式争鸣，青藏高原已经成为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研究的理论宝库。

刘东生院士最关心的是在知识创新工程中诞生的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进展情况。希冀它不光是一个科研实体，而且继续承担起组织国内外科学家的、开放流动的、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国家席位的科学机构，在新世纪得到更好的发展。

迎接地球科学的“文艺复兴”

在经历了中世纪长达500年的黑暗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什麽会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发源？明年，第37届国际地质大会将在那里召开。会议的命题已经在2000年在巴西召开的第36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出。现在，地质学已经不像200多年前的地质大发现时期那样兴盛了。这是因为人们对矿物资源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填补空白的未知领域越来越少，科学的新发现已经不是太容易了。然而，人们与自然的相对关系却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自然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东道主的巴西科学家提出，假如第三世界国家也像美国人那样用能源、用水、用资源，那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谁给他们这个权力成倍地享用属于全人类的资源呢？科学家认为，地质学必须找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道路，使自然得到可持续的利用。自然科学家必须和社会学家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法律等视角科学地认识当代世界。

刘东生院士认为，矿产资源是地质学的永恒的重要课题，环境科学无疑是当代地质学振兴的突破口。他说，中国地质学经历过上世纪30年代的地质大发现时期，诞生了李四光、赵亚曾、杨锺健、裴文中、黄汲清等地质大师。50年代以来，中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又成就了朱显谟、罗来兴等，他们为恢复黄土高原的植被，制止水土流失奋斗了一生。90年代，张新时院士等在西部地区做了广泛的考察，积极呼吁国家采取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朱鎔基总理在任时采纳了这一建议，这几年黄土高原植被的恢复已经看出了效果。这说明科学家的积极建议变成了国家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广大农民正在逐步脱离原始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大量的年轻农民在寻找出路。当他们逐步脱离了土地，成为城市的主人，中国的情况就将发生更大的变化。科学家有责任向他们普及科学知识，向领导提供政策建议。信息化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再也不可能单纯坐在“象牙塔”里边进行了。科学和科学家正在对社会施加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刘东生院士相信，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青藏高原无疑是最有前途的地区。西藏人民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理念，他们长期形成的适应自然的生活传统都构成了一种朴素的和谐。我们的科考工作要让当地政府满意，让西藏人民满意，让西藏得到长期、稳定和持续的发展。

郑度：保持人类理性 还环境以价值

郑度院士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规划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的首席科学家。他在采访中首先谈到科学群体对自身成长的重要作用。

科学团体 成就人才

1958年，郑度院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刚来中国科学院之初在新疆干旱区的工作，使他见识了与华南地区截然不同的自然地理景观。他知道，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异是水分热量条件不同造成的。自然区划工作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规律性的认识用来指导实践。1966年开展的珠峰考察，使郑度得以从自然垂直分带规律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年轻而且正在强烈隆起的世界最高峰。野外工作结束了，考察队领导提出，要通过总结，使野外获得的认识得到深化。每年的总结都是各学科交流、启发、升华的重要阶段，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郑度认为，60年代的工作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这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水平、科学研究程度决定的。我们的工作只能在几个点上展开。当时，地质方面常承法提出了板块缝合带理论，这在国际上都是普遍承认的。在总结的基础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8年规划的大目标得以确立。1973年，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牢记着周总理的嘱托，中国科学院再次组队进行青藏高原考察，这次是按科学问题组织队伍，最初队伍不太大，但是很精干。从这个起点开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同的学科组工作在不同地区。李吉均、张林源的冰川组和他自己所在的自然地理组在当地驻军和民工的帮助下，翻越了阿扎冰川，那里现代冰川末端伸入常绿阔叶林带，考察队的营地就扎在铁杉林下。当时考察队成员有云南分院的武素功、昆明林学院的李文华，还有西藏林业局的同志。后来队伍逐渐扩大，又吸收了高校的力量。这支队伍一直是开放的，吸收国内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参加。从1976年，考察队的工作在更大的范围铺开，更加注重基础资料的积累和学科的条理化。70年后期，我们对青藏高原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探讨青藏高原的隆起时代，逐步获得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在1980年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科学家的发言使到会的外国科学家耳目一新，显示了中国科学界的实力。此后的20年，青藏队挥师横断山，探查喀喇昆仑、可可西里，足迹遍布整个青藏高原。他们的队伍中，吸收了来自发达国家和许多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青藏高原已经成为国际地球科学家和宏观生物学家争相朝圣的地方，而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也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普遍承认。他觉得一个好的科学团体是一个培养人的熔炉。野外考察需要面对很多危险，需要同志们共同面对，无论是科研人员、司机还是民工。这些年，青藏队一步一个脚印地圆满完成了青藏高原考察这样一个国家项目，说明这支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这种团队精神是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结合，而每个人也能在这样的团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环境伦理 更高层次的道德观

他认为，对科学规律认识得越深，越能自觉地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甚至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提高人类的环境伦理素质，理智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他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狩猎和采集时期，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为依赖和适应；人类是自然的奴隶，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农业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它的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也在区域尺度上受到自然界的惩罚，如古代部分文明的衰落(美索不达米亚、古罗马、古希腊、古丝绸之路)。

在工业化阶段，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提高，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增强，又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人定胜天”的思潮以及“人类中心论”等占主导。人类以自然的主人自居，由于片面地按照人类的主观意志或需求去改造自然，往往违背客观规律，酿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苦果。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断得到回应和报复。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如苏联在中亚的大规模垦殖，美国对中部大草原的开发，中国农牧交错带的不合理利用等。

在工业化后期全球环境问题突出，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潜在性，许多全球环境问题在20世纪初还未能被人们所普遍认识和关注。20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问题开始凸现。针对气候变化、臭氧层减薄、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荒漠化等问题，已制订有关国际公约，开展合作。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严重影响生态安全，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开始对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严酷的现实要求人们冷静地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总结传统发展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寻求发展的新模式，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感。

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责任

郑度院士谈到，科学家群体对自然的认识，对人类家园的忧患意识较强，有责任做好宣传、普及和教育工作，让决策者、社会公众认识自然、尊重自然、护育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科学研究活动，包括评审、评估研究项目等，应当考虑环境的影响问题。

领导决策部门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往往存在功利主义；普通百姓为了生存，认识不到其某些活动可能导致环境恶化。科学家应从中立角度，根据客观规律，做到实事求是，讲真话。政府管理、市场运作、道德规范可以互相协调补充。企业、地方政府的行为应从人本主义角度，注意社会的成本和代价，社会利益优于企业，勿滥用非再生资源，抵制“消费主义”的影响。从自然主义角度，应重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慎对脆弱环境，尊重生命、尊重物种、尊重自然等。涉及利用、改造自然的工程，要有评审和评估。

当前存在的问题如：有的地区以发展为由，将环境问题置于不顾；在西部开发中，将污染产业向西部转移，生态建设中违背自然地带规律常识等。我们应当评估已有的工程项目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和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环境伦理道德的研究、教育和相应的制度建设工作。

政府决策部门可能会受科学家的影响，重视科学家的意见。环境道德涉及的领域很广，如提出节制生育、节约资源、生态修复、环境整治、清洁生产、减少污染、适度发展、合理消费、护育自然等具体的行为规范。要重视宣传普及，提高公民的环境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