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虚杰

    “我写这本书不完全因为华罗庚是我的老师，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卓越的数学家，并对中国数学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他还是一位仅有初中文化毕业文凭，很大程度上靠自学成材的学者。”1月11日下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新闻发布会上，中科院院士王元说。

    两个月前的同一天，亦即2002年11月11日，王元作为大陆获奖者的惟一代表赴台湾领奖。杨振宁亲自给王元颁奖，而且只给王元颁奖，尽管获奖者并非王元一人。在颁奖典礼上，杨振宁说：“我认识王元先生已经很多年了，他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数论学家。他写的《华罗庚》很好，这本书是很确切的。他能得奖，我感到很高兴。”

    作为一代理论物理大师的杨振宁，本身就具有很好的数学修养。他喜欢一位数学家写的华罗庚传，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杨振宁之所以赴台颁奖，却也另有原因。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曾是华罗庚的老师。1938年，华罗庚在清华由助教越过讲师和副教授，一跃而成为正教授，就是由于杨武之大力推荐的结果。华罗庚著名的“三级跳”成了当时全国所有公立、私立大学前所未有的例子。

    “第一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由台湾“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办，该基金会为了纪念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由杨振宁、李政道等5人于2000年10月成立，并于2001年9月开始运作科普著作奖事宜。它的评选范围为大陆、台、港与海外华文世界，用中文出版的自然科学普及著作，分为创作及译作两类。其中，特别强调是以一般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以信(内容丰富正确)、达(表达清楚)、趣(吸引读者、可读性强)为评审标准。

    对于吴大猷奖，大陆方面组织了阵容强大的初选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甘子钊(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所)、巴德年(工程院院士、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吴新智(中科院院士、古脊椎所)、王绶王官(中科院院士、国家天文台)、刘钝(研究员、自然科学史所长)等。

    台湾方面的初评和终评的阵容也是空前“豪华”。它的初评委员多为大学、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终评者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和李远哲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有意思的是，王元的这本《华罗庚》，因为大陆和台湾分别出版发行，而两岸各自出版单位又都看好此书，皆申报参加评选，后经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也是此次评选大陆方承办单位之一)柳怀祖先生“斡旋”，确定由大陆方面申报。

    此次共评选出金签奖两本，银签奖三本。王元的著作能够胜出，让他非常高兴。他曾对记者说：“我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得过很多奖，如国家自然科学奖等，但是拿到科普著作奖还是第一次。”

    王元是目前参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惟一健在的数学家。他是华罗庚的高足，与华先生共事30余年，为了写作此书，他从1985年开始搜集材料，共花了七八年时间才定稿。

    评委会对这本书的评价是：“王元以华罗庚的弟子和同事的身份，数学家写数学家，资料翔实，情真意切，再现了华罗庚出身贫寒、自学成才、献身科学、热爱祖国的奋斗生涯……文笔朴实无华，生动清晰，寓史于传。不仅是一位数学家的传记，也是一份了解中国数学史的极有价值的文献。”

    由于当时的中国大陆对科普工作并不重视，因此王元戏称当年写作此书，完全是“地下”工作，无论是资料的收集还是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利用其他机会及业余时间完成的。假如为此单独申请一笔经费，在别人眼里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王元认为，当前的科普工作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他说，在科学家的一生中，真正属于原创性的研究是极少的，那些非原创性的工作都应该属于科普工作。科普是分层次的，所有的科学家都是通过科普著作去了解专业以外的领域，同时，通过科普把他的工作介绍给别人。

    科学家是否应该从事科普工作是个“老问题”了。对此，王元院士身体力行。他不仅去各个学校进行科普讲座，还从事科普书籍的翻译和写作。他与李文林合译的《我的大脑敞开了》最近获得了“科学时报读书杯2002年度科普佳作奖”。

    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固然能够做到准确严谨，但由此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可读性问题。曾大力推广的“院士科普书系”在出版之初就遭到过质疑。也有人委婉地指出，王元先生的《华罗庚》“在语言表述和人物塑造上要是再生动些就好了”。

    关于科普创作的模式，此次“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的另一部“金签奖”作品、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肝炎圣战》是个很好的例子。它是由台湾阳明大学生物学教授罗时成与曾任《牛顿》科学杂志编辑的杨玉龄女士合作完成的。记者与两位作者有过深入的交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创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