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经济较为发达，工业化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另一类是经济较为落后，过度垦殖造成生态退化。本文主要研究农村贫困引起的生态退化。作者认为贫困地区的生态修复应当遵循历史的阶段性，实现生态修复和农民脱贫致富的统筹和谐。在生态修复的同时对植被适度利用，通过森林抚育、灌木和草地的刈割和适度放牧促进植被的健康发育。林草植被的保护、利用和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生态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把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结合，与农民脱贫致富结合。要把各部门的治理结合起来，把财政力量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

    一、从生态环境建设的讨论谈起

    200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遵照国务院要求组织讨论会，讨论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院士关于逐步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建议[1]。

    1. 全国科技名词委讨论会的发言

    (1)中国工程院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院士认为应将“生态环境”一词逐步改正为“生态和环境”或严格一点用“环境与生态”；应将“生态环境建设”一词逐步改正为“生态与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改善”或“环境与生态的保护、修复与改善”。

    在全国五届人大讨论宪法草案时，中科院院士黄秉维提出“生态环境”，被采纳写入宪法。但是黄秉维院士后来写文章表示这是一个错误，希望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改正过来。钱正英等院士说“生态”是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客体，而环境则是一个客体，将环境与生态叠加使用是不妥的。“生态环境”的准确表达应当是“自然环境”，是广义环境的一部分，还不能包括全部环境问题，例如，不能包含人类活动造成的某些污染问题。因此应改为“生态与环境”。我们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当用“环境与生态”，或归总为“环境”。

    1987年中科院环境科学委员会提出“生态环境建设”，它的原意是：应把社会、经济、环境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在高效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应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良性循环。国务院还发布《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但在国际交往中发现这个名词不能为国外接受，其原因是：对自然环境，国际的共识是应去除或减轻人类对自然界的干扰破坏，保护、恢复、或修复(即部分恢复)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不是人为地“建设”一个生态系统。事实上，这个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一些地方，不是努力认识在当地自然条件下天然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不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去保护、恢复或修复天然的生态系统，而是热衷于建设大规模的人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资金和劳力的浪费，有的由于违反当地自然环境，不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破坏。

    (2)国家林业局黎祖交建议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替代“生态环境建设”。黎祖交认为自“生态环境”一词出现以来生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提法。人们使用“生态环境”一词的本意是为了强调“生态”或“生态系统”。但由于受该词偏正结构关系的影响，却往往被误解为强调的是“环境”，在实际工作中将生态问题混同于环境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生。建议对“生态建设”一词给出如下定义：“生态建设是根据现代生态学原理，运用符合生态规律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的旨在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行为的总称”。其中既包括对原有自然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遭受破坏生态系统的恢复、修复或重建，也包括新的人工生态系统的建立。

    (3)中国科学院孙鸿烈院士主张“生态建设”这个词是可以用的。孙鸿烈院士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时专题名称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科技问题”。“生态建设”一词译成英文应该是“ecological restoration”。其内涵包括了修复、重建、建设等概念。

    (4)中国林科院唐守正认为“生态环境”一词作日常用语是可以的，但是在科学术语和政府行文中应该规范；“生态建设”从广义来讲也是可以使用的。

    (5)中国林科院蒋有绪认为不必辨清“生态环境”是否科学，“生态建设”、“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都可以用。

    (6)中华环保基金会曲格平拥护钱正英、沈国舫、刘昌明三位院士关于改正“生态环境建设”一词提法的建议。认为应该现在就加以纠正。

    (7)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认为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是生命有机体赖以生存、发展、繁衍、进化的各种生态因子和生态关系的总和。他认为，生态环境一词既不是“生态和环境”，也不是“生态学的环境”，而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

    (8)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陈灵芝说，“生态建设”不如用“生态恢复和重建”更为确切，一目了然。恢复是指促进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为接近于原有的生态系统。重建则是采用人工措施促进其顺向演替或重新建立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新的人工生态系统。至于“环境建设”是否用环境保护与改善更为合理。

    (9)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王礼先认为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即生态系统(ecosystem)，一般指水资源(即水环境)、土地资源(即土地环境)、生物资源(即生物环境似及气候资源(即气候环境)。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仅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规划，主要包括：天然林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

    (10)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蔡晓明认为，生态环境是与生物有直接的、间接关系的有效环境。该环境具有特定性，为该物种所特有；相互性，互相影响的；连续性，在整个生命中得到延续；不可分割性，有机体与其环境的不可分离。

