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向群院士接受媒体采访。佘惠敏摄

　　两院院士大会期间，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1951年出生于重庆万州的她，正处于科学家的盛年。作为大科学工程项目LAMOST（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天文望远镜，后冠名郭守敬望远镜）的总工程师，崔向群与她的团队一起，将中国的光学天文望远镜技术推进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前沿。

　　运气偏爱有准备的人

　　谈起过去的求学经历，崔向群笑得爽朗，说得最多的是“我觉得自己运气好”。这运气是相对于她的同龄人来说的——作为一名“老三届”初中生，她的大多数中小学同学都因“文革”失去深造机会，她却能读大学、读研、出国当访问学者、回国主持大科学项目、当选院士……

　　与其说是运气带给她成绩，不如说她因努力而抓住了机遇。

　　她曾去江西省余江县当知青，中断了仅到初二的学业，却并未放弃学习。“我有知青朋友是高中生，我向他们请教，自学了高中的数学、物理。”热爱学习的她，1972年获得了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的学生。当时没有填志愿的说法，分配给她的光学仪器专业就此成了她一生的事业。“有机会读书就好得不得了，还挑什么专业？”

　　学一行爱一行。1975年毕业时，崔向群被分到一家飞机制造厂。该厂在省会城市南昌，与许多被分到山沟里的大学同学相比，这个岗位显然很优厚。但她却要求改分配，“我要用学到的东西去做事，飞机厂跟我专业不对口。”办理报到手续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要专业对口，就要去深山沟。她一口答应下来，就此被改派到江西上饶一个深山沟里的军用光学仪器厂。

　　出乎意料的是，报到后，她并没有做成技术人员，而是被分配当工人。她毫不气馁，一边当工人一边琢磨各种技术改进。“没人给我布置任务，我自己做。”厂里有台高速抛光机因无人会用被闲置，因为她的努力才得以运转起来。

　　1977年，崔向群从广播中得知国家开始招研究生，“我听到后很高兴，我就是想学习。”她独自一人骑自行车经过40多里崎岖山路到德兴县城报名，选报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天文光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备考后，她终于在1978年成为中科院“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

　　“一个人如果一直追求知识，热爱学习，机会总会到来。运气偏爱有准备的人。”回忆起年轻时的曲折求学路，崔向群对知识的渴求溢于言表。

　　迎接中国科学的春天

　　1981年硕士毕业后，崔向群分在中科院南京天文仪器厂工作。1985年5月，她由中国科学院选派，赴英国焦德雷班克射电天文台当访问学者。她的勤奋好学打动了台长，次年就被推荐到位于德国慕尼黑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总部，参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光学望远镜项目VLT。

　　“天文学是观测科学，科研水平和仪器设备密切相关，没有大望远镜不行。我国经济不发达，搞这些要花很多钱。我就想先在那里工作，尽量学习。”VLT的工作让崔向群学到了天文望远镜的关键新技术——主动光学技术，即在观测过程中高精度地实时主动控制8.2米直径的大镜面，使望远镜的光学系统始终保持优良的成像质量。

　　1993年，崔向群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邀请她回国参加大视场光谱巡天望远镜项目（LAMOST项目的早期名称）。收到来信的崔向群心潮澎湃，不顾数十倍的收入落差，于1994年举家回国。“国家需要我回来，我就回来了。”她说，“感兴趣的事情，不吃饭不睡觉不赚钱也要做。”

　　负笈远游、一去九载，崔向群在天文望远镜设计、主动光学技术、结构优化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等多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回国后，她成为LAMOST项目的5个建议人之一，负责项目的立项和预研中的技术工作。“回来以后，国家在‘九五’计划中提出，要拿出20亿元做一批大科学装置。我感觉到，中国机会来了，这真是科学的春天。”

　　在历经数次答辩审查后，LAMOST在众多预选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于1997年4月立项，崔向群担任项目总工程师。

　　LAMOST是一个颇具雄心的项目，它要将世界上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最高效率提高一个数量级，从用600多条光纤一次拍摄600多个天体的光谱，增加到用4000条光纤一次拍摄4000个天体的光谱。一旦建成，LAMOST一两年内拍摄的天体光谱数据，就能超越此前多年全世界拍摄的天体光谱数据总和。

　　LAMOST不仅要做最大最多，还要做最强最难。它要解决天文望远镜设计上大口径与大视场不可兼得的矛盾，这是多年来全世界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我们要做一流的事情

　　要做就做最好，体现了决策者的魄力。如何能做好，就需要科学家的智慧。

　　当时，世界上有两种先进的制造光学天文望远镜的方法：一种是以美国keck望远镜为代表的小镜子拼接，一种是以崔向群参加过的VLT项目为代表的大镜子变形。这两种主动光学技术都能在观测过程中用内置的光学修正部件对像质进行自动调整，而LAMOST却要把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崔向群坦言，这是因为经费不足。“我们斗智不斗财。钱不够，买不起大镜子，只能用小镜子拼，小镜子还要能变形。于是，我们综合了两种已有技术，形成了新技术。”

　　新技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难到国外同行都以为中国人做不出来。以至于2008年项目完成后国外同行“跌落一地眼镜”，纷纷表达诧异之情。“俄罗斯同行说，你们真做实验啊，我还以为你们说说而已。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没想到真能做出来，看来过去我的预计过于悲观。美国一个著名天文学家说，向群，是因为你年轻，不知道害怕，才敢接这个任务，换我们都不敢接。”

　　回忆往事，崔向群笑道，“那时我才明白，哦，一个人有了成就之后会背包袱。我的优势就是单纯、执著，没有包袱。我认为LAMOST原理上没问题，肯定能做出来，就一门心思去做，没考虑到害怕。”

　　LAMOST项目研制过程中，从技术攻关到望远镜研制，包括组织管理，遇到了各种困难，质疑声不断。崔向群以一名科学家的单纯和执著，坚持了下来。“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当好滤波器，过滤掉杂音。人家说我们是二三流队伍做不出来这个，我说我们二三流队伍要做一流的事情。”

　　LAMOST项目是中国在总体概念上自主创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口径最大的大视场望远镜，是世界上光谱获取率最高的望远镜，是我国创新点最多、技术挑战最大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该项目2008年落成、2009年通过验收，崔向群也于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单纯而执著地求学，单纯而执著地科研，正是这颗单纯的红心，让崔向群在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执著地攀爬。

　　（原载于《经济日报》 2014-06-14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