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汉飞(中山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
黄秉维院士是我国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头人，他对我国地理学发展的卓越贡献，郑度院士等在《黄秉维与中国地理学》[1]一文中作了很好的分析与概括，我十分赞同。明年适值黄秉维院士90诞辰纪念，我谈几点体会，表示对黄先生的怀念和崇敬之心。
一、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在中山大学的教育成果
黄先生是中山大学地理系第二届毕业的老前辈，与黄先生同届毕业的梁溥先生，以及在其前后二届毕业的叶匯先生、罗开富先生、徐俊鸣先生，还有当时的老师吕逸卿先生都是直接教导过我的老师。因此，我亦把黄先生作为同一辈的老师，但只知其名，不见其人。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见到的黄先生，是背包里装着几本厚厚的外文书，一坐下来便埋头看书，边抽烟、边喝茶，很少理会别的，看样子很严肃，可敬而不可及。
真正对黄先生学术思想的接触和探讨，是从上世纪50年代他提出地理学发展三个新方向之后才开始的。中大地理系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当时黄润本先生在气象气候学的基础上开出了“水热平衡”课，并编有比较完整的教材。化学地理在唐永銮、黎积祥等先生的带领下，已分出大气化学、水化学、风化壳地球化学、景观地球化学、生物化学地理等；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也自成一套，人强马壮，兵种齐全。于是这两个方向：水热平衡和化学地理被批准于1961年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生物地理群落(生态系统)方向，起步较迟，在60年代初我只开过一些“专题讲座”课。当第一届研究生毕业不久，第二届研究生入学时，十年动乱开始了，一切变成了泡影。
“文革”后期，开始教育革命探索。自然地理学专业仍以黄先生提出的三个新方向及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进行实践，曾为紫胶生产和橡胶营养诊断施肥作出了贡献。7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实出，在化学地理的基础上，很快转入了环境问题的研究。1974年自然地理学专业以环境保护为方向恢复招生，但培养什么规格的人才，如何培养，地学基础课占多大分量，归根结底，是要培养综合的环保人才，还是培养部门的环保人才？地理系内有过激烈的争论。我是主张按黄先生从三个方向去综合的思路培养综合人才的，但没有占上风。因此，1974年和1975年入校学生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是按培养水和大气方面的环保人才来进行的。生态学课程，1974年我讲了两小时，1975年讲了四小时，这门课程就算结束了。经过两年，水和大气方面的课程，该上的都上完了，到了第三年，没有什么课程可安排了，学生对此有较大意见。针对当时情况，我写了《关于环境与环境科学》[2]一文，以表述我的观点。文章写完后，学生同意我的看法，并附上几页他们的意见和亲笔签名的名单。我把文章草稿和学生意见及名单一起送到系里去处理，但没有下文。易绍桢先生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文章由我俩共同署名送到《中山大学学报》编委会。学报放在“争鸣”的小标题下发表了我们的文章。这场风波的结果，是培养目标由部门的人才转为综合的人才，课程设置大大地增加了生态学方面的内容。从1976年入学的新生开始，重新调整了培养目标，设置了课程体系，安排了教学时数，逐渐向培养综合人才方面转移。但是，道路是十分曲折的。“文革”前的自然地理学专业，基本上照抄苏联的教学计划，突出四大块：部门自然地理、综合自然地理、中国区域地理、世界区域地理。自1976年以后的教学计划，突出化学地理，强调三个新方向，在核心课程环境与生态系统学中引入广义进化论。从1976年起至1993年自然地理学专业停办止，共招收和培养了412名本科生，都是按综合的环境地学方向进行教学的。
1979年教委批准我校环境地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点。从此，将生物、土壤、生态方面的研究合在一起，成为“环境理论与生态系统”研究方向，而大气化学、水化学等则另成方向，分别独立地开始培养环境地学研究生。至1991年环境地学停办止，共招收和培养了63名环境地学研究生，其中环境理论与生态系统方向的19人，化学地理方向的44人。环境理论与生态系统方向的指导思想是将地理学三个新方向结合起来，从地球表层物质体系的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及其演化规律来说明地球表层的现状和过去。因此，环境与生态系统在本科生课程中作为一门核心课，内容包括物理演化、化学演化、生物演化和生态系统四大部分，教学时数为180~240小时，以课堂讲授为主；在研究生课程中，将它分为三门课，即环境学、生物系统学、生态系统学。以阅读及课堂辅导为主，课堂辅导每门60~80小时，以课程专题论文作为考核形式，这样将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衔接起来，其好处是使课程内容步步深入和扩充，有利于培养更高层次的综合人才。
二、黄秉维院士的至理名言和核心思想：“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任重而道远
黄先生的至理名言和核心思想：“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涵盖着地理学的性质，它的主要发展方向和方法论基础以及其研究目标。按照黄先生的说法：“地理学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基本上就是经济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是经济地理学的基础，而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基础是自然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在综合自然地理学与各个分支之间，我提出架设另外一种桥梁，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又说：“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即使完成了，如不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仍不能起到为社会和农民出谋划策的作用。”“有待建立的地理学应该研究和解决社会发展和自然的矛，在这里，自然是资源与环境。自然地理综合研究应指向资源和环境。”[3] 显然，黄先生在这里已为综合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时，环境污染成为第一重点，至80年代初，全球环境变化一跃而居于最前列。因此，环境研究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发展成为全面研究人类环境的一门环境科学。以地球表面作为人类之家的地理学家，一部分“画地为牢”，一部分成为环境科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但对环境科学的理解又各走极端。黄先生正确指出：“我国把环境科学局限于直接有害人类健康的化学环境的研究，这与国际科学语言不相符。一叶障目往往会妨碍科学的发展，也容易起误解，影响交流”。[4]
