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龙(北京大学资源环境地理学系、地理科学研究中心)

黄先生于我是高山仰止，一直不敢奢望与之当面对谈。不料1995年末的一天接到先生的电话，希望我们到他家去谈谈可持续发展研究问题。我1990年在国际山地综合开发研究中心和1992～1993年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访问时，感受到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热潮，回国后对此论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后来感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需要把问题分解为可操作的部分。于是不再以一般可持续发展为议题，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学科背景专注于一些较“小”的题目，希望以小见大。现在要面对黄先生这样的大家谈这个大问题，实在有点诚惶诚恐。来到黄先生家，他开宗明义就说，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理学的机会也是挑战，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不能一哄而上、浅尝辄止，北大是国内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较早的单位，今天邀大家来，是要向你们学习，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辨明方向，使研究有实质性的进展。黄先生接着从国内外研究进展和地理学发展的高度谈了他的看法，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对我们启发极大。后来我们讨论的记要整理成“区域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陆地系统科学”一文，发表在《地理学报》51卷5期上。这件事使我们对黄先生不耻下问的学者风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实我与黄先生的接触还在此之前。恩师林超先生与黄先生既是同行，又是同乡和知己，“六十年知交”，“气求声应，从无间言”。两位老人见面时我常在场，眼见他们志趣相投，言谈超凡脱俗，交往淡如清水，对其境界不禁心怿神往。林先生仙逝后，我们编辑了《林超地理学论文选》，请黄先生作序，他写到：“(林先生)守正不阿，从不为自己名利地位而玩弄手段，损人利己。他正道直行，不断地积极工作，即使在工作条件很差，经济情况很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悠然自得，安之若素，不悲观失望，不止步不前。他与人交往，其淡如水，从不结帮结派，更未尝曲意逢迎，苟悦取容。自他身上，我虽未见到过洋溢的热情，但他关心、照顾、体谅别人的胸襟却如清泉长流，涓涓不绝。从他口中，我没有听到过虚伪的谦逊。他服从真理，不固执，也不随人然若的精神却坚持不渝，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黄先生这段话如此入木三分，实在是心心相印才写得出来的，我深感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准确之至。

我的另一恩师陈传康先生和黄先生也是同乡、同行，又是忘年交。作为晚辈和学生的陈先生英年早逝，黄先生却以老病之躯，不顾劝阻，亲临遗体告别仪式。他老泪纵横，在对陈先生三鞠躬后，竞悲痛得昏厥过去。黄老爱才、惜才之情切意笃，令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黄先生在为陈传康先生《区域综合开发的理论与案例》一书所作序言中，肯定了该书“广征既有新知，结合各地实际，辑理心得……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内容，将理论、方法、实际工作冶为一炉，是此一方向工作的必由之路……书中的综合开发研究工作大多数已为地方当局所采纳赞许，并且付之实施取得成效。这与一般书生走马看花，发表空疏迂阔之论而无务实的措施很不相同”。同时又指出“‘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求全’就必然‘见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大端’(即价格结构和多国公司对区域开发的影响——笔者注)值得注意”。黄先生对后学的提携，是实事求是地既肯定又帮助的，一个真正学者的风范，由此可见一斑。

1996年8月我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28届国际地理大会，闭幕式上国际地理学联合会颁发了“行星地球奖(Planet Earth Award)”和“Laureat d’Honneur奖”，获得前者的是布兰特朗(《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作者布兰特朗委员会的组织者，时任挪威首相)和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作者，数字地球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始作俑者，时任美国副总统)；获得后者的就是黄秉维先生，褒奖他在中国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综合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获该奖的还有比利时医学地理学家Yola Verhasselt和澳大利亚人文地理学家Harold C. Brookfield。作为一个中国地理学者，看到黄先生获得如此殊荣，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我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吴传钧先生代表黄先生接受此奖的场面。

黄先生是中国地理学的一代宗师，他于地理学的功勋已获得国内外的公认，但他自己却虚怀若谷。我读他的“自述”，如下文字刻骨铭心：“(我)已虚度六十寒暑，成就甚少，写作更少”，“我深感惭怍”，“我禀赋平平”，“本应有尺寸之成，事实上竟如衔石填海，徒劳无功”，“60多年勤勤匪懈，而碌碌鲜成，又由于偶然机会，忝负虚名。偶念及此，常深感不安”，“20多年以后，才如梦初醒，逐渐知道原来的观点有不少是错误的”，“教训多而成功少”，“现在有决策权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在客观情势的支配下，往往不能在千军万马之中，细细想之后再急急行”，“所有这些缺点都可以追溯到我自己”，“何以逃失职之责”，“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黄先生的自责已到了苛刻的地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诚恳。

黄先生这一辈学者的人格和风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给人白云仙鹤之感，我觉得后辈明显少有可企及者。思索其中的原因，或许他们在人格形成之时，传统美德陶冶，外患内忧日滋，致使既能独善其身，又有志于兼济天下；而后辈则是在传统被打翻在地，内讧假话频繁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使然也。

在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我想用爱因斯坦在居里夫人墓前演讲中的一段话来纪念他：

当这样一个伟人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候，我们不要只记得他对人类的科学贡献，比起他纯学识上的成功，他在道德上、人格上的崇高品质对将来、对历史的作用更为重要……他的力量，他的愿望的单纯……他的科学客观的认识，他的坚韧不拔，这些优秀品格每一样都难能可贵，而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