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

一、黄秉维院士是我自然地理学的启蒙老师并一直对我指导、扶助的恩师。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即1938年秋，浙江大学迁到广西宜山，他从地质调查所调至浙大，任史地系讲师，主讲基础课《自然地理学》，我适逢其会，成为他第一批及门弟子，发现他非常年轻(25岁)，但讲课内容非常丰富，没有指定教课书，完全凭口述和笔记，课中涉及气候、地形、土壤、植物等内容，黄先生都滔滔不绝地讲下来，并讲得熟练，显然有深厚的功底，又做了充分的讲课准备，和一年以前即1937年我初到浙大时，在天目山读一年级时另一位老师仅凭Martonne《自然地理学简编》讲授内容渊博深入得多，当时黄先生讲得快，学生不能完全记录，我奋笔疾书，大约也只得记到实际的十之六、七，稍后黄先生补发讲义，学生听一遍，再就讲义学一遍，对自然地理学的了解就比较深入了。黄先生还定题目作课堂与野外实习，记得第一堂实习课是在印有许多温度数字的一张纸上，交学生正确的画出等温线来，黄先生随后对每个学生检查改正。在自然地理课程以后，我还选修了黄先生开设的亚洲地理与植物地理课程，读到《史地杂志》1卷3期4期发表的黄先生《中国之植物区域》论文，知道是他到浙大以前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为著作《中国地理长编》，编写的部分成果，这部《中国地理长编》几乎网罗整理了抗日战争前极大部分科学价值较高自然地理资料，但未能出版传世，极为可惜。黄先生初到浙大距中山大学毕业只有3年时间，浙大给他以最高级讲师待遇，超过了许多老讲师，大家猜想，主要由于他的老领导当时已担任经济部长翁文灏先生向竺可桢校长介绍推荐的关系，但也没有听到过有人非议。后来对黄先生历史了解比较多了，得知他在大学读书时的出色成绩，和所形成彻底、深入治学精神，到地质调查所三年短时间(现在科学院制度只是研究实习员的时间)的野外工作和详尽熟悉各个专业领域的自然地理知识，不间断地白天深夜勤奋工作，才能得到丁文江、翁文灏先生等高层领导的器重，虽然发表的论文不多，但竺可桢、张其昀(当时浙大史地系主任)慧眼识英才，给予了最高级讲师位置。

黄先生平易近人，也乐于和同学们交谈指点，我就经常去黄先生寓所，就头脑中出现的问题请教，他有问必答，也答得中肯。记得在一个短时间内，我对海外华侨问题发生兴趣，但不知找什么书看才好，就请他指点，他当即开了一本在校图书馆可以借到的英文《中国华侨》专著，我借来看了，得知海外中国华侨总数超过1000万人，以东南亚各国为主，以后发展到欧洲、美洲和澳洲，艰苦创业，支持孙中山革命运动。很有影响，但也受人欺凌。

1942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原定在先前的导师叶良辅教授指导下，深入研究地貌学，不意到第二年，物价飞涨，原有的研究生津贴，不足以维持生活了，叶先生也无能为力，我就向黄师求助，当时黄先生已转到重庆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工作，黄师回函说：一个新建的临时的机构——华中经济研究所委托他组织有关华中区自然资源评价研究课题，准备抗战胜利后建设应用，其中有一水文课题，可以一年时间搜集整理华中区水文资料，撰写报告，这报告也可以充当作浙大研究生论文，如愿承担此任务，可给予助理研究员名义，拿相应的一年工资，所需搜集资料的差旅费用实报实销。得此函示，虽然从地貌转向水文，从头学起有些困难，但现实生活问题得到解决，也不得不然，经请示原导师同意，就去重庆工作了近一年时间，在黄先生悉心指导下，并得我哥哥任水利委员会技正的施成熙帮助，学习河流水文的基本知识，去各有关单位抄录资料、统计分析，撰写了一篇接近4万字原称《华中水理概要》的论文，系统论述长江中游干支流的流量，泥沙、水位涨落和季节的变化。黄先生对这一篇从原始资料统筹分析和总结性研究成果，比较满意。推荐在当时重庆出版的《经济建设季刊》分二期(1944年3卷1期和1945年3卷3-4期)发表，可惜受印刷条件限制，所有附图均删去未印。