地理学是古老的学科，环境科学是新兴的学科，两者都各自形成了庞大的学科体系，但它们的基础概念——环境及研究核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统一的，黄先生在50年代提出的地理学发展三个新方向，为我国地理学界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当我国环境科学发展出现偏途时，黄先生又及时指出要与国际环境科学发展接轨，这样将环境科学与地理学研究衔接起来的综合思想，不仅对环境科学，而且对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环境科学的发展势必导致地理学的深化，而地理学也只有深化自身，才能提高到综合地理学的水平。
什么是综合地理学呢？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黄先生按照钱学森院士倡议的“地球表层学”内容概括为六个学科领域，其中“地理学、生态学是基础科学，自然资源、环境、国土整治是任务或应用科学，地圈气圈相互作用是有明确应用目的性的基础研究任务。”黄先生又指出：“多学科研究不是综合研究，只有跨学科研究，融会贯通，才算是综合研究”。“以上六个方面……的综合研究虽然目的不同，但有许多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例如它们都不能不包括太阳辐射、水、大气成分、社会、经济等等”。[5] 在这里，黄先生基本上已把综合地理学的线索确定下来了。
关于地球表层各种因素或圈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导源于19世纪后期的李希霍芬和道库恰耶夫的自然综合体思想。黄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地理学发展三个新方向：水热平衡、化学地理与生物地理群落，实质是从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去说明错综复杂的地理过程，从更深广的角度概括了道库恰耶夫以后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因而大大地促进了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化学地理学进展特别快，为我国地理学界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又由于地球表层学概念在我国的确立，更促进了黄先生综合地理学思想的发展。
8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概念与地球系统科学概念相继出现。前者是指“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代的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6] 后者是“将地球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作为一个互相作用的系统，研究其间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并与人类生活和活动结合起来，借以了解现状和过去，预见将来。”这与黄先生在30年前提出的从三个方向去进行地理综合的指导思想非常吻合，一脉相承，因而黄先生明确指出：“重要的是将地球系统科学定位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基础”。[7-8] 他同时指出：“地球表层学—地理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处于萌发时期，各有独到之处，也可能冶为一炉”。但“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广泛而综合的概念，高度概括的定义难以操作，人们则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其丰富内涵的探索，并联系到具体的部门、学科、区域或国家。黄先生根据地球系统科学研究进展和地理学区域性、综合性和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一贯思想，提出“在气候、海洋、陆地三个系统中，陆地系统最重要，最复杂，未知数最多，应及早开始陆地系统的研究”。并认为“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研究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为任务带动陆地系统科学的发展”。[9] 黄先生在晚年的时候，竭力主张发展地球系统科学，并认为“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有可能也需要在中国建立和发展起来”。[10]
实际上，地球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是与地球系统科学相对应的，而地球系统科学主要分为地球动力系统科学(地球动力学)和地球表层系统科学(地理学)，前者动力源泉来自地球内部及地壳的相互作用，后者动力源泉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太阳能，两者都与地球自身绕着太阳转动有关，只有两者区别开来，或者将地球表层系统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视为等价，才能冶成一炉，否则是不能冶成一炉的。黄先生告诫我们，不宜将地球系统科学与地理学混为一谈，显然所指的是现存的地理学而不是综合地理学。按我的体会，黄先生希望第一步结合我国实际，自下而上发展陆地系统科学研究，第二步自上而下联合建立地球系统科学。基础学科是无国界的，但需有物质基础，地带性学说诞生于欧亚大陆，我国是自然环境多样性的国家，又以农业立国数千年，对土地利用和管理有丰富的经验，亦有深刻的教训，对陆地系统科学的研究应有自己的特色，黄先生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对气候系统和海洋系统的研究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就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取长补短，共同建立好科学基础—地球系统科学，为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三、黄秉维院士的地理辨证法：分析与综合
地球系统科学、地球表层学或综合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都是错综复杂层次重叠的巨系统，黄先生充分运用了地理辩证法：“分析与综合”去处理这种系统，即“在综合指导之下分析，再在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这种地理辩证法思想，黄先生概括为三方面的研究内容：
(一)自然方面的综合
