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璇 刘南威 姚清尹
一
黄秉维院士是我们敬爱的师长之一。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的同学(叶汇、梁溥、徐俊鸣等教授)都是我们的老师，故我们也尊敬他为师的。据曾昭璇回想在大学二年级时，地形由吴尚时教，土壤地理由孙宕越教，唯独植物地理没有人教。我们曾请教中山大学生物系董爽秋教授，请问他们可开此课情况。董先生说这课难开。您们可读浙江大学出版刊物，即有黄秉维先生“中国植物地理区域”一文，很好的。您们可作为课本精读。这样，我们就找来轮流学习，做笔记，当作正课学习。大家都有如上了植物地理课一样，心中已把黄先生作为老师了，即古称“私塾弟子”了。
建国后，黄师已转入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以后接触渐多。50年来，承他教导很多，故我们几个人都想写文章谈谈黄师教导的感想。就我们而言。黄师身教、言教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身教方面，黄师对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勤俭持家，团结友爱，尊贤让能。据曾昭璇的回忆，他每次到京，黄师每请吃饭，在家中边吃边谈，加一双筷子，即可畅谈家国之事。黄师不同意的事就说不同意，有问题也敢摆开来。如曾昭璇记得左大康兄接长所务时，对曾说过他仍抓他研究的项目。当时已觉得左兄身体不好，是否太重!左也觉得无奈。黄师亦说过太重，不利他健康。后来，所里想提郑度兄任所务，黄师更说不同意，一个好好的研究人材，拿去搞行政，不妥不妥。即可为例。可见黄师为人，是正派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也是他受竺可桢老院长赏识的地方。故竺老入科学院后，要在院内设地理所，即力荐黄师协助他筹备，后任命为所长，以免去旧中国和旧中央研究院的派系纠纷带入新中国的科学院!因为有学者认为地理学是个大拼盆，没有中心，不能对国家作贡献。
言教方面，他在学问上对我们最大的教导就是一生忠诚努力于科学研究，不断创新，我们在大学时，系里即说前辈学长，如周廷儒院士和黄师都是著名的“博览群书”高手，不只是野外工作的能人也。系中法、德、英文书很多很新，且多是世界名著、巨著，如德国的气候大全(几十本的)、法国的世界地理志(也几十大本的)，还有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李希霍芬的“中国”、Simple的“地理环境的影响”，Suess的“地球的面貌” 等巨著，也都是使学生努力学外文的动力。大家忙于野外考察、读书，故少搞联群结党之争，而养成团结友爱之情。故黄师一生阅读各国学术的新著，深入了解，能指导我国地理学的前进，加入所之初，他即要自然地理提高数理化水平，重视实验工作。为提倡数理化学习，他即自补微积分学，向苏学习时，则补俄文。他在研究自然地理学中，又提出应以综合为主，综合是自然地理的核心；故在自然地理学发展方向上，提出应从水热平衡、化学地理、生物群落三个方面发展等等。使综合工作才能深入，正确，为生产服务。这都对我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指明方向，于是全国高校地理系、即按黄师的理论而发展。他本人亦对中国自然区划工作身体力行，作出巨大贡献，为世所珍，使我国自然地理学发展很快，成为国际水平的学科。“综合自然地理”即由黄师奠基的一门新学问，国外所无!黄师一生钻研学问，深受竺老赏识，因为竺老也是如此。据父辈言，竺老在美留学时，即对同学如胡适等浮夸作风不予理会，一心学好科学，冀为国用。故竺老至老亦与黄师一起研讨地学问题。黄师能在科学院长期工作，即受竺老支持也。黄师对地理学理论的钻研，也成为我国地理学发展迅速的保证。
二
