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吴关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我国古代的地理知识传播得很早，以《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为代表的地理知识早就广为流传，成为世界地理文化的瑰宝。但是，中国的地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并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得到不断的发展，是在20世纪初期，特别是在50年代建国以后才开始。广大中国地理学者为之奋斗终身,为地理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突出的范例,论他们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深，公推竺可桢和黄秉维两人。纪录他们两人的工作联系,比较他们的异同,分析他们的历史作用,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地理学向创新性方向发展，倡导科学道德，大力改进学风，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实际意义。

一、经历异同

竺可桢和黄秉维虽然出生在不同时代，前者诞生于满清晚年的1890年；后者出生于已经建立共和的1913年，前后相差23年。但是，两人童、少年时代的中国情况基本一样，都是外侮不止，内乱日滋，民族灾难和国家贫穷落后的社会烙印给两人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两人从小就立志于寒窗苦读，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他们当时受封建文化的熏陶也比较深，其中不乏有许多合理的部分。竺可桢受益于浙东学派，以学术传世的王守仁，黄宗羲，朱舜水等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他影响较大：黄秉维是广东人，12岁以前就读于私塾，朗朗能背诵许多古文。“不仕王侯，高尚其事”，“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观当然对他潜移默化，隐逸思想使得他只去追求脚踏实地的工作，从不企尚空名。两人因此从少年时代起就燃烧起强烈的爱国热情，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立志要为国家做出贡献。不同的是，竺可桢一辈子几乎都在科研部门和高等学府工作，他的领导才能和时代的需要，给了他宽广的实现科教救国和科教兴国抱负的机会；黄秉维有一段时间虽然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仍然在地理学第一线坚持考察和研究，丰厚的日积月累为他日后推动和引导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竺可桢作为庚款第二期赴美留学生,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与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他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后,立即返回祖国，带回来的是欧美近代地理学学说。例如，他在1921年编写的中国第一部近代地学教材——《地学通论》，第一段话就是介绍美国近代地理学家台维斯关于地理学的定义，认为地理学是研究地球上各种物质与人类关系的一门科学。黄秉维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他在中山大学受德国地理学家的影响比较大。当时德国学者比较强调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注重野外的实地考察。这两项要求使黄秉维终身受益。所以，尽管两人学历不一,但两人都注意把先进的西方地理学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创新性研究中，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地理学理论作出了贡献。

两人在建国以后,先后担任了相同的职务，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例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有些职务,竺可桢和黄秉维虽然分别担任了正副职务，例如，地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国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正副主任、国家大地图集编辑委员会正副主任、《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正副主任等，但是他们各司其职，互相支持，正显示两人志同道合,密切合作的历史过程。

1966年，罗马尼亚科学院增选国外院士，中国有两位科学家当选，以竺可桢为院士,以黄秉维为通讯院士(后改为院士)；1999年,中央电视台对外频道以“东方之子”，向国外宣传四位中国地理学家，两人都列在其中。可见竺可桢和黄秉维在国内外都拥有相当的学术地位。

当然，在黄秉维的心目中，竺可桢是他的先辈，又是自己的领导，对他非常尊敬。但是竺可桢也十分尊重和重视黄秉维，他对发展中国地理学的许多设想，基本上是通过黄秉维领导的地理研究所来具体实现的。

二、关键的任用

1938年，黄秉维曾经到竺可桢主政的浙江大学,在史地系教了四年课。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副教授,两人之间直接联系不多。黄离开浙江大学到资源委员会工作后,两人的交往也并不多，竺可桢比较多的是通过翁文灏对黄秉维的博学多才有一定的了解。建国以后,竺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黄仍在政府部门工作。竺可桢主张新建地理研究所,并力主由黄秉维来担任所长,以后的历史事实使两人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按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地理学界事实上存在着不同派别的实际情况，当时选择地理研究所的所长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有较高的学术威望；二是不涉及当时地理学界的宗派纷争。科学院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火车头,一个所长必须是众望所归，能被南北的地理学家所接受；三是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干系。根据这三个条件的要求,竺可桢首先考虑了黄秉维。他认为,除黄秉维以外,“另外物色极不易”。

