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是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时代，新的发现和发明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对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学技术是在人类共同努力、相互交流中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今天，学科之间渗透日益扩展，使科学技术领域日益扩大，研究开发向纵深发展，使得一些大科学研究项目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环境、大气、海洋等领域的深入研究，都需要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虽然在国际关系中的科技活动是既有合作又有竞争，但是由于国际科技合作对人类社会进步有利，对合作各方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有利，因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纷纷采取有力措施，支持本国科技人员参与国际合作，并吸引外国专家、学者参与本国的科研和技术开发工作。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的机构，无论数量、类型及所在地点，都在显著增加。为了解各国国际科技合作的情况，我们对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的国际科研合作执行机构进行了调研，分析和探讨了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类型与功能、管理机制与经费来源以及职能与作用，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类型与功能。

调研结果表明，各国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一般分为单边国际化研究机构、双边合作研究机构及多边合作研究机构三大类。单边国际化研究机构主要是以本国为主建立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大量招聘外国研究人员，经费来源也主要来自本国政府预算或国内其他渠道。双边合作研究机构即两国共同建立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参加人员以两国研究人员为主，成果共享。这种情况往往是一方欲以科研经费的支持换取另一方的优势研究资源才会形成双边合作，因此对研究经费承担义务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多边合作研究机构即多国共同建设的合作研究机构，其目的往往是希望集中多国的研究资金和资源，从而完成一国难以实施的研究工作。

第二，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管理机制与经费来源。

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管理机制

世界各国往往因为国情及合作机构的目的与类型不同，造成其国际科技合作机构的管理机制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国际科技合作机构的管理机制更多地取决于该机构创建国(可能是一国、两国或多国)建立该机构的目的(如，利用国际科研人力、资金、资源；培养某国家或区域研究力量；推动某领域的研究进展或传播相关科研信息等)。这也是在建立新的国际科技合作机构时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是吸引国际科研人才。作为国际化研究机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是美国政府重点支持的生物医学研究核心机构，也是该领域在全世界最为知名的研究机构。NIH在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和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NIH仍非常重视与国际科学界的联系。过去20年，NIH对国际合作的投资一直占其总支出的1.5~2%，是美国政府在国际生物医学研究合作方面投资最多的研究机构。NIH的国际合作主要是为了利用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人才来完成美国自己的健康研究使命。为此，NIH不仅资助国外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从事生物医学研究，还大力促进生物医学研究的交流与合作。1999年，NIH约有15600名雇员，其中外国学者就达2000名之多。

NIH将国际科技合作活动分为两类：研究资助(包括研究项目和合同)及直接针对的科学家资助，而且实施双线管理的方式。虽然，NIH的大多数国际科技合作活动最终是由NIH下属的研究机构实施的。但是，NIH的John E. Fogarty健康科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FIC)却在总体上负责制定NIH的国际合作政策和程序，协调NIH的国际合作活动，并且FIC还直接管理着少部分不适合NIH单一研究所进行管理的国际合作项目。FIC还建立了评价NIH国际合作项目投资收益的方法框架，进一步细化了国际合作的管理制度。

同样，为了吸引外国科研人才，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脑科学研究中心(BSI)也采取了开放式的国际化研究体制，积极引进外国研究人员，现在BSI有61名外国研究员(包括20多个国家)，其中研究室主任或组长5人。因为这种状况，不仅在会话、而且研讨及会议等场合英语成为了公共用语。

BSI中心是以标准的研究小组负责人、研究员、技术人员、助手组成。一个小组10人左右。组长及研究员实行聘任制。优秀的研究人员通过学术委员会审查、评价后决定其聘任期年限。技术人员和助手任期没有期限。

二是利用外国科研资源。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日本理化研究所——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RIKEN-BNL)。1997年4月，日本理化研究所出资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立RIKEN-BNL研究中心，其目的是加强与美国在高能物理和对撞机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研究，从而借助美国的先进研究环境为日本培养相关方面的青年科学家。