    (11)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王祖望说，生态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2002年对初步选定的 14008条名词经筛选确定为3735条。大家始终未将“生态环境”和“生态建设”两词选入“生态学名词”。这是由于“生态建设”这个词极易突出人的主观意志，而往往忽略了按照生态系统自身规律进行所谓的建设。而生态学本身已有一系列科学的名词，如生态恢复、生态修复、生态系统管理等名词，准确而科学地指导人们去处理受到人类破坏的生态系统，如何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去恢复、修复、甚至于重建生态系统。总之，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多一点对大自然的敬畏，少一点人定胜天的思想，对保护我们已经千疮百孔的自然环境会有莫大的好处。

    (12)全国科技名词委邬江认为可肯定“生态建设”这个名词；将“生态环境”的内涵一分为二，在一般情况下用“生态与环境”，在强调两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时用“生态环境”；在通常情况下，“生态环境建设”可用“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代替。

    (13)中国科学院地理所阳含熙认为，不应采用“生态环境”提法。

    (14)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李志江认为，当前词汇变化的显著特点是，由大量的科学技术的新概念、新事物产生大量的新词新义，而且许多又很快地引申为一般的语词义。语言，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个部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通过以上名词讨论，我们认识到，生态学和环境科学是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是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两个重大历史性问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当前两个重要的国策。在做严谨的科学研究或政策研究时应当分别加以表述，其中生态建设的含义是生态系统的修复、改善和重建。

    2. 名词讨论深化了对生态建设的认识

    每个人观察角度不同，对生态建设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

    (1)一部分人对生态建设持积极有为的态度，包括林地建设、草地建设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等，可称为生态建设的有为学派。例如，新中国50多年来，在黄土高原采取植树、造林、改梯田和筑淤地坝等工程，治理水土流失。从20世纪50，60年代治理局部的观测数据看，各水土保持试验站进行的小区和小流域径流泥沙观测取得的大量科学资料证明，坡耕地修成水平梯田可以减轻水土流失80%～90%；荒坡造林种草，可以减轻水土流失40%～60%；沟中筑坝淤地，每亩可拦泥1000～5000t，同时还可巩固并抬高沟床，稳定沟坡，减轻沟蚀。如果小流域综合治理措施面积达到流域面积50%～60%，加上坝地的拦泥作用，全流域减沙量可达原产沙量的70%～80%[2]。

    (2)一部分人认为生态系统主要需要依靠自然修复的力量，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只能起干扰破坏作用，可称为生态建设的无为学派。在退牧还草工程和一些省区全面禁牧的生态恢复过程中，这个学派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也的确见到植被明显的自然恢复效果。但是这部分植被生长量原来是群众的放牧量，禁牧使农民收入减少。

    (3)还有一种看法，既承认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的作用，也承认自然修复的力量，但认为不能只从技术角度观察问题，农村贫困也是生态退化的重要原因，改善生态必须建设林草生态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称为生态建设的和谐学派。回顾黄土高原50多年植树造林，到目前[2]保存的林地面积仅有800万hm2，其中真正成片的郁闭度较高的森林面积很少；有很大一部分成为“小老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人们的期望相差甚远，挫伤了群众造林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出现反复造林、反复投资、年年造林不见林[2]。从图1可知，“小老树”集中分布区的南界大致与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带北界接近(侯庆春等，1991)。可见造林效益低的主要原因是造乔木林范围不适当地向西、向北扩展造成的。

    图1 黄土高原“小老树”分布带(引自中国科学院《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

    黄土高原草场建设一直是薄弱环节，一方面草场是集体的，羊是个人的，虽然许多地方提出了草场承包到户，但并不落实，形成只养羊不建设草场；另一方面忽视了科学放牧。在春季3～5月牧草刚刚发芽，经过反复啃食践踏，抑制了牧草生长；同时也缺少抗旱、耐瘠、耐牧、适口性好的牧草品种。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相当严重。按照1955年的“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到1967年，应退耕陡坡地1100万亩。可是到1985年不但没有退耕，反而增加了6169万亩，约增加38%[2]。黄土高原综合治理必须构筑让农户脱贫致富的林草生态经济。

    岩溶地区情况类似。从图2与图3的对比[3]，不难发现，虽然广西壮族自治区水热条件好，原始植被的顶级群落是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但是，在人类活动的条件下，岩溶发育强烈的区域由于土层薄，基岩不隔水，大部分可更新水资源进入地下水系，森林分布比较稀疏，林木生长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消耗相比，未能取得优势。

