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我最早知道黄秉维先生的名字，是于1938—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从他弟弟黄秉成先生那里知道的。西南联大的地学是由清华大学的地学系和北京大学的地质系组成的(南开大学没有地学方面的系)。所以地质专业的学生有机会可以选地理系和气象系的课。同样，地理系的学生需要必修些地质系的课，这样大大的开阔了学生们的眼界。我注册的是地质系，但对地理学很感兴趣，而地理系的黄秉成同学则是我们念德国教授米士(P.Misch)的构造地质课的同班。上课时我们两个人常常坐在一起，聊天的机会较多。

西南联大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学术上的开放自由和对老师们的尊敬和崇拜。对一个在中学时代课程排得满满的，规规矩矩上课的中学生来说，一进入大学，沐浴学业上不受规定限制(部分的)的自由空气里，在聊天中听着不断传来的老师们传奇般的故事，令人感到清新和自信。在昆明的兰天和白云之下，真是一种难得学术上的享受。

秉成虽是地理系的学生，但我们有好几门课是共同的。所以经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谈到徐霞客的时代他提到黄秉维先生，说他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工作，曾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徐霞客游记中所记的植物学问题。这个简单的信息，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在中学的读过一段徐霞客游记中优美的文字，以为他是个善于描写风景的文学家。怎么忽然间其中却出现了科学问题？这次聊天回答了我一个永久的，一直到现在还在想着的问题。也就是后来才知道的人们称之为“李约瑟难题”的问题。那时我觉得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讲徐霞客游记中的现代植物学问题已经说明我们中国古代，至少在明朝已经在地学上，植物学上有很了不起的科学成就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个世纪，廿世纪是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的世纪。许多门类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就在我们学校里，许多人就是我们的老师，所以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对自己所学的地质学有一种悖论心理状态。一方面对于老师，我们国家第一代的科学(地质学)家们所传授的今天西方的科学知识，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而另一方面又觉得空虚和断裂，在课题里有找不到昨天的中国科学在那里的感觉。秉成告诉我黄秉维先生的工作使我隐隐约约的觉得这是一项从近代西方地球科学出发承认中国历史上科学存在的发现。它是一项很新奇的工作，也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作。虽然我并不认识黄先生，但却把他当作自己学习的一个榜样。后来1946年我参加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以后，知道黄秉维先生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一个时期，但始终无缘相识。

1954年黄先生已经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任所长工作了，我开始从事第四纪地质研究才和黄先生的接触较多。1955年我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可能是因为黄先生心于其他工作，所以直接参加调查不多。但那时的工作计划和考察路线的安排以及重点规划地点的选择都是参考了黄先生关于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和治理措施的意见。黄先生将自然地理学的许多新概念引入到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工作中去，对黄河中游土壤侵蚀方式分为重力、水力、风力和洞穴侵蚀成因类型，编制了我国第一幅《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他那个工作是建国初期，地理工作中的一个不朽的工作，因为到了21世纪，今天人们在西部大开发中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流域治理，仍然引用黄先生早在50年前的分区的概念，作为主要的参考。黄先生对土壤侵蚀成因类型的概念，对综合地理分区的概念，在当时都是地学界的创新。这与他不断地吸取各方面的新知识和新方法有关。直接由黄秉维先生派来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的罗来兴先生常说黄先生不仅自己到图书馆，看新到的书和杂志，而且常常是看到与某个人研究有关的文章，便直接送到他手中去，他就是受益者中的一个，鼓励年青人把新的知识用在工作中去，这种事例许多位和黄先生一起从事研究任务的人都有体会，黄先生不仅喜欢新，而且还希望能用。

我个人在他所指导的一次工作中，有一个小小的经验，但也很能说明黄先生的这种思想。1950年代，我参加了《中国自然大地图集》的编图工作，负责编一幅中国第四纪地质图。有一次在讨论编图的会议上，请前苏联萨马伊洛夫专家参加，专家拿出一份刚刚出版的1:400万的中国地势图送给黄先生。它的地势、山脉、高原，平原划分的层次对于我们编制中国第四纪沉积物的分布十分有用。急迫需要的心情，使我顾不上礼貌，当场就向黄先生借那张图来参考使用。说完以后有些后悔，感到可能被拒绝，因为图的主人黄先生和地理所的同志们还没有看过呢？没有想到黄先生很慷慨的答应了我的请求。他那种对科学的责任感，对同志们随时都伸出的帮助之手，而且常常是主动的伸出来的帮助之手，是很多同志们都深有体会的。