竺可桢任用黄秉维为地理研究所所长,并没有得到黄本人和华东大区有关政府部门的响应。为此,竺可桢十分注意工作方法,采取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层层做工作:他先报告了郭沫若院长,得到了他的同意;他又和黄本人几次谈话,然后召集由17位地理学家组成的地理所筹备委员会开会(实到15人),共同蕴酿讨论所长人选。会后竺逐个和与会人员谈话,分别征求意见,除一人外,13位筹备委员都投了黄秉维的票；最后由中国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在这种情况下，黄秉维才同意离开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基本建设处副处长的工作岗位，来北京就任。回顾这段历史,如果黄秉维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如果没有竺可桢求贤若渴,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可能黄秉维没有这么快走上发展中国地理学的领导岗位。

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推选学部委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地理学家中只有竺可桢和黄秉维入选。当时推选学部委员不象现行这种选举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上而下指定的,这当然也和竺可桢对黄秉维的重视和推荐有关。

竺可桢推荐黄秉维登上中国地理学界的领导岗位这个历史事实，以及黄秉维日后不负众望的实际业绩，都为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树立了历史丰碑。

三,观点相同 习性相近

竺可桢和黄秉维作为两个地理学家个人,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轨迹上去观察,不难发现他们确实存在着不少的共同点。不仅许多学术观点相同，而且个人志趣相投，习性相近，道德风貌相似。例如，在西北干旱地区植树造林必须根据当地的地下水情况因地制宜，竺可桢早在1965年8月就提出过告诫。他认为，片面的强调植树造林，等于在干旱地区设置抽水机，有可能导致当地地下水位下降。这个观点和黄秉维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开发大西北种树要适量，不能忽视树木的大量蒸发蒸腾作用的论点是一致的；又例如，竺可桢在晚年，仍然坚持阅读《自然》和《科学》两本杂志。当时他走路已很困难了，不能上图书馆去，只能请黄秉维把杂志借出来，再托邻居转交给他。这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嗜书如命，即令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关注着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向。只有黄秉维最理解，这两本杂志对于竺可桢来说是多么重要。黄秉维也一直坚持阅读《自然》和《科学》两本杂志。而且要求他的研究生都要阅读。由于经费的原因，地理所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订阅这两种杂志，黄秉维就自行订阅。由于这些共同点,在共和国地理学的发展史上,竺可桢与黄秉维两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崇尚真理 科学救国

两人的青年时代正是外有侵略，内战不断，国家贫穷，民不聊生的时代。他们认为：列强虎视，乃由于国弱民贫。当时知识界不少人提倡科学救国，决心以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桃花源。竺可桢在国外博士学业尚未结束，就积极参与成立中国科学社，写各种科普文章，唤起国人对科学的重视，黄秉维则昕夕衔枚,疾足奔放,以两年时间,连跳五级,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为了深入研究祖国大好山河，不让外国探险家染指和插手中国的自然资源，毅然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本着“科学救国”的志愿到新建的地理学系学习。他以此作为动力，从青年时代起，就发愤努力，勤奋好学。“病后知饥身始健，诗成能悔学才深”成了黄秉维的座右铭。黄秉维以他毕生的实践向世人启示，只有科学技术事业，才能拯救中国，建设国家；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只有潜心于科学研究，不断得到创新性科研成果，才是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最好途径。所以，黄秉维自认为，除了读书，用力组织和钻研科学问题以外，其他工作都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2,中国的地理学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

中国科学院的地学研究方向，竺可桢主张地质学主要为工业生产服务,地理学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这个观点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是完全正确的。地理学为农业服务，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应该把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黄河问题作为重点，是国民经济发展对地理科学研究提出的需要，也是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的具体反映。黄秉维完全赞成竺可桢的主张，把竺可桢这方面的学术意图看作是对自己的工作托付。他到地理所后,立即参加到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中去,从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华北平原的土壤盐渍化的防治研究，发展到以后的地表热量水分平衡、坡地利用的研究等都贯穿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要求。竺可桢和黄秉维共同领导的《中国自然区划》研究工作，突破了单一地理学科的束缚，广泛吸收了农学、林学、畜牧学等应用科学和土壤学、气候学、植物学、生态学等基础科学知识，主要根据积温指标和广义农业发展历史上的某些一致性，以为农林牧水服务为目标，通过综合研究，来表达自然地带的区域性。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地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

3,自然地理研究必须在部门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进行.

