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关村创新牵引中国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根本上提升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品质。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始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家一户的农副产品买卖构成中国市场经济的初始形态，随后而来的是城乡粗放型工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相对落后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超速发展。虽然中国利用市场经济机制迅速占领了许多低端产品的世界市场，但是所获得的利润率却很低，整个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率和生态效率较差，实践结果告诉我们这种形态的市场经济品质是相对较低。单靠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市场化不能为中国人民谋取最大利益：单靠农业体制和工业体制改革，缺乏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不能建立高品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构成中国能与世界发达国家竞争的国家创新力。

　　高品质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释放科技生产力和教育生产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突破传统科技体制和传统教育体制的束缚，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融入到农业体制和工业体制改革中，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体制改革发展的历史性需求，中关村创新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性需求。中关村创新的起点就是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员、教授的主动下海，从表面上看，科学家和教授的下海只是个人的一种选择，但是这种个人的选择却呼应了历史的召唤，直接促进了科技、教育体制的变革，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开始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探索新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不再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品和传统农业品的交易上，开始初步建立在科学技术的产品转化和高级人力资本要素参与的基础上，市场经济运行开始了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向满足人们社会精神需求，参与国际竞争过渡。

　　被誉为中关村科技人员创业第一人的陈春先1980年10月从中科院下海，迈出了创业第一步。陈春先的实验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指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作贡献。随后许多科学家坚定下海决心：柳传志、倪光南、张玉峰、王选、王文京、苏启强、周明陶等第一批创业者纷纷从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出来创业办公司，开始了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艰难探索，高科技产品交易逐步成为市场的重要部分。

　　从整个中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背景看，由于中关村地区汇集了中国最优秀的科研单位和教育单位，中关村科研人员和教育人员主动下海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过程，带动了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从而带动了全国高品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现在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企业近17000家，实现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年增长率达到28%，年实现增加值1000亿，相当于当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20%左右，高技术服务业的比重已达50%，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兴起。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品质已经开始从低端向高端发展。

　　中关村正引领全国初步建立教育、科技、中介机构、企业、国内市场、国际市场之间的横向合作的市场主体链条，构建知识经济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二、中关村创新使中国经济开始起步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

　　中关村创业者以贸易开路起步，发展到自主研发为中心的全球性拼搏，正在开始与世界发展的步伐趋于一致。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中关村引领中国迈出自主创新与国际化全球化同步的坚实步伐。

　　中关村创新的国际化、全球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1、中关村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流动已经初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循环。人力资本流动已经国际化：至今已有近万名海外留学生在中关村创办了3000多家高科技企业，(不包括在中关村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的留学人员)中关村分别在硅谷、华盛顿、东京、伦敦、多伦多派出了5个海外联络处。到中关村参观考察的海外留学人员络绎不绝。

　　从货币资本的国际化看，近年来，国际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关村更是青睐有加。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注册或设立办事处的各类创业投资机构有33家，管理的可投资中国大陆的资本总量为7亿美元。近年来，以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联想投资、英特尔投资等为代表的一批创业投资机构在中关村非常活跃。金融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改善了中关村投融资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园区的科技创新。迄今为止，中关村园区共有上市企业79家，占北京市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13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超过中国大陆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

　　2、中关村从创业初期的制造业为主已经发展到以文化创意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知识经济的生产方式在中关村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中关村园区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导发展到以高新技术加服务业为主导，2006年，在第九届中关村电脑节闭幕式上，共有60余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392亿元。其中包括高端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信息产业占签约项目总数的53%，金额占签约总金额的30%；金融服务业的签约项目和签约金额分别占17%、40%。其余的主要包括环保、循环经济、现代服务业、配套设施等。透过签约项目可以看到：以海淀园为核心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结构形成高新技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服务业三足鼎立格局。三大产业相互促进，使中关村产业结构呈现出高端、轻型、优质的新气象。

