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瑞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1960年我大学本科毕业，恰逢黄秉维先生撰文正式提出关于地理环境中现代过程综合研究的三个方向，即热水平衡、化学地理和生物地理群落，受到我国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重视。我有幸被工作单位选派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深造，重点学习自然地理，特别是热量水分平衡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在地理所的三年多，可说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值得留念的经历之一，对我的成长和进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有黄秉维先生亲自担任我的导师，经常给予我具体指导和教诲，更是万幸。年华似水，岁月悠悠，40多年过去了，不少事情渐渐在淡忘，然而黄先生严谨治学的精神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黄先生的谆谆教导亦永远铭刻在我心中。这里仅记述点滴感受，以表达我对恩师黄秉维院士的敬慕和怀念。
(一)
好学不倦，勤奋逾于常人。是黄先生最突出的特点。凡是与黄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为他勤奋不懈的精神所感动，都为他具有的广博知识而折服。作为他的学生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其体会当然就更为深刻了。
记得我刚到地理所时黄先生的家还不在中关村，他只有一间普通住房在中关村16栋2楼东头。当时自然地理室的一批年青人多与黄先生住在同一层楼，恰好我也被安排在这里且与谭见安、唐登银两位同宿舍。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某些节假日外，黄先生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这间住房看书、钻研，因为每天晚上不管我们多晚从办公楼回宿舍，都可见到他那房间的灯光。当时本栋住户都知道，深夜若还有房间亮灯的话，那必定是黄先生的。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最适合他揣摩、思索地理学的各种问题和发展方向，他通常要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
黄先生极为珍惜光阴，善于驾驭时间。他读书入迷的程度也是罕见的。不论在宿舍还是在办公室，也不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甚至会议间隙，他总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各种有关书籍和文献，真是做到了以书为伴，手不释卷，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之中。我有好几次本想向他请教，但看到他认真读书、全神思索的情景，又不忍打扰他，只好改为预约另外的时间。黄先生当时已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却还如此勤奋专心读书学习，无疑给了我们晚辈学生很深的教育和启迪。
“阅读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敏捷，写作使人精确。”(培根：《论学业》)。黄先生勤阅读、重实践、倡讨论、善写作，是一位博学多才、锐意创新、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师。他读书勤奋，涉猎广泛，既读遍了古今中外的主要地理著作，又有选择地读了有关地质的、工程的、农业的、森林的、经济的一些书刊。同时，他十分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收先进理论与方法“为我所用”，从而不断提出开创性课题，大力革新地理学。黄先生很早就在思索地理学的前景，认为地理学必须搞综合。对于怎样逐渐引向深入，“觉得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学的知识，没有一定的数学基础搞不好。”关于自然地理的三个方向，他大概在1953年至1954年就开始考虑，到1956年就写进了中国科学技术12年远景规划。后来在他主持中国自然区划工作时，又涉猎了一些有关热量水分平衡的文献，并常与竺可桢先生等讨论、交流，这样从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和实践体会中，使他对“原来要发展地理环境中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研究及实验地理学研究的想法，由此而进一步加强。”于是明确提出，在综合自然地理学可与分支学科之间架设另外一座桥梁，即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1960年他发表了酝酿已久的著名论文“自然地理学一些最主要的趋势”，正式提出了自然地理学三个新的研究方向。然而在国外直到80年代才正式提出，要了解全球变化中的主要问题，必须将互相联系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综合起来。