在自然科学日益发展,学科越分越细的情况下, 综合研究已成为必然趋势。地理学研究要回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只有通过综合研究，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竺可桢指出:“在各分支学科深入研究，分别探讨问题的同时，还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加强综合性研究”,又认为:“自然地理学中的地貌，气候，土壤，植被等因素固然要综合考虑,只有对各个自然条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全面认识自然，提出改造自然的有效措施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途径”。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秉维就关注地理学的综合研究，认为“综合是地理学存在的依据”。他在毕生的研究生涯中十分注意各研究对象之间的总的联系，着重解决一个研究对象与其周围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竺可桢和黄秉维在这方面志趣相投，所不同的是竺可桢重点研究气候因素和粮食生产的关系，着重探讨中国的粮食生产的潜力和提高产量的科学途径。黄秉维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除气候和植被外，对地貌、土壤、水文甚至矿产都做过比较充分的研究。他强调单门学科分析是综合研究的基础。所以，黄秉维从事地理研究的六十年正是“自然地理综合工作的六十年”。

4,地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中国的地理学只是主要局限于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既不能精确地反映客观实际，更不能解决生产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新中国的地理学要彻底摆脱单纯描述状态，必须走实验地理学的道路。竺可桢在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提出地理学研究必须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尤其要在定量上多下功夫；要注意引进数理化方法，及时采用新技术，加强野外观察，建立试验台站。黄秉维任地理研究所所长后，根据能量守恒、物质不灭的原理，出于综合研究地表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的需要，率先引入新技术和新方法。1960年前后，他提出应用航空照片、放射性碳14测年、孢子花粉分析等新技术，建立人工河床和水分平衡试验场，设置风洞、人工气候室等来模拟自然界中的条件和过程，寻求测定某些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黄秉维认为，采取定位观测和实验是提高地理科学水平的有效方法，自然地理综合研究的科学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地域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定位观测和实验结果在内。从50年代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治沙的定位观测站开始，黄秉维就积极参与其中；70年代建立禹城综合实验站，直到80年代在困难的情况下建立北京农业生态系统试验站，都倾注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大量精力。黄秉维是我国地理学一系列野外观测实验台站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5，勤奋好学 平易近人

竺可桢和黄秉维这两位中国近代地理学的泰斗，学问之大，贡献之多，令后人肃然起敬。但是他们勤奋读书、努力工作的精神，更值得众多的科学工作者学习。竺可桢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写日记和读书扎记。所谓“水滴石穿”，就是这种勤奋精神的写照。黄秉维评价竺可桢：“天才就是勤奋”，对他称颂不已。而黄秉维本人读书之多，涉足之深，考察之广，是那种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面向大自然的地理学家。事实证明，中国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都是孕育在这样难能可贵的勤奋之中。

他们是大学问家，却又情系大众，平易近人。竺可桢喜好游泳，当年见到有的泳客未经洗脚消毒即入池，为保障公共卫生，他就写信给荣高棠，要求予以纠正；他于1970年因患肺炎住进三人一间的普通病房，和一位工人相处亲密，出院后仍然有交往。竺可桢对于人民来信，特别是向他讨教科学问题，总是认真对待，热情答复，从不以长者自居。无独有偶。黄秉维的平易近人在地理学界远近闻名。他从不厉声斥人，常见的是他作自我批评。他富有人情，经常关心和爱护周围同事,特别是对于帮助过他的人,更是念念不忘。地理研究所有一位炊事员,和黄秉维在五七干校是”同学”。炊事员逝世后,他不仅参加追悼会,而且情不自禁地号啕大哭,悲伤不已。此情此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四,科学业绩与世永存 道德风貌光彩照人

竺可桢和黄秉维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了历史渊源，一直到1950年由于发展中国地理科学的需要,才开始了密切的合作,前后延续了24年。在这24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通过他们两人的具体领导，加上广大地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段。他们的业绩，归纳起来:

1,树立了地理科学研究方向的范例。研究工作不仅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必须结合中国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特点;

2,在全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同时又陆续建设起野外观测台站,开始把数理化和新技术引进到地理学的研究工作中来;

3,在综合研究过程中,孕育了一系列由地理学科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如沙漠学、冰川学、湖泊学、沼泽学、山地学等。与此相适应,一大批研究人才脱颖而出;

4,竺可桢和黄秉维守正不阿而虚怀若谷的品格,为科技界后人树立了榜样 。大家可以由此领悟到:怎样治学,如何做人。

这些，似可看作是地理工作者对竺可桢、黄秉维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