　　3、中关村的最新科技成果中已经有一些正在向国际一流水平逼近。中关村在软件、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环保和新能源等国家战略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一些企业开始凭借核心专利参与创制国家和国际标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园区企业牵头创制国际标准8项，国家标准98项。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出了六大类2000多个品种的“中国芯”组群；曙光公司研制出11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使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制造和应用10万亿次以上超级计算机的国家；科兴生物公司牵头，率先研制出“非典”灭活疫苗，与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家同步研制出“人用禽流感疫苗”；大唐移动公司提交的TD-SCDMA标准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的三大国际标准之一；英纳超导公司生产的高温超导线材已投入使用并实现并网运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规模生产高温超导线材而且能够并网运营的国家。

　　三、中关村创新孕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中关村创新的社会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同样也体现在政治方面。中关村的创新，孕育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虽然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之前，中国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体制改革，但是中关村的创新却是在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展开的情况下开始的。在中关村创新伊始，创新所需要的法律政治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这看起来是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成一件好事——中关村创新可以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寻找到更切实可行的路径。代表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的中关村可以孕育高质量的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以下实践证明中关村已经并正在做到。

　　1、中关村创新开创了新的法治政治模式——从人民群众创新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现有的法律框架出发，适时创造性地制定新的法治内容。《中关村科技园条例》是在国内还没有现成的法规保障创新的情况下，先于国内法规的地方性法规。不是简单地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设置障碍，而是突破现有法律的限制，为创新者提供法律保护。法治的实质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这一法理念出发，作出许多突破现有法律条文的法律规定：如针对创新活动的超常性，第九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法无明文禁止且不损害有关利益的事情都可以做。针对人力资本在创新中的重要性，第11条突破了国家规定的无形资产产权 不得超过百分之35的规定，为保障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提出自由谈判原则。以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出资占企业注册资本的比例，可以有出资各方协商约定。第12条提出中关村的企业主体的分配形式可以多样化，股份期权、利润分享、年薪制和技术管理以及其他智力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制度。对在创新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难点问题没有回避，而是前瞻性地提出一些可行的基本准则，并为以后的法制完善留有余地。这样一来，中关村创新的政治环境在法治的基础上逐渐开明起来，宽容起来，对国际国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起来。

　　2、中关村从企业创业、协会建立、社团交流到企业家咨询委员会培育了极其深厚的基层自治的民主土壤，这是一种宝贵的社会资本。

　　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民众在在横向合作的过程中，建立自组织系统，在自组织基础上产生的社会自治、社会规范、社会信任、社会情感、社会竞争、社会学习等一系列的社会效应，这些社会效应是能够带来社会财富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群体人力资本，所以叫社会资本。中关村创新中的人力资本的高素质特征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自发性特征使基层自组织从一开始就成为创新的必要载体，因为中关村的自发性，中关村的基层自组织成长土壤就比较深厚，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比较有条件：目前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协会组织27家，企业会员达到一万家。中关村的协会组织在发起设立上，实现了以企业为主体和服务产业发展需求，在职能定位上，开始从交流和培训等初级职能向产业研究，行业管理和参与政府决策的高级职能转变，在内部管理上，实行了政社分开。企业自主决策和专业人员管理。协会组织在各自行业中的代表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强。社会自治上迈出大部。

　　在专业园和产业基地设立由入驻企业组成的业主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全市协会组织和中介组织机构改革的试点，在进一步做好规范工作的同时，逐步将有关部门部门和单位承担的社会服务性事务交给协会组织＼社会中介机构承担.有可能形成一个园区基层创业者民主自治的局面。

　　充分的社会自治构成的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形成社会自治与政府依法执政之间的互动。这种政治局面在目前体制转轨阶段在其他地方很难出现，在中关村已经出现。企业家开始了参与政治决策的尝试.企业家自治从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开始.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中关村的政治决策层次——中关村领导小组。企业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执行副主任委员直接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按规定咨询委员会主要由协会根据中关村不同企业规模＼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分布进行民主推选.企业家咨询顾问委员会是一个企业为政府提供咨询，决策的职能机构，直接与政府对话，代表企业群的利益说话.