    从图4和图5[3]可以看出，灌木和草本植物在岩溶发育强烈的区域，具有明显优势。目前被划为林地的主要是疏林地和灌木林地，也就是疏林草地和灌丛草地。生态建设采取人与自然和谐的方针，就应当顺势而行，在岩溶地区首先应当搞好草地和灌木林地的生态经济建设，播种多年生优质牧草和饲用灌木，通过适度放牧保持其生态稳定性。

    (4)在三个观察角度中，头两个角度似乎意见相反，但实际上两种意见在实践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完全依赖中央财政，中央项目经费既要治山又要养人。而后一种意见看似折衷，但与前两种意见不同的是，在生态建设上既依靠中央财政，又依靠群众自身的积极性。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指出：“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1980年5月3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看起来，因地制宜并不是生态建设的操作方法，而是生态建设的根本原则。

    图2 广西壮族自治区岩溶分布

    图3 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分布

    图4 广西壮族自治区灌丛分布

    图5 广西壮族自治区草地分布

    二、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是植物初级生产力

    生态系统是A. G. Tansley在1935年提出的，他发现土壤、气候和动物对植物的分布和丰度有明显的影响。地球上生命能量的基本来源是植物通过光合作用获取的太阳能，因此，陆地生态系统的基础是植被，植物是大多数陆地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食草动物是初级消费者，又是次级生产者，食肉动物在食物链上则可能居于二级消费者、三级消费者…的位置，微生物可能是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大多是分解者。

    1. 陆地自然生态系统

    没有人类干预的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可大可小，最大是生物圈，最小是一片草地，一个池塘。陆地自然生态系统主要有以下几种形态[4]。

    (1)森林生态系统。森林是是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主干。历史上全球森林面积曾达到76亿hm2，覆盖率60%。在人类大规模砍伐之前森林约占45.8%。至1985年下降到31.7%。在一些国家，森林是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主体，如日本森林覆盖率达68%；有些则不然，如英国森林覆盖率只占7%。中国森林面积1.75亿hm2, 覆盖率18.2%。森林在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护环境等方面起着重大作用，是丰富的种质基因库。森林生态系统一般可分为乔木层、灌木层、草本层和地面层等四个层次。森林生存着大量野生动物，是多物种、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森林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自调控能力，维持系统的稳定结构与功能，是地球上生物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每公顷森林年生产干物质12.9t，而农田是6.5t，草原是6.3t。

    (2)草原生态系统。草原是内陆半干旱到半湿润气候下的地带性产物，降水不足以维持森林的成长。世界草地总面积约 50亿hm2，占陆地总面积的 33.5%(Lieth 1975)。中国草地面积4亿hm2，占41.7%。草原处于湿润的森林区与干旱的荒漠区之间，是荒漠化的第一道生态屏障。

    在我国的草原中，草甸草原是最湿润的类型，如呼伦贝尔；典型草原分布在比草甸草原更干燥的地区，如锡林郭勒；荒漠草原分布在锡林郭勒往西到二连浩特、鄂尔多斯西部一带。阴山以南、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和东部等地分布有暖温型草原。西北和西南还有山地草原和荒漠草原。草原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量在所有陆地生态系统中居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它的生产力主要受到水分条件的限制。因此，从草甸草原至荒漠草原，随雨量减少，初级生产力随之有规律地下降。

    (3)荒漠生态系统。荒漠是地球上最为干旱的地区，其气候干燥，蒸发强烈，由超旱生的小乔木、灌木和半灌木占优势的生物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组成的综合体。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有36亿hm2，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8%。中国荒漠化以温带荒漠为主体。面积已达国土面积的8%，其中风沙活动和水蚀引起的荒漠化面积各约占一半，全国水蚀面积1.79亿hm2，每年流失土壤总量约50亿t。荒漠生物群落极为稀少，植被丰度极低，但荒漠植物以丰富多样的状态忍受着水的缺乏。荒漠降水量少而集中。

    (4)苔原生态系统。苔原是由极地平原和高山苔原的生物群落与其生存环境组合的综合体。全球苔原面积约8亿hm2，约占陆地总面积的5.3%(Whittaker et al.1970)。中国仅在温带东部的长白山和西部的阿尔泰山存在山地苔原。