1944年，我从浙大研究院毕业后，到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这个所的经费实在困难到极点，除建所初期，还有钱派出几个调查组外，在我进所时，只能勉强发工资，研究人员只能 枯坐斗室，看书学习或整理加工先前搜集的资料。我又幸得黄先生帮助，参加他负责为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需要的两项野外调查，一是1946年春季的川西水力经济调查，为计划中的岷江水电站提供成都平原灌溉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和灌县(现称都江堰市)以上至汶川县境映秀湾拟建电站间峡谷段自然和经济情况。参加调查的为杨利普，黄秉成，毛汉礼和我4人，从2月中旬至5月中旬，实际野外工作3个月，回到重庆后，悉黄师正受托组织第二项调查，即三峡大坝水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定黄秉成，蔡钟瑞、施雅风、吕东明、钟功甫五人参加，6月即开始工作，我虽得稍晚一个月参加的允许，但整理川西考察资料时间，仍很短促，只是写了一篇《川西地理考察记》即初步整理的材料稿上交，这篇材料稿承李承三先生审定在当时出版的《地理》5卷刊出，整个川西考察报告，大约由杨利普先生完成的。以后得当时主编地理学报的任美锷教授约稿，由杨利普为主撰写了《成都平原之土地利用》《岷江峡谷之土地利用》二文在1948年《地理学报》14卷刊出。

黄先生对于三峡工程水库淹没损失调查是下了工夫的。建设三峡大坝是美国著名工程师萨凡奇倡议的，他在抗战胜利后亲自到三峡考察提出建立相对高200m或150m的拦江高坝，主要用于发电、兼蓄洪、航运诸利，国民党政府采纳他的意见，决定进行为大坝设计所需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其中内容之一，即水库淹没损失的调查估计，我们在出发前和黄先生详细讨论了调查要求与调查方法，要求是在200m与150m高坝淹没范围内，对各种土地、人口、房屋的数量与工商业以至交通道路的损失、估算其大致价值。方法主要是对沿江可能淹没所及的干、支流在内步行测算，在1：50000军用地图上用彩色笔，勾划填绘水田、旱地、菜地、果林、草地等各种土地利用情况，对位于库区中内的乡场，必须逐户统计其房屋数量，对于城市房屋则依靠城市管理部门的统计，对各县市的农、工、商、交通情况尽量搜集可以得到的文字资料。6月份，蔡钟瑞、吕东明先去水库尾端合江至重庆间调查，7月会合黄秉成、钟功甫、施雅风3人离开重庆顺江东下，先到长寿龙溪河小水电站找到水力发电处总工程师张光斗先生汇报，他除具体指点一些要求外，亲自介绍这个自力设计的小水电站情况，增长我们的水电知识。以后我们日行四、五十里，经过酷暑和稍凉的秋季，全程约计五千里甚为艰苦，于12月中旬到达宜昌，换乘轮船，于12月31日到达南京。1947年上半年在黄先生指点下，经过详细的计算并撰写了报告，附有大量统计表，因人手不足还专请了一个临时工抄写。以《三峡水库区经济调查报告》为名，对库区淹没损失作了较详细的分类和分区统计。成稿复写了3份，全部交给了黄先生。这时，国内战争已非常炽烈，三峡大坝设计准备工作完全停顿，黄先生为这份调查报告写了较长的序言后，将报告交给了委托单位水力发电工程处，从此尘封无音讯了。五十年代中央人民政府认真研究三峡大坝修建问题，组织了比较大的力量详细测量水库区情况，听到在水电部水力发电局担任工程地质总工程师先前参加过我们调查工作的蔡钟瑞先生(已故)说，五十年代的详细调查和我们先前粗略调查结果大体相符，证明我们先前调查是正确适当的。我对这项工作的副产品是写了两篇文章发表：一是《三峡区鹞子砾岩成因探讨》(1948年《地理》6卷1期)，提出了与李四光先生的不同解释，认为砾岩是三峡形成以后的第四纪沉积，而不是李先生在20年代考察时所设想的第三纪初期长江上游反向西流时的堆积。二是《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1949年《地理》6卷2、3、4合期)是历史地理性质文章。对川西和三峡区的两次调查深入农村实际，真切体会封建制度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国民党统治的专制腐败，1947年下半年在老党员吕东明同志引导下，我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以主要精力投入革命工作。

