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为早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全社会的科技资源，加快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这个过程中，基础研究肩负着为自主创新提供知识和人才支撑的重任。对基础研究的超前部署和繁荣发展，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正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市科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陈佳洱院士说。

    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基础科学研究问题”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陈佳洱院士与57位科学家(包括29位院士)一起为规划制订的前期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他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充分肯定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将进一步为人类认知客观规律、推动技术和经济发展展现新的前景’。温家宝总理也指出，'基础研究是技术发明的先导，是应用开发的源泉。要重视科学的基础作用和长远价值，稳定支持和超前部署基础研究’。还说'加强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是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必要条件’。作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听到党和国家领导的这些话，深感极大鼓舞又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才能开拓创新能力“源头”

    谈及创新型国家建设时，陈佳洱院士说：“目前世界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只有20多个，它们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它们所获得的国际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绝大多数，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这些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中占15%～25%；我国2005年的R&D占GDP比例达到1.3%，而自1990年以来，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总量长期徘徊在5%上下。若以基础研究为1，我国2002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与开发经费支出的比例为1∶3∶13；美国2000年为1∶1∶3，法国1999年为1∶1∶2，日本1999年为1∶2∶5。基础研究投入过低必然制约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就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

    陈佳洱介绍，当时“基础科学研究问题”战略研究专题组通过研究还发现，现有的科技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一个超高强度投入基础研究的阶段(占R＆D的25%～28%)，然后逐渐趋于15%～20%的平衡状态，而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增加。现在看来，为了明天、后天的发展，需要超前加大今天投入的力度。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所指出的：“引领未来，就是着眼长远，超前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培育新型产业，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要调整财政性科技投入的结构，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

    增强基础研究能力应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制度

    陈佳洱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和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对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基础研究的重大举措，使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步入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些举措中包括积极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调整基础研究结构和布局，实施科学基金制，建设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先后启动国家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知识创新工程、“211工程”等。其中科学基金制的实施，对于推动基础研究的自由探索、建立“科学民主、平等竞争、鼓励创新”的机制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认为，自然科学基金在科技界取得相对较好的“口碑”，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坚持执行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方针，并围绕这一方针建立的一套严格的同行评议、专家会审、委务会终审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评审制度。例如，对没有通过的项目，有关学部会将相关评审信息反馈给申请者，有利于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不足，进一步提炼思路、设计选题。有不服者也可以提出申诉，要求复议。

    为了保证评审的公正性，基金委专门建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监督申请者、评审专家的行为，也起到了良好的规范作用。

    考虑到“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况，自然科学基金委还设置了“非共识项目”，即使大部分专家不认可，但只要有专家系统推荐，基金委可以给予短期支持，以观后效。另一方面，很多科研课题往往需要长期积累，基金委的学部对于一些做得好的这类项目建立了连续支持的机制。不少重大科研成果的取得，正得益于这种长期连续资助。

    陈佳洱说：“当然，国家其他管理部门也有许多做得好的地方，所以大家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共同提高。”他表示，王选院士生前强调，对于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真正杰出的人才，应采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的十二字政策，这种“看人办事”的管理理念很有意义，因为人才本来就是科研的主体和核心。

    培育创新人才必须大力营造良好用人环境

    作为老科学家，陈佳洱等对建立有利于年轻科技人才队伍成长的环境十分关注，通过交流和讨论，也深感我国基础研究的管理体制上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宏观上，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机制，政出多门，条块分割，教育与研究分离等；微观上，管理层次多，项目、人才、基地、设施分割，行政干预多，往往把管理市场经济和工程项目的办法用于基础研究的管理等。

    特别是目前的人才评价考核存在简单量化的倾向，把科研人员相对短时间的SCI学术论文产出与其物质待遇、社会地位过紧挂钩——据说有的单位，发一篇SCI论文的奖励竟达1万元之多——缺乏鼓励研究人员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的宽松环境。片面追求论文SCI的数量、刊物的档次，而对科研工作内在价值缺乏有远见的深刻分析等问题，使科研人员产生这种急功近利情绪，助长了科技界的浮躁倾向，甚至滋生学术造假等腐败现象。由于不少研究并不是以重大的科学目标为驱动，导致现在我国每年发表SCI论文的数量居全球第5，被引次数居18位，而平均每篇引用率则只居全球124位!

    陈佳洱表示，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营造良好的用人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发展创新文化，培育创新意识，提倡百家争鸣；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精神，摒弃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坚持平等竞争，崇尚团队合作。坚持“人尽其才”的用人之道，发挥老、中、青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人才的有序流动，实现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生态”平衡；改进管理，切实为科学家减负，确保科学家，特别是年轻学术带头人能集中精力从事研究。

    “我国现在的发展目标为：21世纪20～30年代，在一些科技领域迈入世界前列；到2050年，成为全球科技强国。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完成的工作、克服的困难非常之多。其中一个关键，是必须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部署和支持，因为基础研究决定着一个民族原始创新能力。”陈佳洱说：“一个没有基础研究做坚强后盾的国家，只能是一个科学上的弱国；而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必然是一个落后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