    (5)湿地生态系统。湿地指地表过湿或常年积水，生长着湿地植物的地区。湿地是开放水域与陆地之间过渡性的生态系统，它兼有水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全世界湿地约有5.14亿hm2，约占陆地总面积的6%(Mitsch 1986)。中国湿地面积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1.9%，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其中沼泽约1100万hm2，湖泊 1200万hm2，滩涂和盐沼地 210万hm2，稻田 3800万hm2，共计 0.63亿hm2。稻田约占全国湿地面积的60%。而在全国沼泽面积中，山地沼泽面积约占60%。

    湿地水文条件成为湿地生态系统的独特属性，一般有高的穿水流和营养物的湿地生产力最高。在水的过饱和状态下，动植物残体不易分解，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很高。湿地生态系统是许多粮食植物重要生境。生长在水淹土壤的水稻是世界50%以上人口的粮食，占世界总耕地的11%。湿地有重要的净化水源的功能，被誉为自然界的“肾脏”。浅水湿地为污染物的降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湿地的厌氧环境又为某些有机污染的降解提供了可能。湿地还具有削减洪峰，蓄纳洪水，调节迳流的功能。

    2. 农业生态系统

    农业生态系统是人类参与在内的生态系统，应当优化人类的干预。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上兴起可持续农业的同时，中国兴起了相应的生态农业，与国际上曾经出现的生态农业不同，中国倡导的生态农业不是简单地拒绝现代技术进入农业领域而回归自然，是把生态学原理应用于农业发展，并继承和发扬中国自古以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哲理，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用整体观和系统观研究、规划和发展农业。

    我国比较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有[5]：农田间作、套作与轮作模式；农林复合系统生态农业模式；畜禽养殖生态农业模式；湿地系统生态农业模式；淡水湖泊系统生态农业模式；草地生态农业模式；以沼气为纽带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模式。其中有些模式的划分体现了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能，便于在中国推动发展。

    我国比较典型的生态农业技术[5]有：高效立体种养技术；节水农业技术；生态优化植保技术；化肥高效利用与控制技术；农业微生物应用技术；健康安全食品的生产技术；城市污水土地处理技术；农村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农牧业固体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农村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生态农业信息技术。

    我国比较典型的生态农业区划[5]有：农村生态家园；生态农业村；生态农业县；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华北温暖半湿润区生态农业；黄土高原半干旱半湿润区生态农业；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生态农业；西南亚热带湿润区生态农业；中亚热带东部湿润区生态农业；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生态农业；青藏高原地区生态农业；近海地区生态农业。

    不同角度划分的生态农业既体现了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也反映了农业技术和管理的条块分割。为了讨论的方便，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应，也可以简单划分为：

    (1)耕地农业生态系统。我国耕地目前约有18.3亿亩，农业生态系统从狭义而言就是指耕地农业生态系统。现有生态农业的大部分研究内容和成果，都是针对耕地农业而言的。一方面我们要保护耕地，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另一方面要保护和建设草地，发展草地农业，从大农业的角度提出草地农业和林地农业的时机已经成熟，因而，研究耕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性也日益迫切。

    (2)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过去，草业发展从属于耕地农业发展，草地农业生态系统常常是研究草田轮作的耕作制度等特定内容。在草业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之后，需要界定草地农业即草业的内涵，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并列，已成为大农业的一部分，草业不再只是草制品业，草地农业不再只是草地畜牧业，草地农业包含四个生产层，即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后生物生产层，草地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6]。我国现有3.7亿亩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今后在建设好16亿亩基本农田的同时，应当有计划地建设好10亿亩优质的人工草地和改良草地，确保国家的食物安全。

    (3)林地农业生态系统。森林不但在保障国家的生态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森林工业的木材资源，从大农业的角度，还应大力发展林地经济，使林地成为广大林农的致富基地。

    在许多研究中，林地农业生态系统被称为农林系统，是以林木为基础，农业为主体的农、林、牧、渔结合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利用生态学原理，发挥树林长期稳定的生产力，具有生产食物、木材、饲料和燃料等产品的能力和防护农业的功能，进行时空多层次安排，把种植和养殖工作统一组配，形成合理的多种功能流，提高单位面积上的生产量和经济效益，并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减少水土流失，进一步改善环境条件。中国农、林混作已有千年以上历史。近年来，南方和北方都涌现出许多新型的农林系统。如南方丘陵山地的“果药”、“果薯”、“林粮”，河北的枣粮，云南的胶茶间作等。