二、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黄师被调去上海，在华东大区工业部主持华东工矿普查工作，后又转任基本建设处长。同时，随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而建立的中国科学院接收原中国地理研究所留在南京职工9人的小滩子，决定成立地理研究所筹备处，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主任，请黄先生为副主任，任命我为所务秘书。竺副院长一开始就想请黄先生主持筹建工作，但华东区领导坚决不放，只允黄兼职参加筹委会，而竺副院长又不能常驻南京，在1950年6月第一次筹委会决定大计后，实际所务主要由周立三先生代理进行。1951年3月，北京举行的地理所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认为过去一年地理所发展良好，人员有相当充实，分地理(周立三主持)大地测量(方俊主持)制图(曾世英)三组工作顺利，任务饱满，人员团结，野外工作(南京附近土地利用调查、黄河泛滥区考察，黄河山陕间土壤流失调查，铁路新线工程地质和经济调查，已包括成渝路、川黔路、湘黔路三线)结合国家需要，大量开展，筹备阶段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应正式建所，会议中心转而讨论所长人选，竺副院长以个别谈话方式，逐个征求意见，谈话结束后，竺当场宣布，参加会议的十多位筹备委员，除1人外，均赞成黄秉维先生任所长，周立三先生任副所长，即以此方案报院，但实际此项任命直到1953年初华东大区撤销，黄先生正式调中国科学院工作，1954年1月院务会议通过任命黄先生为地理所第一副所长代理所长，周立三为第二副所长，其时地理所已在北京成立工作站，由罗开富先生主持，承担中华地理志编纂工作，地理所人员大部分在南京，实际所务仍由周先生负责处理。

《自然地理综合工作六十年——黄秉维文集》中刊载了黄先生有关黄土区域土壤侵蚀与水土保持论文5篇。时间跨度从1953年至1985年，可知黄先生长期关注这个水利、农业和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他受竺副院长委托，1953年春，黄先生单身到北京报到，尚未安家，就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团，远去陕北、陇东考察，竺副院长要他不仅综合注意自然现象，还要兼顾社会经济，黄先生以二个月左右时间实际观察和搜集了很多资料，回京后，迅速撰成《陕甘黄土区域土壤侵蚀的因素和方式》一文，当时我和黄先生住在一个宿舍，有幸先睹此文，认为写得全面、深入，击中要害，比报刊上看到的任何一篇讲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文章都要好，我正兼任《地理学报》副主编，即向黄先生要到此文，以最快的速度在当年《地理学报》第2期刊出，我想黄先生如何能在短短两个月考察后，就能写出如此高质量的的创新论文，这和黄先生深厚的自然地理学功底和勤奋过人分不开，黄先生透彻地阐明黄土是比现代干燥寒冷时期的风成堆积，自然赋予它抗蚀力弱的特征，黄土高原形成过程中沟谷发育，原有的良好植被被人为破坏，而有相当强度暴雨汇流产生剧烈的侵蚀作用。侵蚀又以沟脑溯源侵蚀为急先锋，防治的重点应放在河间地的土地改良，以削弱河间塬、梁地区径流汇集和侵蚀作用，经过多年的实践，上述观点已成老生常谈的普通知识，但在50年前系统提出是了不起的创新成就。此后，黄先生就转入黄河流域规划的制定工作，其专业贡献，大约就是1955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编制黄河中游流域土壤侵蚀分区的经验教训》一文，以其主要贡献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指明了土壤侵蚀异常强烈的一级区是位于延河以北黄河两岸的黄土丘陵区，以绥德站为代表，平均坡度最大，耕垦指数最高，不仅水蚀异常强烈，风蚀也很强烈。从此图理应得出水土保持措施重点区域所在。这个见解远早于80年代初水利学者根据黄河各站泥沙量分析得的泥沙量的74%，粗砂量80%产生于山陕间黄河中游两岸11.4万平方公里的观点。应该说，这与黄先生观点是方法来源不同而珠途同归，但受到重视程度则大相迳庭。黄先生对黄河流域规划贡献，远不止上述这篇文章，我曾有机会见到水利电力部主持规划工作的张铁铮总工程师，说起此事，张说：“秉维多识博学，几乎无所不知，对规划中许多问题，都提出好意见，他是极好的顾问人才，在规划编制中起了重要作用。”