　　四、中关村创新生成民族复兴阶段的文化内容。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伟大实践，中关村创新对于中国的文化理念变革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关村创新遇到了综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优势，从而诞生出更完美的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机遇，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天时是指国家建设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科技人员的创新意愿完全吻合；地利是指中国的自主创新与全球信息化知识化浪潮非常合拍；人和是指在中关村创新的实践中，既有海外归来的创业者，又有本土的创业者；既有老一辈创业者，又有新一代的探索者；既有政治家的优势，又有企业家的实践；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又有西方文化的借鉴；既有科技创新的探索，又有制度创新的实践，从而具有一种综合文化创造力。 中关村创新的文化内涵大致是：

　　1、信仰文化与实践文化的结合。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是重理论轻操作，中国知识分子有理想，有信仰但往往以脑体分离为荣。中关村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的过程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理念的一次升华。将脑体结合，创意与操作结合，推理与实证结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

　　2、法治文化与行政文化的综合。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中，始终贯彻了法治建设在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将依法行政作为行动的指南。政府的自我约束与积极引导结合。政府官员尊重企业家，尊重创新者服务于民众，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法理念。企业家参与决策，与政府机构积极对话，法治文化与行政文化结合得到具体落实。

　　3、科学文化与伦理文化的结合。没有科学文化的伦理文化往往缺乏求真的判断标准。没有伦理文化的科学文化往往缺乏人文关怀。西方文化偏重于科学文化，中国侧重于伦理文化。中关村创新在科学技术创新实践中将两者结合起来。在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管理中，既讲究科学规律，提高制度的运作效率，以理服人，比如专门扶持中小企业的蹬羚计划要进行严格面试，合格者才能得到政府财政的无偿资助；又讲究人文关怀，做到以情动人。对处于孵化阶段的中小科技企业政府给予多一些的爱护。

　　4、契约文化与人情文化的结合。中关村的创业者一开始创业时都是同事、，同乡，同学、朋友组成创业团队，创业初期的感情纽带对企业建立非常重要，但是当企业做大做强时，光靠人情关系就会阻碍企业的发展，这时候按照公司制原则用契约规范员工行为非常重要。王选教授为了能够将契约文化与人情文化结合，他将管理层的人员进行调整。保障方正的发展。用友软件的王文京在创办之初就将企业的产权加以明确。

　　5、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结合，中关村创新中做到了个体与集体的有机融合。激励个体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同时又用集体的力量形成创新的团队，个体与集体达到完美的统一。柳传志和联想一起成长，王选和方正共同发展、邓中翰身边有一群创业的海归，百度与李彦宏齐名。

　　6、权利文化与义务文化的结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观角度看，创新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也是海外学子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但是，如何才能使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企业家义无反顾地从事创新的伟大事业，却不是用大道理就能解决问题的。中关村创新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首先从尊重创新者的权利入手，把创新当作创新者权利实现的过程看待，形成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创新权利文化：尊重创新者的创意权，给予充分的想象自由，尊重创新者的创为权，使创新者能够干成事业，尊重创新者的创利权，使创新者的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尊重创新者的创誉权，使创新者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荣誉。正因为如此，创新者在中关村创新才能累并快乐着。

　　7、常规文化与超常文化的结合。常规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有序是必要的，但是超常规又是创新所必要的。中关村在发展中将常规文化与超常规文化有效结合起来。比如制定中关村科技园条例是一件超常规的事情，但是在制定中尽可能将可以用于规范实践的内容先行定下来，暂时不能确定的内容并不着急，给予以后修订留下足够的空间。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给实践者以最大限度的创新自由，为超常的创新行为提供法律保障。

　　8、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结合。中关村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是中国英语语言使用最普遍的地区，创业者大多有国外留学的背景。他们熟悉西方文化，具有全球视野。但是他们都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国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着，对外，他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英，对内，他们代表着国际文化的潮流，他们象一座桥，连接着中国与国外的世界。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连接。

　　中关村形成的新型文化当之无愧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方向。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要成为世界强国，实现现代化。人格现代化则是中国现代化之根本。文化现代化又是人格现代化之前提。中关村创新在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方面的社会价值将会是深刻而持久的。

　　中关村发展中依然存在的许多体制障碍和理念障碍，尤其需要我们总结中关村创新的社会价值。认识到中关村创新的社会价值，就更使我们自觉地用制度创新和文化理念创新去开拓型地进行中关村的科技创新事业；同时，研究中关村创新的社会价值，也能从全国科技创新的要求出发，以中关村为样板，实现全国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创新；更有意义的是，总结中关村创新的社会价值，可以向世界展现当代中国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综合成果，增强中华民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自信心，憧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