在学术界中，当时不少学者对地理学是否能成为一个学科有异议。黄师要找出地理学能成为一门科学的依据，以立足于科学院。他根据学者们的成果，得出“综合”是地理学赖以存在的核心。这一创见把地理学建立在一个坚强的基础理论之上。明确方向，并花了60年心血，建成“综合自然地理学”这门新的科学，立足于国际地学界。保证地理学在新中国的顺利发展。但是，他的“综合”思想并不是当时地理界的所谓“综合”的旧观念，而是要求有扎实深入的部门要素分科深入分析基础上的“综合”。例如他在植物地理方面的钻研，花几年精力，求得深入了解。他植物学基础是很好的。他在金陵大学植物标本室看标本，请教H.von Wissmann等人；又向土壤所专家及Thorp先生请教土壤，作为他与丁文江先生合著高中中国地理一书编写的基础。又向Buck先生请教中国土地利用问题等，这都是为黄师后来作自然地理综合工作的准备。他在浙大任教4年中，更知地理学要综合研究才有存在的价值。此后，他去资源委员会工作了7年，从事设计战后建设计划而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持进行研究。新中国建立后，黄师调入科学院，1953年即赴黄土高原考察。他充分发挥他的地貌学修养知识，用综合观点，写成报告。因为他在学生时期，即受德国教授带领进行地貌考察的(包括W.Credner、W.Panzer、A.Heim等)，毕业论文是Panzer指导的地貌学论文“惠州西湖与铜湖之间地形”。毕业后，在北平地质调查所又作过不少地貌调查工作，复查了前辈学者工作，日有进益。黄土高原的报告写好后，他去参加黄河流域规划工作，即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开始。他对各个地理环境要素充分深入研究后，才提“综合”的观点，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提出“自然区划”应为科学院重点工作之一。在由环境要素分析到综合过程中，他提出“一种桥梁”方法，即“分别研究地表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然后加以综合。”也就是后来具体提出的“水热平衡”、“化学地理”和“生物群落”研究为自然地理的三个主要方向。他还欣赏沈玉昌兄提出的二、三个要素相关分析的意见，并指定两位大学毕业生分别以“气候与地貌”及“气候与植物”为努力方向。这和作者在自然区划方法的文章中，主张的①要素分析；②要素间分析；③区划综合的三步走的区划过程方法相似。
1956年后，黄师主持自然区划工作，自然地理各分支系学科由各所专家主持，而综合自然区划即由黄老主持，这也以综合为主要目的。这是受科学院重视的一项工作。并得到国家的支持。竺老即提出这是建国基础工作之一，科学院要组织学者深入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国家地理环境的实际情况，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全国6个地理研究所(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中)进行全国性的自然区划。而“综合”的自然地理区划，即认为区划工作是可为我国农业方面服务的。
黄师为着保证“综合”的准确性、可用性而要加强各分支学科的水平，这和我们主张地貌学者应具有地质普查工作者水平、植被学者应具有植物分类学者水平意见相似。缺门更要努力培养青年有志学者。我们所知如当时是缺门的动物地理学，即尚为空白部门。黄老即指定专才，进行学习。如今天我国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人，并已成为国际知名学者的张荣祖研究员。即为黄师几十年心计才培养起来的。荣祖兄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即成为 《自然区划》丛书的第一种首先刊布。并为张氏后来写出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兽类地理巨著 打下良好基础。黄老虽有“对在地理研究中动物因素的作用认识不足。”之诲，但亦己尽力而为，才使张兄有今天的成就，不致受陋而使此一学科消失于中国。故作者亦对此学深切关注，使南方动物地理著作和论文亦有出版 ，南方区域地理著作亦辟有专章论之。如 《广东自然地理》(王将克，1997)等，即受黄老的影响所致，试为之助，不使有“门庭衰落以至于此”的感叹!
