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辅(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原司长、教授级高工)

我与黄秉维先生曾经因工作关系有过一些接触，聆听过他的一些讲话，拜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我被他那高尚的科学品德，严谨的学风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深深感动。可以说，每读他的一篇文章或每听他的一次讲话，就是一次极为生动的科学品德和为人的教育。尽管我和黄老接触的时间不长，但终身难忘，获益匪浅，黄老确我最崇敬的科技老前辈和良师。在纪念黄秉维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以此文表示对黄老的无比敬仰和怀念。

我在未与黄老接触前，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拜读过他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报告中的有关论文和1981年《地理知识》第一期发表的“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一文。1981年这篇文章对我印象最深。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正当社会上讨论森林作用的时候，特别是出现一股不讲科学、过高估计森林的作用的潮流时，说什么多少亩森林就是一个多大库容的水库，说什么森林旱能吐(水)、涝能排(水)，极力贬低水利工程应有的作用，认为可用森林代替水利工程。而此时黄老运用和分析了国内外大量科研数据和典型实例，有力地批驳了某些不科学的论点，维护了科学的严肃性，他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勇于求实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这篇文章至今我还不时地精读，对其科学内涵的领会也越来越深刻。

黄老是国内外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他非常重视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我们生产行政管理部门很愿意向他请教相关的问题，以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难点。例如，南方广袤的红壤坡荒地，既是开发利用的宝贵后备资源，又是有潜在水土流失危险的土地，我们水土保持部门很关注这个问题。当我们为此问题发愁时，黄老就提出了南方红壤坡荒地开发利用的问题，并不顾年老体弱，亲自深入到广东省梅县地区调查研究。90年代初，我和黄老在广东省惠州水土保持试验站不约相会。我是去该站调配研究水土保持事业单位的改革问题，而黄老是到五华等县调研红壤坡荒地开发利用回广州途经此站的。当时，我们就趁机对红壤坡地的治理与开发利用进行了讨论，主要是聆听黄老的精辟论述，他提出了非常合乎实际的建议。为了引起南方红壤地区对黄老的建议的重视，特请他写一篇文章。后来，我们在《中国水土保持》上发表了此文，并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印发了此文。

黄老对水土保持工作十分关心，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参加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点。90年代初，全国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聘请他担任顾问。在此期间，他十分热心水土保持工作，并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水利部主管水土保持工作的部领导，有问题也亲自去拜访和请教黄老，他总是毫无保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有时，他亲自到水利部就水土保持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这些，对我们生产行政管理部门的帮助很大。

黄老对工作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平易近人。例如，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支持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去张家口水土保持试验站进行水土流失问题的研究。他很关心，并指导开展试验，这对地方站的科技人员科研素质提高大有裨益。特别是后来又支持去山西省平陆县黄土坡地上开展植物篱试验研究，我多次去过地理所，与所领导及主持试验的研究人员一起研究试验计划时，每次黄老都参加，在听取他人意见后，非常认真和实事求是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作用很好，从未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人，在讨论充分后，才确定实施方案。此项试验研究，由于黄老参与筹谋，获得圆满的成果。90年代末，地理所又向水利部申报一项水土保持的软课题研究，在多次讨论研究方案时，黄老都参与讨论，他是课题组顾问，他讨论问题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又非常谦虚，总是耐心地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平易近人，从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都是综合与会者的论点后，提出的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

在黄老的身教和关怀下，我们水土保持行政主管部门，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合作是非常有益的，又是十分愉快的。我们这些具体工作人员，在与科技界的老前辈和其他研究人员的短暂共处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科技素质，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们的科学道德素养。

在回顾与黄老接触过程中一次次感人的情景，非常亲切和敬仰，我要十分认真地学习黄老高尚的科学品德，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