该研究中心是典型的一方出资、双方受益的机构，日本理化研究所除向RIKEN-BNL研究中心提供经费外，还要负责RIKEN-BNL研究中心的主要管理任务。虽然RIKEN-BNL的主任是美籍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博士，但是“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助理和4名行政管理人员都是日本人。此外，4名日常事务秘书是日、美各2名。而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主要负责每年都在布鲁克海文的年度项目规划中明确提出RIKEN-BNL研究中心承担的部分，将若干研究和实验项目分配给RIKEN-BNL研究中心的日方科学家独立进行，从而满足了日方希望培养其青年科学家的目的。此外，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对日方人员的生活都给予细心的照顾，从住宿、饮食、医疗，甚至理发方面都已为日方人员联系确定了价格便宜的指定服务机构。

三是集中各国资金推动某领域的研究进展。冯·劳埃和郎之万研究所(ILL)是世界领先的中子科学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ILL由三个创建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共同管理。ILL由筹划指导委员会主管，委员们每年开两次会议。委员由各合作国的代表组成。按照合作协议，筹划指导委员会有权对ILL的运行和投资战略做出最后的决定。ILL有一位主任和两位副主任来自不同的国家，一般任期为5年。主任大体上由德国或英国委派。两个副主任分别负责科学部和项目与技术部。ILL的行政主管也有任期的限制，但反应堆主管是一个长期的职位。以上5个人共同负责ILL的日常管理。一个由来自各个国家的17位科学家组成的科学理事会向主任提供ILL科学发展方向方面的咨询、仪器设备配置建议，以及评估ILL的科技产出。此外还有行政问题小组委员会，设备小组委员会等。

而欧洲同步加速器中心的任务是建立和管理欧洲加速器辐射装置，并为参加国的科学家进行凝聚物质研究提供同步加速器辐射装置。其组织机构和预算管理委员会由成员国政府以及参与合作国家的研究组织的代表组成，负责确定总的方针和政策，监督该研究中心的业务活动，并对科学计划和预算做出决定。

目前，欧洲同步辐射加速器研究中心拥有科研及辅助人员560人，常年在此做实验的科学家人数维持在3500人左右。每年在该研究中心加速器上完成的实验项目约有5000多个。通常情况下，实验室会聘请实验室以外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和筛选，这样的评选每年进行两次；申请项目的截至日期分别是3月1日和9月1日。每年申请前来做实验的科学家多达6000人；然而，大约只有2000人能获准前往该中心利用同步辐射加速器进行各种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一旦入选(每个项目限3人参加)，投资国的科学家在这里做实验的所有费用(包括国际旅费、在格勒诺贝尔市的吃、住、行以及实验费用等——均需执行该研究中心确定的标准)全部由实验室提供；非投资国的科学家则可以免费在这里做实验，“免费”的前提是，实验结果——论文必须公开发表。目前世界各地共有50多台同步加速器，而这里是发表论文最多的地方。企业也可申请在这里做实验，但因为企业实验的结果是保密的，所以获准进行实验的企业必须全额付费。

另一种情况的代表是多国疟疾研究计划(MIM)，MIM是有关疟疾研究的最大的国际科学合作组织，于1997年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起建立。其参加者包括挪威、瑞典、日本、法国、美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一些建立在非洲和欧洲的相关研究所则以机构的身份参加。由于MIM的发起机构是NIH，所以MIM的领导和执行机构都建立在NIH。首先，MIM的领导机构——秘书处，设立在NIH的国际研究中心——John E.Fogarty健康科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FIC)，目前有5名成员。其次，MIM的项目机构审核和资助机构——MIM/TDR的办事处设立在NIH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它负责具体审核MIM的研究战略，确定具体的资助强度和资助对象。1998年以来，MIM/TDR已经资助23项国际疟疾研究项目。MIM/TDR的主要部门是一个国际疟疾计划的工作组，其成员来自MIM的各主要资助机构，资助份额越大，成员比例越大。目前，该工作组有11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和6名在NIAID办公的常务秘书。该工作组定期在世界各地召开会议讨论新的研究资助项目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的执行情况，该机构实际是MIM的项目资助和管理机构。最重要的是，疟疾研究和参考试剂资源中心(MR4)建立在NIH的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它是多国疟疾研究计划(MIM)的研究中心，负责协调世界上其他参与疟疾研究、控制和相关开发的机构。1997 年11月，MIM组织了一个国际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来监督MR4的运行、财务和培训，而且负责与疟疾研究界的联系。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名为咨询，实际上有很大推荐和决策权力。委员会成员均由外部聘任，任期3年，最早的成员是由疟疾国际会议推荐、FIC批准的；后来的部分成员是由国际疟疾研究界和将离任的委员推荐，并由FIC批准的。目前该委员会的成员有13人，包括巴西、澳大利亚、瑞士、荷兰各一人，美国9人。

