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产量自1998年以来连续多年呈现下滑态势，这一历史上少有的现象，成为今年两会上关于粮食安全的一个热门话题。

笔者在苏北一家报社工作，老家就在乡下，又做过多年专跑农村的记者，在田间地头和老农算过种粮亏损账。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全国政协会上也说，“2000年至2001年，湖南省农民每生产100斤早稻，平均亏损6.77元；2002年费改税后，每百斤早稻含税成本高达58.54元，农民每生产百斤早稻，亏损12.77元。”(2004年03月08日《中国青年报》)袁隆平说的是湖南，其实，在其它地方也大抵如此。原因是：物化成本过高，赋税之后，没有余利。

那么，如何实现农民增收？在民间，素在“一亩园，十亩田”之说。不走压粮扩经的路，又走什么路更直截了当？不管是种果种花，还是种菜种瓜，只要卖得出去，扩经是惟一可择之路。况且，耕地“粮”改“经”，并没有破坏粮食的生产能力。200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指出：粮食生产安全的问题首先在于保护粮食的生产能力。一旦粮食生产需要，一旦市场的价格调节的手挥动了，一旦各级扶粮的政策到位了，粮食生产可以马上恢复。一些地方片面理解农业结构调整，把调整结构与粮食生产对立起来。

要生产粮食“品质优良”而“足量”，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的“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就抓住了关键和要害，把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放在一起，并给出了解症的良方：发展多种经营，培植新的生长点；运用综合经济手段向粮产区倾斜；等等。

鼓舞人心的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从今年起，除烟叶税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这无疑是农民增收的福音，也是13亿人共同的福音。正如《京华时报》一篇文章所说：“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最终还将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他们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将有力促进城乡市场的繁荣，拉动内需，进而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笔者尚不知这每年平均一个百分点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但不用怀疑，如果能在扶粮的同时，优先考虑粮田税的减降，并适当加大减降的幅度，不是更有利于粮食生产安全吗？那么，粮食品质优良而足量的局面，一定会尽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