1956年，我国第一次科学技术远景规划57项任务中将中国自然区域划与经济区划列为第一项任务，经济区划因缺乏合适的承担单位和当时的政治条件没有进行，自然区划则由中国科学院成立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以地理所为主，地球物理所，土壤所，植物所，动物所都有研究员参加。竺可桢副院长任主任，黄秉维所长任副主任，候学煜先生和我被任为学术秘书。另通过苏联科学院推荐，从莫斯科大学请来萨莫依洛夫教授为顾问，在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部分已开展的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物、动物6种专业区域工作基础上，重新制定计划，扩大内容，增加人力(如调沈玉昌先生来京主持地貌区划)，并决定整个区划工作要以综合自然区划为核心，推定黄先生负责，专业区划中增加昆虫区划为动物区划组成部分，潜水区划为水文区划组成部分。综合自然区划要体现为农业服务宗旨。内容复杂，国内没有做过，要设计出前所未有的区划方案甚为困难，原期望借助于苏联经验，萨莫依洛夫教授为此热情致函苏联有关多位学者要材料，作介绍，发现苏联亦无现成先例，萨教授的专长是河口学，自然也拿不出方案。在各种专业区划工作安排好分头负责进行后，竺、黄诸先生就集中考虑综合区划方案，他们和萨莫依洛夫顾问、秘书兼翻译李恒等以及临时来京参加的马溶之、文振旺先生等都在生物楼一层办公。竺副院长虽然很忙，但每周必有一天来生物楼工作。几个月内开了很多次会讨论，听取各方面意见，确定的原则和步骤是将全国先分东部季风区，蒙新高原区与青藏高原区三大部分，主要尊从地带性原则，先按温度，次按水分条件，再次按地形三级划分区域，根据气候、土壤、植被资料进行，原则定下来，但具体划分界线如何确定？相应的分界指标如何选择？又由于资料不足，意见分歧，困难很大，其中讨论焦点是亚热带范围问题，当时苏联几种权威性著作将我国部分的亚热带北界划到东北的中部，包括内蒙古和新疆大部，南界在福建北部与江西、湖南的南部，对我国有相当影响，我国学者讨论中多持不同看法，为此，竺先生专撰《中国的亚热带》(科学通报1958年17期)一文，定亚热带积温指标为4500-8000，最冷月2-16℃，有多种亚热带标准植物，如樟、茶、马尾松、柏、杉、油菜、油桐、柑橘、毛竹等；北界应划在淮河、秦岭线，南界在台湾中部与雷州半岛南部，对亚热带与热带界线，国内学者意见亦很分歧，黄先生踌躇再三，认为广州应列入亚热带，但也有一定热带性，在区划方案中将亚热带进一步划分出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与常绿阔叶林—黄棕壤与黄褐土地带)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红壤与黄壤地带)与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砖红壤化红壤与黄壤地带)。事隔多年回顾，由于高校教学需要产过几种自然区划方案，但比较起来，理论之周密与实践上应用之广，仍以黄先生为主提出的方案为首选，遗憾的是这套区划研究成果(综合区划和各专业区划六大本)于1959年底以初稿形式，内部发行，读者面受到限制，而且篇幅很大，尽阅困难，效益相对小了，如果当时能及时再写一个篇幅较小的简明普及本，大量发行，能为更多的人利用，那就更好了。我作为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秘书，实际上只在1957年至1958年上半年，工作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即全力转入祁连山冰川考察，脱离了区划工作，区划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问心有愧。