原则上，全球所有从事疟疾研究的组织和科学家个人，特别是来自MIM成员国的组织和科学家都可以免费(但是一般不包括试剂及文献的邮寄费用及参加会议的开支)利用MR4中心提供的各项服务，但是MR4有一整套严格的管理程序：

首先，MR4服务的使用者必须在MR4中心进行注册，各国从事疟疾研究的组织和科学家可以在互联网上的MR4站点(www.malaria.mr4.org)填写MR4注册申请表，MR4中心在收到申请表后通过与FIC的MIM秘书处进行核实，即可确认使用者的注册，每次注册的有效期为5年，5年后需重新确认。一般来说，使用者的注册时间越长，则越有可能获得各种服务。

其次，获得注册的使用者在获取MR4中心提供的每一项服务(如，获得试剂、进行试验、获得培训、获得文献等)时，仍需向MR4中心提出申请，在申请表中必需说明研究者获取此项服务的目的和具体操作程序，以便由MR4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来确认申请的合理性，以及是否批准提供该项服务。

另外，MR4中心在其站点上及时公布其将要举办的有关学术会议、培训、全球活动以及试剂和研究文献目录等信息。如果研究者希望参加MR4的学术会议、全球活动，虽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申请——批准程序，但也必需事先向MR4中心进行报备。

MR4采取如此严格的操作程序，主要还是因为资源有限，避免无效的浪费。MR4的经费属于FIC为MIM拨出的日常费用，每年拨款包括在NIAID的预算中。MR4的成员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MR4针对特定的试剂或研究内容不定期在全球范围进行外聘，来NIAID工作的各工作组成员，另一部分是MR4的常务办公人员，实际上是由NIAID内部各部门的研究和工作人员来兼职。

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经费来源

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经费来源一般是基于“谁建立谁支持”的原则，因此根据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创建类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单边机构。这是一种很典型的，主要由创建机构进行拨款的方式。过去2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国际合作的投资一直占其总支出的1.5~2%，是美国政府在国际生物医学研究合作方面投资最多的研究机构。1999年，NIH用于国际活动的支出为2.724亿美元，占NIH总预算156亿美元的1.7%，其中1.486亿美元用于研究资助；1.087亿美元用于科学家资助。而NIH的国际研究中心——John E. Fogarty健康科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FIC)在2001年直接获得NIH 5048.2万美元的拨款。

日本脑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经费逐年获得增长，也基本是由日本政府通过日本理化研究所拨款的(单位：亿日元)。

二是双边机构。双边合作研究机构由于往往是一方欲以提供科研经费来换取另一方的优势研究资源才会形成双边合作，因此研究经费承担义务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

RIKEN-BNL联合研究中心是典型的一方出资、双方受益的机构，日本理化研究所每年为RIKEN-BNL研究中心提供200万美元研究经费，并且一次投资180万美元为RIKEN-BNL研究中心建设了一台大型计算机，从而获取了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提供的相应场地和设备使用权。此外，1995-1997年日本理化研究所向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提供过2000万美元的资助。研究人员的工资则由人员的派出方——日本理化研究所提供。

三是多边机构。多边合作研究机构一般是由多国或国际机构共同投资，以集中研究资金和资源，完成一国无法进行的研究工作。冯·劳埃和郎之万研究所(ILL)由法国、德国和英国每年提供超过6千万欧元的运行费用，其它6个参与合作的国家——奥地利、捷克、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和瑞士——也提供部分资金。另外，这9个国家也为本国的优先领域项目提供资金。法国、德国和英国也负责ILL的所有债务与最终的“退役”成本。

