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南(中国科学院)

黄秉维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两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要事，有的使我们欢乐，有的使我们悲愤。过去，凡在这种时候，我们会到黄先生那里去，找他谈心，向他诉说我们内心的感受，但现在我们永远失去了这位长者，少了一位可以依托的贴心人。过去，在一年半载中黄先生总会找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比较久的同志去谈谈，他会询问我们近来的工作情况及读了一些什么书和有什么新的体会、感受，我们也会把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他汇报，还常常会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今后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有的只是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回想起四年前在黄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暨85寿辰的庆贺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政界、学术界的同仁和学生纷纷发言，在赞扬他的高尚人品、严谨的学风、发奋进取努力工作的作风的同时，都祝他健康长寿，希望他能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很多年。当时，黄先生表态时说，与竺可桢等老前辈比，自己已经比他们长寿了好多了，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那次会议开得朴实而轻松，大家都怀着充实而喜悦的心情离开会场，感到充实是因为从黄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到喜悦是因为见到黄先生身体那么健康，情绪那么饱满，期盼他能健康长寿。可是，正当他身边的一些同志还在思索着如何使他的90寿辰过得更有意义的时候，他却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只好在失去他的悲痛中纪念他的寿辰了。

纪念黄秉维先生，学习黄秉维先生的方面有很多，但归纳起来就是两条，一是他高尚的人品，二是他严谨的学风。而且这两者又在他身上有着良好的结合。

生长在处于充满内忧外患时期中国的黄秉维先生，志愿的选择，就出自于爱国之心。在那以后就一直为自己的志愿、为寻找救国之路而探索着，追求着。应竺可桢先生的推荐而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所长以后，他一直在为落实竺可桢关于地理学为农业服务的指示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他始终都把发展地理科学、地理为农业服务、为国民经济服务放在他工作的首位。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工作，从不停顿。他工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水土保持工作，当时条件相当困难，资料非常缺乏，但在那样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成果—水土保持区划，至今还在被人们引用；他主持编写并于1959年出版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至今还被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部自然区划。虽然当时所引用的一些资料已经显得不足和陈旧，有些空白地区也早已得到了充实，但当时的学术思想和工作方法却一直为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肯定，而且至今仍有其科学上和应用上的价值，是广大地理工作者的典范。

黄秉维先生曾经长期为之努力奋斗和孜孜不倦地奔走呼号的是地理科学研究的“三个新方向”，即热量水分平衡及其在地理环境中的作用研究—物理地理学、化学元素迁移—化学地理学和生物地理群落—生物地理学。当时提出这三个方向是黄先生根据我国地理学的实际和国际地理学发展趋势而形成的。在推动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及地理学的实验科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它的推动下，由汪安球带领的以研究盐分平衡为中心的德州地区农业区划工作，由方正三、凌美华带领的以干旱地区水分平衡研究为中心的民勤试验站的工作，由章申、谭见安带领的化学地理、医学地理研究，由黄先生亲自带领的华北农田水分平衡研究和与石家庄园田化研究所合作的农田水分平衡试验研究，左大康带领的禹城综合试验研究，黄先生亲自带领的大屯农业生态试验研究工作等都先后得到了开展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培养了一批科学上造诣较深的学科带头人。而这一批学科带头人，又培养了更年青的人，成为了跨世纪的科研人才。

黄先生自己不因提出了这三个新方向而停顿，而是继续不断地向前进取，在地理学的三个新方向在地理界基本得到认可后，黄先生又开始考虑起了新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潜力研究的问题，当时在地理界有一些同志感到困惑，觉得农业生产潜力与地理科学关系不大，觉得这样对地理学家来说是一种舍近求远，把原来熟悉的地理学放弃了，而去搞自己不熟悉的农业。了解黄先生思路的同志知道，这是黄先生在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和地理学三个新方向思想的发展和延续。后来，农业生产潜力的研究在我国广泛地开展了起来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科学家，学科的发展证明黄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在大力提倡农业生产潜力研究的同时，黄先生还积极推动农业生态系统的实验研究，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北京大屯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终于成立了。这个试验站与设在山东的禹城综合试验站南北遥相呼应，在地理科学实验研究中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筹建大屯农业生态系统实验站时，黄先生为选点，为筹款，都亲自各处奔波，当有人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劳累过度时，他深情地说，“我是想趁现在我还健在，可以用我的影响做些工作，我下面也还有一批年轻同志，能够搞这方面工作的，抓紧搞，也就起来了，如果一放松，就可能耽误几十年。”他考虑的只是国家的利益，地理学发展的需要，从不想到他自己。当今天我们自己已经到了“耳顺”之年的时候，在工作劳累或不顺心的时候，总会感到“力不从心”，回想起当年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黄先生，真感到惭愧和肃然起敬。