三、我最倾心敬仰于黄先生耿直无私的高尚品德，他博学深研，一贯勤奋学习，积累了超过常人的宽厚学术功底。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时作了亡国即殉身的准备，不论在多么艰苦困难条件下，他都鞠躬尽瘁，全心全意工作，他对学术界流行但有相当影响的片面、浅薄观点，不怕得罪人，列举理由，直言批驳，我接触中印象深刻的有以下二例。一是社会上主要在林学界有些流行观点，认为森林能增加降水，增加河川径流，甘肃河西就有人说：“山上一棵树，山下一口泉”，现在泉枯了主要是山上砍树的结果。当然森林很重要，很宝贵，但非万能，对上述流行观念，无人指出其非，黄先生看不过去，就在《地理知识》(1981年1期)发表“确切地估计森林的作用”一文，引证许多国外实验研究成果，说明森林不能使林区及邻近地区降水量增加，各地区降水量的差别不是森林有无的结果，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有许多反对和赞成的意见，为此黄先生又写《再论森林的作用》(《地理知识》1982年2、3、4期)针对反对意见引述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说明森林气候与水文特征，对能量平衡影响，对保持土壤作用很大，调蓄径流也有一定作用，但对增加降水，确实没有科学根据。黄先生这二篇文章一正社会视听，在科技界有重要影响。二是1983年3月18日在黄河小浪底水库论证会上的发言(全文见黄秉维文集330-339页)尖锐批评大会上一个报告《大力进行黄河上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为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和减少泥沙服务》，看似充满信心、干劲十足，但具体内容给人的印象却是过去多年的水土保持，收效甚微，没有好的办法，因此也提不出明确的方针和建议，在一个论证会上能针对一个大会报告，直言其非，黄先生的勇气就难能可贵了，他在批评以后，具体讲术了黄土高原土壤保持的3个有利自然条件，应该充分利用，以此为起点，采取多种水土保持措施，进一步论述水土保持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对11.4万平方公里重点水土保持区工作也提出了具体建议。黄先生这篇发言长达1万字以上，我不知这次发言具体效果怎样？但其为国负责，耿直进言，知无不言，言必有根据的精神是非常难得的。

黄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也十分爱护学生，对学生从不厉声训斥，有请益必详细解答引导，从不吝惜时间推辞，但对学得好、感情深的学生，也从不护短。90年代在多次院士评选会议见面讨论新院士人选，一般对本人所在单位推出人候选人，都只讲优点，不讲缺点，争取多票选上，只有黄先生介绍本单位的人选，在讲述优点之后，还指出不足之处，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大公无私。我深感黄先生在多方面的高尚情操与优良品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范例。

黄先生在文集《自述》中，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是很难得的，他说自己虽然“好学多思，勤奋不懈，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但“劳而无功”，我猜测其指的是出版的学术著作，不能与他的辛勤劳动成正比，他归结于幼年读书时形成的“不慕名利”的隐逸者的消极思想，我想这也和他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僻好或偏见有关，他具有追求“详尽、彻底、系统、深入”的思想，一直“在潜意识中影响着自己”。这种思想一方面是黄先生的突出优点，博学深研，特别能够在博览群书中构筑自己学术思想体系，但是学无止境，一个问题能够钻深到什么程度，也受客观条件限制，要求彻底不大可能，若不能把握适当火候，即见好就收，不失时机地将有创新进展，可付之应用或可为别人所用的成果，及时撰著出版，那就是浪费了精神财富，这不能不说是黄先生的终身憾事，也是中国地理学的重要损失。

黄先生是我长远深切怀念的恩师，黄先生有突出的贡献和许多长处，我们要努力学习继承，但其中有些可能学不到手，黄先生也有些生活和思想上的短处，限制了他的贡献，我们要引以为鉴，以便后进超前，做出无负于黄先生教诲希望的成就，纸短情长，言不尽意，不妥之处，请批评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