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虽过去了28年，但一切都仿佛是昨日发生的一样。

一项“重要任务”下达编辑部

1975年8月，对于科普刊物《化石》是不寻常的。当月27日，时任《化石》杂志编辑的我和所党委书记奉命去科学出版社，当即被告知，让我们完成给毛主席阅读的《化石》线装大字本的印刷任务。听到这一消息后，大家万分激动。

《化石》杂志是1972年初，中国科学院在脊椎动物与古人研究所几个热情、年轻的研究人员提议创办的。他们除了发表古生物古人类学科的国内外新发现、新成果，介绍本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外，尤其喜爱并擅长于用活泼轻松的笔调铺陈科学故事，在令人愉悦的氛围中介绍化石世界种种引人入胜的轶事。自然，在这一学科著名的老专家中，写作科普文章似乎已成传统，因此不乏诸如裴文中、贾兰坡、刘后一、周明镇等高手，也涌现出甄朔南、董枝明、周国兴等众多的后起之秀。由于上述作者的同心协力，这份刊物兼收并蓄，在增强科学性、趣味性和大众化上发挥了相当的特色。其中，像刘后一根据“北京人”生活情景构思的科学小说《猎火记》和诗人高士其的科学长诗《生命进行曲》，给当时万马齐喑的刊物园地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由于这些，这份不起眼的原本冷僻的小刊物居然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熟谙考古和关心古人类学的郭沫若同志每逢《化石》新刊到手，都要拿起放大镜来一睹为快。他题写的刊名至今仍在沿用。也许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缘故吧，《化石》由1973年创刊时发行5000余份，到1975年下半年竟猛增至50000余份。回想这一切，我们深知读者喜爱《化石》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当时正值“文革”动乱，“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肆虐，科学文化园地百花凋零，万木萧疏，偌大一个七亿人口的中国，全国发行的仅有《航空知识》、《地理知识》、《化石》等屈指可数的几份科普刊物。广大读者对精神食粮如饥似渴、嗷嗷待哺的状况，我们身处刊物工作最前沿的人是有切肤之痛、深刻体验的。

九月五日夜深人静时分

承办印制线装《化石》大字本的任务，使我们长久地沉浸在莫名的激动之中，当我意识到，这倾注着我们创刊以来多年心血、飘散着油墨芬香的大字本，很快将传送到毛主席手中，我在想：这位一生酷爱读书的伟人读了我们的刊物是否喜欢？他又会作出怎样的评价呢？然而略感自慰的是，在以往办刊中我们时常记起他的教诲，我们之间在思想上不也时时在沟通着吗？!

这时，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的那个著名论断重又萦回于脑际，说明他对于自然史和人类史一向十分关注。为刊几年来，我们也通过《化石》宣传发展的辩证法，化腐朽为神奇，变死物为活物，这就是我们创先的路。正如现存的原始部落可作为活的“社会化石”一样，山岩上裸露着的螺蚌壳化石在向我们诉说着千百万年间沧海桑田的变迁，地球上生物30余亿年的发展史和人类数百万年的发展史中，新老更迭，物换事移，《化石》就是这古老历史巨著中的一页，生命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驿站。

经过这番思索，我发现领袖和普通群众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高墙。于是9月初，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我为何不将长期来工作中遇到的上述苦恼向毛主席诉述，和他老人家进行一番倾心的“交谈”(尽管是用笔代言)呢？于是当9月5日夜阑人静、家中妻儿进入梦乡时，我独自铺开信纸奋笔疾书，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的一名编辑。科普刊物《化石》三年来虽然得到了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不得不停留在可说是‘过了酷暑待来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今仍为半年刊)的境地……”

接着，我在信中向毛主席谈到了在杂志增加刊期和增人问题上遇到的挫折。此时万籁俱寂，偶尔能听到窗外几声秋虫呢哝，我顿感文思泉涌。多年来，积在心头的愿望，对科学出版，对科普工作的种种思索，一齐奔入笔端，似乎不吐不快。在信的后部，我提出了多条建议：“当前适宜于知识青年和中小学生的科学普及杂志实在太少了。应大力创办几种通俗而有趣的、有丰富思想和科学内容的杂志，特别是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杂志(如可以办《学科学》、《中学生》、《科学画报》、《函授大学》等等)；报刊上，特别是几家大报，应多组织科技书刊、科普工作的评论，多登载一些自然科学的讨论、评述文章；《化石》如要发展，可考虑研究范围更广泛些，办成《自然史》一类月刊……”当我写完最后一行文字，信末署明写信日期“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晨”时，竟毫无倦意。当日上午，就把信投进了甘家口邮筒。以后数日我依然繁忙如初，因此也几乎把写信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毛主席为我的信作了批示

谁知没过多久，记得是9月19日，当院领导郁文同志把有毛主席9月16日批示的文件交给我时，我好一阵子都盯着眼前这粗号黑体字的文字，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因为我原本打心眼里对此信的结局没抱什么奢望。毛主席哪会有闲暇去读完我这三千来字的“长篇宏论”呢？可是，那位院领导却还特意告诉我，除了批示外，毛主席还在我的信的上方精心加了个醒目的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此时此刻，这几个大字仿佛骤然放大了许多，占据了我的整个视野。我的惊喜和内心所受到的震撼，确乎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毛主席9月16日批示是这样写的：

小平，××同志：

请考虑，可否将此信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读了这一批示和毛主席所写的“一封诉苦的信”六个大字，我顿时感到，一位当代伟人，对于一名普通编辑的所思所想，对于渴求精神食粮的亿万读者，他寄予了极大的热忱和同情，对于我国科普工作的深切关怀(可能这也是“文革”后期对文化科学领域工作调整的需要)，在毛主席9月16日批示的文字里表露无遗。

9月20日，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即在院内中层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

在他的指示下，本刊的情况迅速得到改善，自次年起配备至4名编辑，并由半年刊改为季刊。此后《化石》发行量不断上升，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刊物竞争尚不十分激烈)达22万余份。应该说这和毛主席的关怀是分不开的。据事后获悉，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胡耀邦汇报中国科学院工作时，曾两次提到毛泽东同志关心《化石》一事，以此来鼓励中国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积极办好刊物。此后于9月28日形成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修改稿中，在原稿基础上增加了有关加强科技出版工作的内容，其中特别指出，“要积极加强科技出版的领导力量，研究解决出版工作中的一些方针、政策性问题，……在认真办好现有刊物的基础上，恢复和积极创办一批新的学术刊物、科普刊物……。要使科技出版工作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交流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阵地。”

时光匆匆，28年过去，回想这段往事，我的心潮依然难以平静，而且当年这一幕幕情景似乎愈加生动，愈加鲜明。回味28年前和毛主席“相知”“相识”的那段往事使我悟出，一代伟人和我这名普通编辑之间的心原本是相通的。28年来，我也从一名科普战线的新兵、习作者成长为科普作家，出版著译十余部(达300余万字)，曾荣获中国科普作协代表大会授予的“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我将一如既往，笔耕不辍，在科普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