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如何才能解决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大家在思考着，黄先生则在更深的层次思索着。中国的耕地少是因为平原少，但山地并不少，所以出路在于如何利用好高山和平原之间的坡地，包括低山，也是广义的坡地。坡地不宜耕作，但并不是不能利用，利用得当，不但可以多种经营，而且可以产粮，木本粮食就是一种。坡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水土流失，要利用坡地，首先要保护好坡地，合欢树是一种良好的树种，在山坡上种植，既可以保持水土，又可以生产木材，还是一种良好的绿肥。中国的坡地自南到北种类繁多，自然条件各异，究竟在哪里和如何种植什么样的木本粮食和树种或别的土地利用方式，为此，黄先生不但博览群书，而且亲自进行考察，带领了一批中、青年科学家完成了有关的课题。

中国陆地表层系统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是黄先生生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也是未能参加到终结的大课题。关于中国陆地表层系统研究思想的形成，已经比较久了，但作为课题是在“十五”中间才提出来并付诸实施的。这个课题对于发展中国地理学和深入地研究地球表层系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所以黄先生非常重视，该课题由当时的在任所长陆大道为负责人，黄先生为课题顾问。因为陆大道比较忙，黄先生就非常着急。年青同志事多，头绪也比较多，很难集中时间只干一件事，他就想到找老同志，知道我刚退休不久，就把我找去参加他们课题组的工作，他详细地介绍了他的思路，课题的组成，今后的打算等等，因为这是一个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交叉的工作，他说我原来是搞自然地理的，现在应该多了解和补充一些经济地理方面的知识，就给我介绍了几本经济方面的书，并表示他自己要将经济方面凡得了诺贝尔奖的书全部阅读一遍。这样我就又开始了在地理所正常上班，早出晚归。一天，一位老工人诚恳地对我说，“老孙，退休了还是以休息为主吧，工作可以干一点，但不要弄得太累，钱够用了就行，多了也没有用。”老工人的深情我当然领了，但他哪里知道，在一位年近90而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的老科学家面前，我们除了跟随他努力工作外，哪里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

关于森林作用的问题，本来既不是交办任务，又不是课题研究，黄先生却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中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情节。在1979年和1980年，人民日报上先后刊登了两篇论文，都强调森林的作用，有一些不准确的提法，但黄先生也没有去过多考虑。他思想的转折是起因于京西宾馆的一次会议。一天，黄秉维先生在京西宾馆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西南地区的水利干部诉说，他们现在开展工作很困难，因为人们说，白色水库不如绿色水库好，既费钱又破坏环境，所以搞水利要不到经费。听了这些发言后黄先生就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准确地估计森林的作用》，在当时我国发行量最大的地理刊物《地理知识》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这篇论文的反响比较强烈，一部分人持赞同态度，另一部分则表示反对。所以黄秉维先生又写了第二篇论文，题为《再谈森林的作用》，以进一步说明自己的主要观点和依据。黄先生论文的基本观点是：森林的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应夸大；森林的水文气候效应要看具体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黄秉维先生1981年发表论文至今已20年，论文提出的问题当时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而且直到今天，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中，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近20年来，地理所的同志，没有进一步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进展不大。随着西部开发的提上日程，在西部的生态重建中，森林的作用问题又被提出，而且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为此新的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刘纪远所长决定从所长基金中拨款，支持森林的生态效应的研究。当时黄先生非常高兴，而且又亲自指导了这项工作，因黄先生年事已高，且当时确实身体不太好，日常工作就由李文华院士负责，组织了老中青结合的一支队伍进行研究。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此项工作问题，拟订了计划且及时启动了有关的研究。不幸的是那以后不久黄先生病倒了，在病中，他仍非常关注这个课题的进展，几次询问其业务秘书杨勤业同志，并告知要注意抓住科研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要避免纠缠到部门关系中去。当杨告诉他李文华院士对这个课题非常重视，已作了各种安排，进展顺利时才放下了心。

上面所提到的只是黄秉维先生工作、生活中的点滴事例，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黄先生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为祖国的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是我们应该终生学习的。黄先生的一生是奋发学习的一生，是忘我工作的一生，他所留下的著作，是他一生学习、工作的结晶，为纪念黄先生，就要认真地学习他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