黄老倡议把各个自然地理组成要素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有“开展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研究”的倡议。这在当时国际上还没有学者提倡过的。因而笔者在受黄师影响下在华南师院地理系开设 《综合自然地理学》课程时，即因英文未有专名，请教林超师“综合”一词英译，承林师建议才译成 “Integrated Physical Geography”使用开来。可见这门学问是由黄师亲身建立起来的。
自然区划工作很自然与生产结合起来，黄师在《区划说明书》(第十一节)即系统地列述 区划的应用，这是把自然地理学带向生产的重要一环。也是他首创的工作。我们即受黄师影响在参加综合考察华南热带地域时，找寻具有赤道地带特征的地点即能够避去风、寒、旱三大害的局部地点，试种赤道性作物橡胶树的建议，果有成就。即环境和农业是息息相关着的。因而，在自然区划过程申，同时也对黄老提出了一些问题，使他按自然区划去继续加强加深去处理，成为后半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三
我国地理区划是有长久历史，各家说法亦多，但是以综合自然地理思想指导的区划工作是以黄老为开始。时代是在新申国建立后，从自然区划工作中，也于我国环境特征，提出与生产关联问题。本人可用下述两例说明。
例如把青藏高原与低地划分开来即为一例。黄师综合自然区划思想是表达“自然现象的地域分异性”为主，在方法上分级进行的，第一级以地域分化，其次在高级中进行类型，在较低级中转用区域区划；区划单元数目和命名从俗。区划和区划单元说明应对农业生产有助。因此，划出青藏高原别于低地，是非常必要的，是黄师按照自己学术观点划出的。即一是水平地带与低地不整合，二是温度和水分是现代因素，人力难改变。按此划出青藏高原是按“综合”观点的，并不是受外国学影响的。外国学者由于对黄氏“综合”观点理解不深，因国外当时尚未有“综合自然地理”的概念。他们仍归多用西方传统观点来对待黄师区划的理论，例如认为青藏高原的划成一个区的做法，即受到德国气候学家的影响(如Koppen氏等)。如果受国外学者影响，不如说黄老观点受祖国学者们的思想影响更为确切。但是这一观念，是黄师按自己的“综合”观点而决定的，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不是气候区划或地貌区划，因为在这两种区划中，都可能同时把青藏高原划为一个地球高级的特殊地区。
正如黄师说过，“Koeppen和Holdridge的方法虽然采用的人比较多，但充其量也只能供参考和佐证，决不能奉为准绳，到处套用。”可见外国一些学者的暗示，并不能贬低黄老的独创思想。
第二个例子，即是“南亚热带”一名的建立。本人认为这是黄老用综合自然地理创立的二个很好的地理专有名词。他把亚热带南部地方划出成为一个南亚热带地带，表示他对中国东南部地带性划分的一个创举。便全国人民明确了华南地区的地理特征，以前学者多用华南区等名称称呼。但总是给人们有一个地理性不明确的概念。因此，黄老这个名称，是“从俗”的考虑，把我国广大的亚热带地区，由北京到广州都同属一带亚热带中，很笼统和给人不明确的撅念，即到底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有没有差别的问题。因此黄师把北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分开了，就清楚了。一些外国学者因此而不能说黄师是根据国际传统的亚热带来作中国的地理区划分区了。而是黄师用他创立的“综合”观点来定出的一个特殊的地带。
黄师在这个问题上还写出详尽的论文多篇，从其中可见到他是充分考虑到各个学科，和众多学者的观点 ，并且据我所知，每件大事，他都遍访全国同行学者、征求意见，再反复研究，才下定语的，才决定建立此一名称的，正如他自己说:“如此处理，似乎并无明显的错误。” 可见黄师从他的“综合”理论上把华南划归亚热带是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黄师的划出南亚热带，从命名到实质都是他在自然区划中的创新，即“综合”观点处理的成果与其他学者不一定相同。
因为他认为自海南岛以南的热带和北面南亚热带分界，从农业生产看来，热带作物比南亚热带多得多，生长好得多。即此线比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分界线在综合观点看来要重要得多。其次是亚热带代表带内已有热带性特征之意。如脊椎动物71科在亚热带中是渐变性的，故南亚热带划入热带是不宜的，“不能随便引作划定热带界线的依据”。 竺老过世后，黄师在1984年还在《地理研究》上著文说及南亚热带划入亚热带和热带内也可分为三个次一级带是可行的观点。都表明黄老在他的《自然区划》中，综合观点划出我国的特殊区的特征，是通过深思熟虑的。
这正好反映黄师为人的态度，他曾经说过，他 “回首60年，我好学多思，勤奋不懈，寻求真理，契而不舍。”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辈后学学习的榜样。
四
