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方面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工程技术领域最高学术称号。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开拓者、领航人,长期以来,广大两院院士前瞻世界科学走向,胸怀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创新中国”不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汗水。

　　身体力行 攀登高峰

　　广大院士是我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优秀科学家毅然留在大陆,一批海外学子也纷纷回到祖国,成为中国主要学科的开拓者和近代科学的奠基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成为了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的院士。

　　广大院士是我国科技事业的领航人。从1956年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到此后每一次国家科学技术规划的制定和咨询,广大院士都付出了大量心血。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一年一度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基本上都是两院院士,他们是院士群体的杰出代表。

　　作为我国重大科技成果的贡献者,广大院士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出发开拓新的方向,引导我国重大科学技术布局和发展方向的选择。在一系列重大研究和工程中,两院院士勇挑重担,开拓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一系列原始创新成果,为创新驱动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建伟院士带领团队利用自主发展的高亮度、高纯度量子纠缠源技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八光子薛定谔猫态;徐芑南院士不顾年迈,接受了“蛟龙”号总设计师的任命,带领团队探索深海大洋;李振声院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在黄河下游盐渍土区开展治理工作,近年又为“渤海粮仓”工程作物增产呕心沥血……

　　中微子物理、高温超导、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纳米科技……基础科学研究屡屡获得突破;超级杂交水稻、高速铁路、载人深潜、探月工程……工程科技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支撑。这些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成果背后,广大两院院士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贡献智慧 支撑发展

　　城镇化、“三农”问题、重大传染性疾病、全球气候变化、粮食安全、防灾减灾……长期以来,广大院士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取得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形成了许多政策建议。

　　钱正英院士主持的“水资源系列战略咨询研究”,侯祥麟院士91岁高龄时仍不辞辛劳牵头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张彦仲院士主持的“建设节约型社会战略研究”……一系列重大咨询研究,为中央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广大院士及时提供智力支撑。2003年非典期间,22位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对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研究、构筑我国预防医学体系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中科院学部迅速成立了“四川汶川地震”咨询项目研究组,院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围绕余震监测、预防次生灾害、灾后重建等问题,多次召开科技救灾专题研讨会和咨询会议……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正面临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院士群体还将针对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等国家建设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继续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提供支撑。

　　 率先垂范 积极改革

　　长期以来,两院院士献身科学、潜心研究,求真唯实、爱国奉献,在为人为学方面树立了良好风范,有力促进了全社会科学文化建设。

　　院士群体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身体力行,严格自律,坚决抵制各种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并开展了一系列切实加强科技界科学道德建设的重要表率性行动。如两院于 1997年联合发出倡议——《做物质文明建设的先锋 当精神文明建设的表率》;先后制订了相关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来规范院士自身行为……

　　院士们还积极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大力加强科学文化建设,承担起向社会示范创新行为、展示创新成果、培育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文化的责任。“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会”活动、“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等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少年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必须看到的是,近年来,我国院士制度也出现了一些社会关注、科技界反映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院士遴选受非学术因素干扰过多,院士称号承载了一些非学术的、带有明显功利性的负担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期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也提出了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的建议,着力使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和荣誉性。相信院士制度将继续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征途上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