2002年ILL的收入、支出及购买分配情况：法国、德国和英国共提供了5020万欧元，占约83.67%，其它合作者提供了860万欧元，占4.33%，ILL自己收入约120万欧元，占2%，共计6000万欧元。在支出中，人员工资占53.33%，为3200万欧元；运行成本占16.17%，为970万欧元；设备花费占14.17%，为850万欧元。1601万欧元购买经费的执行情况为法国占68.46%，为1096万欧元；德国7.07%，113万欧元；英国9.13%，146万欧元；其他15.37%，246万欧元。

而欧洲同步加速器中心由于是由欧洲17个国家投资建设的，其运行的年度预算由17个国家按照协议规定的权限共同负担，其中法国负担27.5% ，德国(DESY)25.5% ，意大利15%，英国14%，西班牙4% ，瑞士、比利时和荷兰4%，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6%；其余的4%由以下国家提供：葡萄牙1%，以色列1%，奥地利1%，捷克0.38%，匈牙利0.2%。

目前，多国疟疾研究计划(MIM)的主要资助者是美国的NIH、英国的医药研究理事会、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此外，由于MIM是一个国际科研合作组织，所以其很多资助活动是通过世界银行进行拨款的。MIM的研究项目资助数额已经由1995年的8500万增加到2000年的1亿美元。

第三，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的职能与作用。

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在促进国家科技整体水平提升的进程中，在培养和凝聚高级人才的进程中、在产出重要研究成果的进程中、在研究开发国际化、促进国家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进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任务。

一是在与国家目标相关的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确立自己的地位与作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各国在规划R&D活动中，纷纷制定了相关的科技政策，而发展合作研究的政策重点正是如何更好地为国家目标服务。对澳大利亚来说，还没有哪一个其他国家使用的方法比CRC计划能更有效地解决国家创新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科技资源分散于各研究机构中，在地理位置上也不集中；科技资助方式也不利于建立大规模的多学科的研究队伍；大学及研究所和其他政府研究机构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于社会的能力有限；提供给学生学习经验的机会有限；同样研究人员与学生交流机会也很少。这些存在的问题不仅得到科学家的重视，而且得到了澳大利亚总理和政府的重视。

澳大利亚科学家认识到建立研究者与应用者之间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希望创建一种新型的研究合作机构，这种结构既可以加强研究队伍，又可以加强研究者与应用者之间的联系，采取研究中心的形式，从不同的单位吸收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的应用者组成，具有适当的规模和组合，选择恰当的地点，形成一个真正的有持续影响力的研究中心。在这个研究中心中，研究者主要从事较长期的战略研究，从研究工作开始，研究成果的应用者主要从事开发和应用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家希望这种中心的存在能够证明包括研究者、应用者和社会在内的大合作的优越性，同时通过加强全澳的研究发展力量、科研资金以及科技领导，并在以往薄弱的地方取得显著成效。

科学家创建这样一种合作中心的计划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批准。1990年澳大利亚政府批准合作研究中心计划，当年拨款1亿澳元给50个合作研究中心，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有200万澳元的财政支持。此外，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还从大学、研究所、企业得到大约200万澳元的科研经费。

最初的合作研究中心评选是在1991年，随后每两年进行一轮，已经进行了7轮评审，先后建立了123个合作中心。目前仍在运行的有63个合作中心，每年财政经费达1.3澳元，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政府CRC计划资助，其余三分之二为参与单位提供。到目前为止，CRC的总支出约为58亿澳元，其中政府提供20澳元，参与机构提供38亿澳元(其中大学13亿4500万，企业10亿7800万，联邦科工组织8亿2600万，其他国家研究机构2亿7300万)。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更好地认识CRC计划的有效性，在1995年、1998年分别组织了两次该计划的总体评价。1998年所进行的总体评价的主要结论是：CRC在国家创新系统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合作中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加强研究机构之间以及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使国家在R&D的投入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调查显示，合作研究中心在连接国家研究机构、高等教育机构和企业、技术使用者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1998年参加CRC计划的有250多家本地和国际的大公司，61个州政府机构，35所大学，24个联邦科工组织的研究所，8个其他联邦政府研究机构，8个乡村研究与开发公司以及国外研究机构。合作研究中心吸引了各国许多优秀的研究人员为澳大利亚的科技发展服务，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合作中心既是人才的聚集地，又是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从世界各国借脑促进本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范例。