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分互相关联。黄先生从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三个方面将自然地理各个分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综合起来；又设想以温度条件为纬，水分条件为经，自然生产潜力为网，网举目张，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揭示地域差异，提出我国自然地带周期律，以此为基础修订和建立我国自然区划，并进一步与世界自然区划接轨，以作为全球环境变化监测的科学依据。
(二)社会经济方面的综合
陆地系统研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很多，但主要综合考虑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公平地照顾到这一两代以及世世代代的福利发展。联合国《21世纪议程》论述了117个方案领域，《中国21世纪议程》又针对中国情况就78个方案领域加以说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任何人类社会活动或建设项目都会涉及到与这类系统有关的三个效益的计量和评价问题，如何统一计量和评价方法，是个不易克服的难关。黄先生认为应以《中国21世纪议程》为依据，选出必须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分门别类进行综合。国家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不需要地区越俎代庖。从1987年开始，中国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多采用影子价格，根据国家计委印发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参数》进行计算。但由此而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参数有一定时效，如1987年的参数到1990年已有部分需要调整或重新测算；二是影子价格至今只用于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而许多经济指标如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等都不是按影子价格计算，如何对比是一个难关。黄先生认为，为了便于比较和综合，象人均国民收入这类比较重要的经济指标，需要拟订一个目标时间及时间尺度表、一个区域划分方案和一个计值方法。总之，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这只是个例子，黄先生更关心的是通过象这样具体的计值流分析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综合起来。
(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
地球系统科学、地球表层学或综合地理学都是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黄先生认为这类研究还没有找到成功的例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以人为本来划分的，实质上是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的老命题。人类农业社会几千年依赖自然，在地理学中出现过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受到严厉的批评。工业社会两三百年掠夺自然，受到自然界的报复。现在人类要学会与自然界合作，产生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科学基础——地球系统科学。因此，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地球系统科学是人类社会实践与地球表层自然界反复较量的自然产物，是人类认识—实践—理论反复过程的结果。对于这样的社会—自然—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开放复杂巨系统，黄先生指出：“没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较长期通力协作，要从多学科研究转轨到跨学科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亦同时指出：“如能集中少数能综合自然及能综合社会经济的人员……针对主攻方向，协同作战，困难是可以解决的”。[11]
参考文献：
[1]郑度、杨勤业、顾钟熊，1993.黄秉维与中国地理学.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编，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491-501
[2]董汉飞、易绍桢，1977.关于环境与环境科学.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77-87
[3]黄秉维，1993.自述.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编，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Ⅴ-XXⅥ
[4]黄秉维，1993.生态平衡与农业地理研究.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编，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5-24
[5]黄秉维，1993.关于地球表层研究的一些看法.见：黄秉维文集编辑小组编，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5-30
[6]李文华、郎一环，1993.持续发展的资源对策及生态学.见：陈昌笃主编，持续发展与生态学.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4-19
[7]黄秉维，1996a.论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基础.地理学报.51(4)：350-354
[8]黄秉维，1996b.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建立地球系统科的基本设想.中国环境报，4，13
[9]黄秉维，1996c.中国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见：中国地理学会编，生态系统建设与区域持续发展研究.北京：测绘出版社.1-3
[10]杨勤业，1999.地理综合研究与陆地系统科学.见：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编辑组编，陆地系统科学与地理综合研究—黄秉维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7-32
[11]黄秉维，2000.地球系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见：黄秉维、郑度、赵名茶等著，现代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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