这充分反映了黄先生认识上的高瞻远瞩和学术上的超前性。黄先生晚年提出“陆地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既是他博览群书、勤学深思所得，又是他与陈述彭、章申等先生互相讨论、磋商的结果。1998年在黄先生85华诞之际，中国地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主持召开了“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会上，黄先生认真回顾了地理综合研究工作，深刻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思路，强调“现在科学要重新组合”，“地理学的内容也应该改变”。聆听了他的讲话，我受益至深，并且对他提出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意义也获得了更深了解。
黄先生的勤奋还表现在他笔耕不辍。由于他知识广博，积累充分，加之文学素养高，因此他动笔时往往成竹在胸，行文如流水，起草了大量书稿、文件和建议。只是由于他的过份谦逊，发表文章特别慎重，使得他许多本可成为传世佳作的优秀书稿和论文未能公开发表。记得1963年5月他去石家庄园田化所检查地理所在那里进行的实验工作，曾将一份正在撰写尚未完成的手稿《蒸发问题的研究》给我看，当时他对我说完成后可能要出版。那部分书稿探讨了关于蒸发的理论，详述了计算蒸发力的方法(布德科方法、布达哥夫斯基方法、彭曼方法等)，特别对彭曼公式涉及的问题作了深入阐述。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价值。可是不知是因为形势的变化还是其他原因，后来此书稿一直未见面世，过后我也未向黄先生问过此事，今天回想起来实为惋惜。1965年黄先生参加酒泉农业区划，曾深入实践并广泛审阅有关报告和资料，着手编写了酒泉地区生产建设14条建议，受到了当地重视并予以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后来，因风云突变，“文革”开始，“14条建议”也不知去向。诸如这类学术水平很高或实用价值很大却未正式发展的书稿、论文，在黄先生的一生中还有很多。尽管如此，黄先生现在留给我们已公开发表的数百万字的科学成果，仍然为现代地理学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新领域，闪烁着地理大师超越岁月、突破地域的思想光辉，成为我国地理学界共同吸取的精神源泉。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秉维先生是我国现代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是继竺可桢先生之后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二)
虚怀若谷，治学严谨。是黄先生又一个受人称道的显著特点。他总是宽厚待人，严于律己，慎思明辨，真诚大度，因此在学术界口碑极好。我刚到地理所时，就常听说黄先生不但学术造诣深，治学严谨，而且为人正直，不慕名利。为此，在中国科学院筹建地理所时，竺可桢副院长即大力推荐黄先生担任所长，认为他与各地理机构的同仁都谈得来，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可以绕开当时敏感的学术界宗派问题。黄先生的雍容大度在学术界早已传为佳话。前述自然地理三个新的研究方向是他提出的，他却念念不忘讨论者的贡献，面对人们对这个早于发达国家近30年之久的创造性成果大加赞誉时，他却谦虚地说：“这一结果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今天和这个谈，明天和那个谈，竺老那时也常常来，还摆个办公桌在地理所，最后文章是我写的，建议是大家提的”。在自然区划过程中，关于热带、亚热带界线出现过不同见解，他认为是正常现象。为此，他一方面旁征博引、心平气和地申述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又以友善的、平等的态度听取不同观点，甚至还将自己研究写成的文章先给争鸣对方征求意见，然后再予发表，以期通过争鸣达到彼此沟通、彼此认识接近。他如此坦荡的胸怀营造了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推动了学术争鸣，深化了问题的认识，有利于问题的逐步解决。80年代初为了纠正对森林作用的一些片面观点，他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发表了“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这篇文章虽然意义重大且有独到见解，但他并未投到学术刊物《地理学报》，而是放到我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地理刊物《地理知识》上发表，以引起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各方面广泛注意。果然对该文曾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一些争论。持不赞同意见者主要是没注意到“确切”两个字，未了解到“确切是我们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黄先生在讨论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又适时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再谈森林的作用”，进一步引用了国内外大量试验资料，充分阐明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和依据。他那有理有据、谨慎严密的分析，谦虚和善、真诚直率的态度，消除了误解，澄清了认识，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黄先生总能根据国际学术动态，适时提出研究课题，并选择时机加以推动，从而取得重大进展。但他却始终虚怀若谷，直到晚年还深情地说：“把自己的认识建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之内，不要把自己的东西认为肯定是正确的，虚心一点，人家提的可能对，自己要左思右想，不要把自己的东西一定看成真理，……虚心一点，犯错误就会少一些。”