    (4)耕地－草地耦合的农业生态系统。我国北方放牧草原冬季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牲畜大都要补充饲草度过冬春；我国农区的山地也有丰富的草地资源，可建设人工草地；在耕地上可实行草田轮作制度，有利于保持土地生产力。因此，研究和发展耕地－草地耦合的农业生态系统对我国农业发展有重大意义。

    (5)林地－草地耦合的农业生态系统。发展林间牧场是世界各国以短养长发展林业的惯例，林牧结合可以使林农致富。广义的林草农业生态系统包括了林地农业和草地农业的耦合，在研究了基础含义的耕地农业、草地农业和林地农业生态系统之后，有必要对林地－草地耦合的农业生态系统做专门的研究和发展。

    三、生态建设应当以人为本

    所谓生态建设，在自然保护区内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育；在广大农村既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保育，也包括耕地农业生态系统、草地农业生态系统、林地农业生态系统的建设；同时，国家现代化的主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关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这是更重要的生态建设问题。总之，生态系统包括人类在内，生态建设应当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城市和农村都应形成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和耕地的镶嵌格局。

    1. 后工业化社会的生态现代化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环境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到80年代，诞生了欧洲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围绕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现代化概念进入了欧洲国家的政策议程，成为政党的政纲、议会的主题和社会政策的指导原则，认为在生态学原则指导下，环境管理和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生态现代化的主题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周围的自然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因而是以人为本的。这个概念与我国人与自然和谐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中国，生态一词较多地用在与生物有关的领域，对一些人来说，把生态一词扩展到环境社会学领域提出生态现代化的概念，用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问题，一时还接受不了。但毕竟各国学者都在使用，中国也应当可以开放使用，以便预先了解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问题。

    2. 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的生态建设

    我国长期以来就处在工业化大规模建设的热潮中，这个建设热潮还将持续几十年。我们遇到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遇到了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遇到的问题，还遇到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没有遇到的问题。例如，我国农村人口以常住人口计有7.45亿人，以户籍人口计有9.49亿人。除了外出打工，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农民获取收入的简单手段是漫山垦殖和饲养猪鸡。农村贫困和生态退化耦合形成恶性循环，是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生态问题。只有从扶贫开发入手才能遏制生态退化，生态建设只有以人为本，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与农民脱贫致富结合才能顺利开展。

    四、生态建设亟需上升到综合治理的新阶段

    1. 从林草生态经济的整体布局规划综合治理

    生态建设不仅要建设林草植被，更要建立林业和草业，不仅要通过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保护生态，更要将这部分被调整的土地由耕地农业向草地农业和林地经济转型；草地农业和林地经济是在植被基础上的产业，是生态经济，既可修复生态又可富民；只有从向生态经济转型入手抓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修复和重建。生态建设的巩固不能依靠后续产业，而要形成内在的整体布局。没有从林草生态经济角度做工程设计，产业资金和金融资金就难以配合投入，靠中央财政既治山又养人，生态建设就难以大规模推进。为把生态建设提高到新的阶段，应针对黄土高原、岩溶山区、青藏高原、蒙新草原以及横断山脉、秦巴山区等不同生态区制订林草生态经济的发展规划，经过科学论证，开展综合治理。

    2. 只有从扶贫开发入手才能遏制生态退化

    我国东南沿海相对富裕地区较大面积撂荒而形成北粮南运局面，从水资源利用的角度并不合理；黄土高原和岩溶山区生态脆弱，与农村贫困相互耦合形成恶性循环。只有从扶贫开发入手，发展林草生态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才能摆脱越垦越穷的怪圈。如果没有增收来源，贫困地区的草地林地仍有可能被开垦复耕。生态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依靠群众，把生态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农民的脱贫致富结合起来。在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科技扶贫的重点是发展林草生态经济，并成为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先导和示范。

    3. 应重视生态自然修复和人与自然和谐

    生态建设不仅要植树种草，更重要的是依靠自然力量修复生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以草地为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植物生长量，食草动物生长量，食肉动物生长量之间有按1/10比率递减的法则。但在草地、家畜和人所构成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中，促进草地和家畜的协同进化，可提高生产效率。种粮食只能取食植物生长量的15～25%；人工种草、划区轮牧，家畜可取食植物生长量50%以上；大面积草原管理可仿照发达国家，限制利用草生长量的1/2。传统放牧，生产水平低，营养转化率低。改良草种畜种，科学管理，可以大幅度提高畜产品质量和产量，增产潜力可达5～10倍。