黄师认为综合自然区划可供中央、大区农业工作的参考，故要深入到自然区域环境和农业生产的结合的研究，即在1959年以后，开展了一系列的自然地理综合研究课题，如农田水热平衡、农业生产潜力、坡地持续生产、温室增暖等等的研究，它们无一不与自然区划相关。并且把综合研究推向定位研究方向上来。并参加了农业区划工作，并且与自然区划及热水平衡相贯通。到文革才止。但他的“综合”思想并未终止。十年动乱结束后，又重整旗鼓，继续耕耘。
1990年黄师在《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回顾》一文中又论述“自然地理学的三个方向、田间试验、农业生产潜力”关系 。即在自然区划基础上，进一步与农业 生产联结起来，研究成果将充实自然区划的内容和实用性。因为地带性的主要基础为温度与水分，而我国农业生产的提高即基于此研究，因此，热水平衡的定位研究，可获取可靠资料。故文革后，他迸一步作田间试验，向农业生产潜力转变，亦有成果，即研究结果，从光温潜力估计，和一些单位产量实际计算相符。可见黄师研究新的方向是由实践证明了理论的可靠性，对粮食增产、扩大作物种类均有实践性意义。
他的发展农业的思想是以自然区域为基础的。正如他的自述，“志趣的核心是以热水平衡为对象，以田间试验为手段，与自然生产力的其他因素相结合，而辅以野外考察和室内资料分析。先从华北入手，最后扩展到自然区划各个单元。”
在热水平衡研究期间，黄老还进行农业区划研究，主要在生产潜力和增产途径，即由自然区划及热水平衡贯通起来，并注意到经济地理方面问题，例如他1965年参加酒泉农业区划。他作出可行性的14条生产建议，1966年即已取得成绩，充分说明自然区划是能为农业生产服务。当时类似的农业区划工作也在展开，如周立三院士的江苏区划，作者看了展览会，又看到邓小平同志的题词，显然为国家领导人肯定。有一次全国地理学会北京会议时，一些经济地理专家也说对野外还未有一套可行的经验，如在午餐会时，在座孙敬之会长即说他在理论上还可以，但在野外的调查方法上还未有一套可行的方法，当时坐在旁的名誉理事长徐特立老先生说“这是我们建国后的新事物”，又说“你们年轻一代可以努力去研究(我坐徐老右侧，孙兄坐左侧)”。可见具有严格野外调查训练周立三院士等的工作，是从野外实践中来，他和黄老是同学，故同样能成功。后来作者知道黄师也是参加了农业区划(范长江邀请)的，并且花了不少时间，据他自言是，“在我参与热水平衡工作期间，也分出了同样多的精力参与农业区划工作。”他用自然区划的功底去处理农业区划的成果是有成绩的。1973年在编写《中国自然地理》(科学院重点著作)中，探讨自然生产力，并与实际产量相比较，也获得成功，实践证明黄师理论的正确性。如他计算的结果和英人P.b.h,Tinken相近。又计算出华北生产潜力为1400公斤/亩至1600公斤/亩，而由省农科院的核实高产数山东省为1550公斤/亩。河南为1350公斤/亩和1400公斤/亩。也互相一致。
总之，黄师的自然区划和农业生产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说明了综合自然地理是一门新兴的而且是有用的学科，能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并且华北平原地区建立了几个实验基地，所做出的成绩，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总之，黄老思想周密，上述对平原地区的研究外，他还注意到我国各地区广泛存在“坡地”的农业生产问题。“坡地不用”向为外国学者考察中国后的结语，即“中国农民土地利用只限平地”。较高坡地即因缺水而成为采樵、割草、墓地、林地，生产力太低。不如国外坡地利用一如平原的先进。黄土高原、华南红土出坡地都受黄老重视。故在他的自然区划中，即将地形同温度和水分状况并列为最主要的依据。解决坡地持续利用与平地不同，1960年在水土保持研究中，还提出木本油粮和多年植物的研究，成为黄师在文革后的主要方向之一。他的成果和理论，如1987年“华南坡利用与改良”及1989年的再论，都成为广东省水土保持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并已由广州地理所学者作出了显著成果。黄老不顾年老体弱，频频南下指导华南坡地研究项目的发展，充分反映黄老性格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信条。
黄秉维院士不但是新中国的地理学带头人，而且是国际著名学者。他一生从事中国自然地理与自然资源的综合研究，以自然区划为核心，使地理学成为祖国不能缺少的一门科学，创立了“综合自然地理”，并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他把地理学和国家建设事业结合起来研究，为各方面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对增强今天的国力，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资料和方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想，我们受过黄老教导的晚辈都应该发扬他的综合自然地理思想，为国家现代化作出更多的贡献。创造更多的优秀科研成果和辉煌的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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