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联合研究计划，是欧洲第一批合作机构之一，目前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光辉典范。CERN主要担负物质的基本结构及其基本相互作用的研究，目前，世界上的高能物理实验约有一半是在CERN完成的。到1999年，其参与国数量达到了20个，使之成为有600多名优秀高能物理学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的高能物理实验组。当前，在CERN工作的3000余位科研人员，分别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研究机构。

目前，欧洲核子中心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原子加速器——强子对撞机。这一新的大型加速器将被用于在实验室环境中重现宇宙大爆炸后的瞬间，从而帮助研究人员建立宇宙形成最初几秒钟模型。强子对撞机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预计将于2005年建成投入运转，估计耗资60亿美元。科学家认为，随着一系列包括探测器和加速器等研究工具的投入使用，人们将进一步揭开反物质之谜。

二是国际科技合作机构成为多重产出重要科研成果的基地。调查表明，国际科技合作被证明是一项对产出作出重要贡献的活动。合作研究最显著的结果是对科学知识的贡献以及促进知识进展与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价值的运用。如1995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在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反物质——反氢原子，揭开了人类研制反物质的新篇章。此后，在实验室中制造反物质的工作受到很多科学家的高度重视。2000年8月10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用于制造反物质的反质子减速器投入使用。在世界各地9个研究所、39名科学家的通力合作下，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同年9月18日已成功制造出约5万个低能量状态的反氢原子，这是人类首次在受控条件下大批量制造反物质。在本次试验中，科学家对粒子减速、进行“冷却”，最终成功制造出了大量的反氢原子。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说，这是反物质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科学家们在欧洲同步辐射加速器中心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至今，世界上90%的生物大分子结构是通过这种同步辐射光了解的。因此，在目前非常红火的功能蛋白学研究中，欧洲同步辐射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生成的光线能帮助科学家了解蛋白的结构、功能及相互作用情况。为此，从2003年开始，欧洲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已经与毗邻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以研究生物分子结构见长)、ILL研究所(世界最重要的中子源产生地)、结构生物学研究所(法国最著名的结构生物学研究所之一，专家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一起，结成了结构生物学研究伙伴，专门研究用于医学目的的蛋白质的结构。因此，欧洲同步辐射加速器被科学家誉为“科学的神灯”。

国际科技合作的成果公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以论文形式发表是主要形式之一。例如，ILL每年大约发表600篇论文。按照ILL每年6000万欧元预算来计算，获得每篇论文的花费平均约为10万欧元。2002年ILL的研究人员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了378篇论文，51篇会议文献。欧洲同步辐射加速器中心也是发表高质量论文最多的地方，2001-2002年共发表论文1272篇。

三是国际科技合作机构成为培养和凝集人才的据点。科学研究的成败关键在于人才。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长期专心致志探索的创造性的活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渊博的科学知识、活跃的科学思维和高度的献身精神。科学史许多伟大定理和发现都是以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许多学科的形成都是大科学家起到了核心作用。出色的科研领导人还可以带动和影响一批人，形成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群体或学派，在某一研究领域不断作出重大发现。例如，在量子力学的发展中卢瑟培养出波尔等出色的人才，而波尔又带动和影响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可以说，没有优秀人才就没有科学的发展，没有优秀人才的交流与合作也不可能作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与国际同行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是科学研究工作者取得高水平成果的基本保证，保持科学人才的国际化开放和流动是任何研究组织、地区和国家赢得国际科学竞争和获得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利益的基本保证。而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正在积极发挥着培养和凝聚人才的作用。

建立开放性研究环境。如ILL固定人员427人，其中包括70名科学家, 约20名博士研究生，200多位技术人员，60名试验人员和安全专家，以及约50名行政人员。其中278名法国人，51名德国人，53名英国人，45名其它国家人员。加上客座研究人员等流动人员，每年大约有1500名科学家在ILL工作，以完成他们负责的研究项目。