早在50年代末，14C方法刚刚在国内兴起，黄秉维先生就派人支持和遵照竺可桢先生的意见，在地理科学界进行这方面的准备。陈永生同志来地质所和考古所来搞14C实验和黄先生积极倡导在地理学研究中引入新技术与新方法和同时十分注意学科之间的相互启迪的思想是一致的。黄秉维先生在50年代到6-年代主持地理所和地理界的几项大的国家任务的同时，用先进的地理科学思想和现代化的技术方法，总结和促进了我国地理科学的向前大发展。这是一次我国地学发展历史上，在决策层次的大的创新。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和地质科学建立了地质部一样——除地理研究所以外，建立了冰川冻土所、沙漠所、湖泊所，侧重湿地沼泽的长春所和生物土壤研究所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和现代研究方法手段的研究所，这一重大的带有战略性的举措，大大的补充了我国地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从地理过程的不同方面聚焦于环境问题，使我国后来的环境研究和全球变化研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这和黄先生的具有超前性的地理科学意识和地他的避免了守旧和偏见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对地理学的贡献，将使人们永志不忘。

这与他的高瞻远瞩的思路有关，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黄先生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时候，在翁文灏先生的亲自指导下，利用地质调查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和对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的信息，曾对自然环境的各个自然要素作过分析研究和全国性的区划。后来曾形成了《中国之植物区划》，《中国之气候区划》等，成为建国以后《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思想来源。自然区划工作从5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进行区域规划的基础。当时领导和开创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这样一项带有政策性的指导工作，有许多位地理界的先辈的指导，也有一批年青人，黄秉维先生承前启后，总其大成。这项工作成为我国现代进行区划，特别是和资源与环境有关的区划和规划的范式。想起在20世纪之末，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相继兴起对区域的科学评价和区划。对各地区(如美国的大区域)各种自然环境、流域和各种自然资源都在进行近期和远景的区划。更觉得我国在自然区划工作中黄秉维先生为之付出的心血的可贵。

地球系统研究的思想是从全球变化来的而落实于全球的模式和区域评价和规划。黄先生十分注意这方面科学思想的动态。从1980年代《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亦称全球变化)的开始黄先生就十分注意。每次当我有机会参加一些有关的国际会议的时候，黄先生总是向我要有关会议材料阅读，有时还找我去谈谈情况，讨论一些问题。这和黄先生所主张的“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地理环境就是岩石、水圈、气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主要是物质能量交换作用所形成的物质体系”(见赵名茶、孙惠南编写黄秉维：中国科学技术专家略，卷2)的想法是一致的。

黄秉维先生早年即注意到地理学发展的问题。到1950年代逐渐形成了自己关于自然地理的学术观点。1956年黄秉维提出了自然地理学的3个发展方向：(1)从水分热量平衡出发研究自然地理作用及自然地带规律。(2)地表化学元素迁移研究，化学迁移在地理环境形成中的作用；(3)生物地理群落，以生物为主导因素，研究物质能量在自然综合体中的交换。特别强调3个方向的综合研究。(见赵名茶、孙惠南：黄秉维(1913—2000)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第二卷281页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这和今天大家对地球系统科学和全球变化科学的认识是相一致的。黄先生在地学中一些超前的认识，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得到了中外科学家的验证。我们为黄先生在科学思想的远见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黄秉维先生在学术上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不随波逐流。并且针对国家当前实际问题，进行工作，而尚空谈。他对温室气体增加对我国北方的自然地带有利的讨论，对于植树造林与水分的关系和水土流失问题的讨论等，常常不受一般思维的限制，引人深入思考，并且启发人们去开辟新的途径，这是一种难得的科学巨人的风范。几十年来黄秉维先生忙于建立中国的地理科学，勤于帮助他人发展新的学术研究。黄先生的老友罗开富先生曾说，黄先生想到的问题，写出来的恐怕还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黄先生学术上的渊博，勤奋和谦虚。所以才能不断的有所创新。他在地理科学方面，有科学思想方面的新发展。有技术方法方面的新举措，有科学分支研究的新机制，也有科学战略和政策方面的新建树。在这些工作中黄秉维先生默默的，以无声的渗透力，赤诚的感染力，坚持不懈的凝聚力，使中国地理科学，特别是自然地理科学，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的发展与壮大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新的世纪中，西部大开发中，黄秉维先生远见卓识的科学思想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