黄先生是个勤奋工作而又自奉甚薄的贤者，也是个“三人行必有吾师”的谦恭之士。他与人共事与人交友，首先是学问上的交往。他不但与地理学界有广泛联系，而且常与其他学科的专家交友。他曾回忆起自己大学毕业后在丁文江、翁文灏先生指导下工作以及与李四光、竺可桢先生相识相处的情景，由于学术研究之故，他后来同这四位学术前辈都有比较深的关系，是他在中国地学界最佩服的四个人。在综合自然区划工作中，他与许多学科的专家都有接触，并“深切认识到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意义与困难，充实和扩大自己科学基础的必要性，寻求友军的重要性。”为了“寻求友军”，扩大横向联系，发展地理科学，他曾与气象学家赵九章、土壤学家侯光炯、生态学家马世骏、化学家傅鹰、物理学家钱学森、经济学家厉以宁等各方面的许多科学家都有学术联系，进行过学术交流和磋商。至于他与地理界的同仁在学问上的交流那就更经常更广泛了。他提倡“多讲、多讨论、多做、多试。大家集思广益。”记得60年代黄先生在自然地理研究室就经常与年青研究人员谈论业务，讨论问题。我于1963年离京以后去所里的机会不太多，记忆中80年代初有一次我因公出差到北京，旋即抽空去地理所看望阔别已久的黄先生，刚踏进他的办公室，我只向黄先生问了声好，此外，我们几乎没有客套寒暄，他就马上谈起他新近写成的一篇论文“竺可桢同志与我国热带和海南岛的科学研究——在较近将来发展海南岛农林牧业的一着棋”，介绍了其中所谈新银合欢(Leucaena leucocephala)的特性和作用，并问我是否知道湖北武汉地区种植过新银合欢吗？显然，他是为了核实新银合欢的宜种区域。离别时他还将论文的打印稿给了我一份。回汉后，我曾转而请教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并将了解的情况向黄先生去信汇报过。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先生做学问是多么的谦虚和严谨，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和疑点。
(三)
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真诚关心，热情扶持。是黄先生培养青年和学生的最大特点。1960年我到地理所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青学生，黄先生虽然年纪也不足50岁，但却早已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还担任地理研究所所长兼自然地理室主任。起初，我见到黄先生平日言语不多，生怕不容易接近，心中有些拘束和胆怯。但后来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丝毫看不出他有大专家的架子，却非常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室里同志和我有什么问题，经常可以向他请教，因而很快就感到亲近、自然了。当时我所在的自然地理室年青人较多，大家几乎都与黄先生有着非常融洽的关系。正是在黄先生的言传身教和热情关心下，自然地理研究室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成为了一个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集体。年青同志都争相抓紧外语和数理化学习，掀起了钻研业务、严谨治学的热潮。迄今我仍十分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也十分珍惜与自然室各位先生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黄先生是育人的典范，在他的长期指导和培育下，后来从当年自然地理室年青人中涌现了像郑度院士以及谭见安、孙惠南、唐登银、牛文元、赵名茶、杨勤业等先生在内的一大批科学精英和栋梁之材。
黄先生对我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终生，永驻心中。他总是以一种儒雅的风范待人，对青年学生更是和蔼可亲，每次同我谈话或授课时，他总能从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出发，要求每个阶段该阅读什么书籍，查阅什么文献、参加何种实践，着力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引导和启迪我不遗余力地去追求知识、热情高涨地去探索创新。记得我刚到地理所时，他就询问了我在大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并针对我的基础和拟重点钻研热水平衡方向的要求，指导我首先了解热水平衡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动态，要求我经常阅读诸如苏联ΓΓИ和ΓΓO等杂志发表的文章，建议近期阅读《地表面热量平衡》等几本书，并强调要抓紧外语学习和提高数理水平。