法国科研中心在布鲁塞尔、东京、华盛顿、蒙特利尔、北京、玻恩、伦敦、莫斯科、突尼斯、巴塞罗那和比勒陀尼亚等地分别派有专员。参加了160个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或项目，与52个国家签署了80多项交流与合作协议，有197个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在运行；在欧洲建立了33个合作或联合实验室，建有9个国际混合实验室，CNRS的实验室接受有5000名外国进修研究人员。每年接受5000名外国实习人员。

各国，尤其是欧洲的研究机构，可以在共同研究项目的范围内与法国科研中心合作。科研中心的国际关系局(等同于中科院的国际合作局)通过“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欧洲合作实验室”、“友好实验室”、“国际联合实验室”、“欧洲研究集团”等合作形式，对这些合作研究项目给予支持。

建立国际化管理机制。日本理化研究所出资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立的联合实验室(RIKEN-BNL)，其目的是加强与美国在高能物理和对撞机方面的交流和合作研究，从而借助美国的先进研究环境为日本培养相关方面的青年科学家。该联合实验室目前分为理论组和实验组，理论组28人，实验组31人，都是来自日本理化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在RIKEN-BNL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的交换时间一般为1年。此外还有7名访问学者，除1名德国人外，也都是日本学者。为此，日本理化研究所称RIKEN-BNL研究中心是日本理化研究所发展历程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日本理化研究所国际化的标志。另外，在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脑科学研究中心为了培养国际型研究人才，全部采用聘任制。研究人员的平均年龄35岁，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体制。各研究室或组的负责人最近经过了考评，评价的结果表明，在任的各位主任及组长再任的可能性很大。各研究室在严格与公正的评价制度下更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该中心的研究与发展。

通过国际合作计划培养大量的人才。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始终把培养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与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在实施CRC计划中，大约25%的CRC经费直接用于教育和培训，2000年就有1974名硕士生、博士生在63个合作中心进行学习和研究。在这样一个与经济紧密结合的研究环境中培养起来的研究生不仅其实际研究能力可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培养了科技与实际结合的研究思想，使他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更具有针对性，也培养了他们的创业精神和才能，而这些对于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是更为重要的。

作为德国最大的基础研究机构，马普学会不仅承担了国际合作科研任务，而且还承担着为德国和世界培养青年科学家的重要任务。作为国际合作执行机构的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担负着培养满足产业界对先进技术日益增长需要的高级人才的任务，为国家输送可以直接利用专业领域知识的高级人才。学生通过直接参加KIST的研究工作接受转业领域知识和积累实际工作经验，自1993年以来，KIST培养了硕士346名，博士99名。

许多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正是通过承担国际大科学计划、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等，把计划和项目实施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用计划和项目以及良好的科研环境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凝聚人才并善用人才，激发人才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国际科技合作机构在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发挥着积极作用。科技成果的转化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采用多种方式加速科技成果转移，对增强本国的工业竞争力，促进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与大学、产业界建立合作关系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澳大利亚合作研究中心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首先是知识财富，研究成果可以获得专利，可以产生收入、可以转让、可以形成新的产品或建立新的公司，这是CRC的最直接的效益。另一个重要成就就是通过CRC这种形式将研究机构和企业结合在一起，这改变了双方对研究和创新的认识。CRC中的研究机构比其他研究机构有更多的用户的直接交流，而CRC的企业对研究与创新的认识和要求都有了提高。企业从CRC得到的不仅是新产品、新技术或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增强了竞争能力。他们可以获得在相关领域没更多的技术方法，培养技术研究人才，可以招聘到高质量的员工，提高了在客户中的声誉，这些都有助于竞争能力的提高，对科研成果的转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通过实施国际科技合作计划进行研究开发产业化。ILL进行的大约25%的研究与工业R&D有关。因为保密的原因，ILL鼓励工业研究人员使用其设备进行单独研究。ILL的专家可以为其提供咨询。为了发展新材料和新工艺，改进已有的技术，探索将来的研究方法等，许多大公司都利用ILL的设备，这样可以获得很高的投入产出回报，并且迅速有效地进行研究与开发。这种方式节省了研究开发的成本，加速了技术开发的过程，缩短了技术转移的进程。