    4. 摸清底数、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农林牧业

    林地和草地既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农民致富潜力很大的土地资源。为了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在建设好16亿亩基本农田的同时，应规划建设好10亿亩人工草地。有计划地建设人工草地，科学放牧，严格管理，可使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食物后备来源。同时，应有计划地发展林地经济，包括木竹果药及林产品加工，在林间牧场养畜是各国林业以短养长的通行做法，造林9年后可以放牧，林草结合有利于保持水土，林牧结合可使林农致富。耕地、林地、草地都是农用地，集体农用地承包到户建设家庭农场，农户才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服务，提供技术、资金和产业的支持，各级政府应有统管机构或协调机制，成立农委或农办，摸清底数，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耕地农业、草地农业、林地经济和农村建设。

    5. 生态脆弱地区也具备致富资源

    这里以岩溶地区为例。岩溶系指碳酸盐岩基岩出露，也就是土层很薄，而且大部分可再生水资源进入地下水系，因而旱涝灾害经常发生，农村十分贫困。过度垦殖造成水土流失，加大基岩的裸露，被称为石漠化。岩溶地区水热资源丰富，原生植被是森林，但森林十分脆弱，难以利用。在人类活动条件下石山林木稀疏，大多是疏林地和灌木林地。人工造林虽可以成活，但由于土层薄和岩溶缺水，许多长成小老头树，效益不高；种植业大多产值有限，还造成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畜牧业主要是养猪，加大垦殖压力，草食畜牧业也存在过牧现象，通常讲“七山一水二分田”或“八山一水一分田”，显得资源贫乏。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满山是绿色，都是资源。现在，通过草路、草水、草电工程建设，已经有条件对天然草地、疏林草地和灌丛草地加以保护、利用和建设，发展林草生态经济，保护和利用土地的生产力。当然这需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要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新的生产要素，不能用老办法。

    1980年邓小平同志命令空军飞播种草，但在南方很快杂草就长得齐腰深。从1982年任继周在云贵几个万亩草场引进温带优质牧草，实行人管畜、畜管草，经适度放牧保持草地的生态稳定性。1996年中科院生物学部考察认为形成了新的植被类型—东亚亚热带山地常绿温带草地[7]。晴隆县利用这个成果，在扶贫资金支持下建设人工草地，生态景观和农村面貌大为改观。

    2006年6月国务院扶贫办在贵州晴隆召开科技扶贫现场会，决定在西南8省开展种草养畜科技扶贫试点。2006年12月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和农业部部署了云南巧家县和贵州晴隆县德江县草地治理试点。2007年4月贵州省在20个县部署推广晴隆模式开展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扶贫试点，其中17个县种草养羊，3个县种草养牛，省财政经费对每县支持500万元，对每个试点农户支持8200元，购买基础母羊20只或能繁母牛3只。按照晴隆经验，种草养羊2~3年后农户收入达8千~2万元，3~5年内归还20只基础母羊滚动发展，农户主动把坡耕地建设成为亚热带山地常绿温带草地。国家发改委组织8省区市编制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已初步完成，准备实施。我国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的序幕已经拉开。

    岩溶地区涉及的8省区市(不限于岩溶区)草地资源的总量为10.02亿亩，可利用草地8.28亿亩[8]。已利用草地2.62亿亩[9]。未利用草地达5.66亿亩。草地资源中包括疏林草地和灌丛草地，可在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发展畜牧业，还有许多林下草地和林间草地也是优良的放牧地。目前，未利用草地大多受交通等条件限制，或是荒山荒坡，或被垦荒再撂荒，或造林归林业部门管理，均应加大保护和建设的力度，并应逐步承包到农户。总之，南方草地包括岩溶地区草地是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后备资源，国家的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是统一的整体。

    参考文献

    [1] 科技术语研究，2005年第7卷第2期(总第27期)，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办。

    [2] 秦大河总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丁一汇主编)，科学出版社，2002年

    [3] 曹建华、袁道先，《受地质条件制约的中国西南岩溶生态系统》，地质出版社，2006年

    [4] 蔡晓明，《生态系统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02

    [5] 李文华主编，《生态农业》，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6] 任继周，《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7] 李博，《李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

    [8] 杜青林主编，《中国草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9] 李元主编，《中国土地资源》，中国大地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