这样就使我心中比较有底了，而且内心充满追求和刺激。因此我一方面结合查阅文献学习俄语、英语，并与同室的郑度、孙惠南、唐登银等同志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听刚开办的北京电视大学的高等数学和物理课，力求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就抓紧专业理论学习，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迅速了解学科前沿的研究动态。均取得了较大收获。黄先生平时对我的学习一直十分关心，他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我点击从学精髓，介绍学科前沿的知识和动态，讲述读科学文献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推荐适合阅读的一些书籍。有时他认为某本书对我会有帮助，即使未见到我，也会写一张诸如“此书对你将有帮助，可以一读”的便笺夹在书中，由有关同志转给我。有时甚至还指明重点看那一部分，真是做到了有的放矢，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黄先生极为重视在科研实践中培养人。1961年地理所在山东德州和河北石家庄进行实验研究，黄先生安排我先去德州参加气候室左大康先生主持的辐射观测和水文室方正三先生主持的蒸发测定工作等；继而又命我转至石家庄，在他直接指导下进行农田耗水量计算、分析工作。这项研究旨在探讨研究方法，以便利用中期天气预告决定灌溉量和灌溉时期；同时也具体确定当地农田灌溉需水量。当时分在石家庄农科所进行分析计算工作的还有杜炳鑫、孙惠南、熊怡等先生。我与水文室熊怡先生一组，待阶段任务完成后，我们还撰写了总结报告“石家庄地区棉花耗水量初步探讨”。这些实践使我掌握了方法，深化了理论，重视了应用，取得了不少收获。1962年根据高校开课的实际情况，我要求更多地兼学一些气候学内容，黄先生予以了理解，并支持我后来与气候室的同志一起参加过农业气候区划、防霜(冻)预报等研究实践。这对我后来在高校担任“气象学与气候学”等课程的教学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3年地理所又从自然地理室和气候室抽调科研人员去石家庄园田化研究所进行热水平衡实验研究。这次我只是短期去了些时。记得当年五六月份黄先生也去那儿检查指导工作。他曾结合检查的情况作过两三次学术报告，并进一步阐明了定位研究工作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以及注意事项等，对大家很有启发，我亦深受教益。此外，他还抽时间两次找我面谈，布置我最后阶段的业务进修，充满了一片殷切关爱之情。迄今，我对黄先生的教导还言犹在耳，铭感在心。
1963年9月我离开地理所回到了武汉，后来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我在工作过程中，仍然得到了黄先生的热情关心。例如70年他主持《中国自然地理》丛书“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分册的编写，并开辟了农业生产潜力研究。黄先生有意识地通过杨勤业、胡朝炳、赵名茶等同志结合有关工作向我传达了有关学术信息；1975年底1976年初在成都召开“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书稿的初审会，也通知我去参加了，使我开阔了眼界，并对农业生产潜力研究有了更具体了解。又如1987年国际性期刊《地学杂志》(Geo Journal)的主编蒂泽(W.Tietge)博士访华，事前，中国地理学会曾致函全国各地有关地理系、所，我当时正担任华中师大地理系主任，因此也收到来函。函中说蒂氏访华目的是了解中国地理和地理学工作，与中国地理学家交换意见，讨论地学杂志及地学丛书组稿问题，做一些专题报告。并请我系安排蒂泽博士及夫人在武汉的访问。黄先生亦就此事给我一信，且关心我系对外学术交流，他写道：“……Tietge有声望、有影响。如果您系拟与西德大学地理系建立联系，可与他商量，请他介绍。”这再一次体现了黄先生对我系及我本人的关爱之情，我内心的确甚为感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黄先生学识渊博，为人正直，高风可挹，堪为人师。他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为学的“诀窍”，求业的本领，使我终身受益。如果说我在40余年的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中以及其中10多年的系主任岗位上还做出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那是与黄先生的教育和关心分不开的。今后，黄先生那勤奋严谨、刻苦钻研的学风和关心青年、栽培后学的精神，仍将激励我继续前进。
黄先生如今虽已去世，但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在目，他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他的不朽精神流芳千古，他的高尚风格永驻人间。值此，黄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对恩师表示由衷感谢和深切怀念。 |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