第四，启示与建议。

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猛，面对挑战与竞争，昔日那种以个人为主的小型与封闭的科研组织面对如此挑战已无能为力。正是在这样的世界科研趋势的影响下，一种在整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以“联合”为特征的科研活动纷然兴起。我们认为，“开放、流动、联合”的运行机制是国际科技合作执行机构得以发挥作用的首要因素。

开放就是要打破科研机构的封闭状态，打破单位或部门所有的体制，立足于科技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把研究机构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向国内外开放，力求更高的科研效益；流动指标对科研群体优化组合而言，其目的在于始终保持一支创造力旺盛的、团结协作的精干队伍，精干、有效地开展研究活动；联合就是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优势互补、合作攻坚的科研活动形式，是加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有效途径。“开放、流动、联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开放是核心，一个研究机构如果没有足够的开放度，就不能吸引国际一流学者开展国际前沿的课题研究，没有足够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和联合研究，就没有真正的发展。开放意味着流动，有流动才有持久的开放，开放是研究人员流动的前提；同时，流动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机构的开放度，保证了研究机构开放的持久性。开放是竞争与联合的前提，联合是开放的目的之一。研究机构的开放，能够自主的、有目的的选择和组织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并通过联合的方式实现取长补短，迅速增强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的进程中，中科院研究与管理人员的素质总体上有了很大提高。目前，代表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水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总量达到了633人和113人(1999年)；衡量研究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其研究产出——科学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从SCI论文统计总量方面，中科院有较好的表现，但从论文被引用率显示出国际影响还比较小，高质量论文的缺乏反映了顶尖级优秀科学家的缺乏；在国际科学组织中任职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研究和科学家的学术地位被承认的程度，应该看到，中科院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还不多，在大多数重要的国际组织中仍处于配角位置；原始性、有重大突破的科研成果少，特别是基础性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建树和科学前沿的突破比较少见，基础研究在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支撑，以促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大幅度提高。

根据中科院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加大开放支持强度，努力提高开放层次和质量，形成真正的开放体系。避免带有功利色彩的开放动机和目的，不是为了开放度而开放；防止急功近利或宣传上的需要，而在低层次上进行一些效果较低的开放课题或合作。要根据研究所或实验室的特点，建立新的开放模式，如大型仪器使用、人员或课题开放等模式，进而形成一个开放的完整体系，包括开放的管理思想、管理制度等。

在满足我国战略需求的研究领域适当增加对国际科学合作活动的投入，因为只有为国际科学合作活动提供相应的支持经费才能吸引国外科学家参与我方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只有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才能是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合作中处于主动地位，甚至吸引大型的国际科学项目或合作研究机构落户我国。

积极探索联合的新形式。由虚体的联合方式转向实质的联合方式：实践证明，虚体的联合取得成功的很少，现在更多的提倡学术上的实质性联合。实现学术上的联合大致需要以下条件：有学术的领导人、明确的学术思想、自愿的合作方式、共同的工作目标、优势互补和明确的、不重复的任务分工等。

制定国际合作近期和长期的经营战略。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是科研管理职能中核心的职能。如确定长远发展目标、制定发展战略的行动计划、采用可 产生预期结果的方式和实施战略等。

借鉴外国联合机构的管理经验：为我育人。学术交流与合作既是吸取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途径，又是人才培养的手段。国际上科技发达国家历来注重研究生的培养，博士研究生、特别是博士后人员，接近于重大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阶段，思想活跃，敢于创新，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国际合作计划与高层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科学研究的效率和效益的有机结合，是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国外研究机构大都实施国际化战略，积极参加国际组织并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参与多国政府支持的大科学计划和共建联合机构等活动，促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极大提升了研究机构的综合实力。建立以我为主的联合实验室，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途径，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面向世界，把中科院建设成为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中科院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国家队”，决定了其发展目标只有国际水平。如何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是值得深入研究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