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沪沪
    孙燕院士是个忙人，作为我国著名的肿瘤学专家，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医院的人告诉笔者，不论是到外地开会、会诊，还是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孙教授常常是晚上刚下飞机，第二天一早就又出现在门诊、病房。想采访他可不是件易事。
    终有一日，笔者来到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病房，见到孙燕院士。走进他的办公室，感觉实在很小：已经打开的电脑，堆放着报刊资料的桌子和几个满满当当的书柜……看得出，年逾七旬的孙燕院士是个不服老的人。墙上几幅照片记录着孙燕与师长、同事、学生之间的友情；窗台边摞着的唱片，使小屋增添了些许情趣。听孙燕讲话，感受到他的亲切和蔼、博学多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挡不住他当年的风华，敏捷的思路、坦诚的谈吐、十足的精神，你会为老人那份强烈的爱国之情和仁爱之心所动。不怪乎他能够战胜艰难困苦，开我国肿瘤内科之先河，创肿瘤治疗体系新模式，成为中国肿瘤内科学一代名医。
    人生如歌，需要用心吟唱。“没家哪有我”，孙燕用对祖国的挚爱奏响了一生不变的主弦律
    酷爱音乐的孙燕常在贝多芬那深沉庄重、昂奋向上的生命第九交响乐章中寻找人生的节拍和旋律，体味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让自己从疲劳与烦恼中获释。他也喜欢舒伯特和王洛宾的歌曲，悠扬欢畅，充满深情，犹如美好的人生，令他备加珍爱。青少年时的孙燕就是在“天伦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黄河大合唱”等歌曲中接受了革命思想，是音乐使他至今仍然保留着一颗年轻的心和爱国的情。
    孙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改革开放的1979年，那时他已是我国颇有名气的肿瘤内科学带头人了。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客座教授，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奋和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受到国外同行们的尊敬。他们希望孙燕能长期留下来。但是两年后，当吴桓兴、李冰两位老院长写信叫他回国时，他丝毫不为年薪四万美金的挽留所动，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义无反顾地回来了。他说：“孩子放学了，理所当然要回家。”在他的影响下，后来他的儿子、儿媳和几个自己的博士生也都学成归来。其实，如果那时孙燕选择了留下，人们也会理解，因为在以住的日子里，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公正。先是被打成了右派，后又被下放农村，虽然1959年摘去“帽子”，甚至有着美国血统的妻子也跟着他受到了牵连。在那个年代里，像孙燕这样的人，写出论文不能署名，更没有资格出国，自己的论文只能多次由别人拿到国际会议上报告，更不用说他几十年的入党请求了……对于这些，孙燕曾有过困惑和不解，寂寞和迷惘，但很快他就想通了：那是整个国家的灾难，自己受点牵连没什么。他爱祖国跟党走的信念并没因此改变。“没家哪有我”，对这句话，孙燕有着太深的体验。1929年他出生在河北乐亭农村，从记事起，就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肆意践踏和蹂躏，“国破家亡”在他幼小的心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纵然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你就失去了一切。
    了解孙燕的人都知道，早在1948年，当他第一次面临人生决择的时刻，他就选择了祖国。那时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北京汇文中学的高中学业。校长告诉他，作为5名优秀学生之一，他将得到去美国继续学习的奖学金。然而，“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风起云涌，有了进步思想的孙燕决定留下来和同胞们一起迎接祖国伟大的历史转折。他看到自己同学的父亲开诊所为广大劳动人民看病，深受爱戴，十分敬佩，立志学医报效祖国：“同是济世救人，良医勘比良相”。194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但学医是艰苦的，由于严格的淘汰制，第三年转入协和时全班就只剩下一半同学了，毕业时还将经历再一轮淘汰。那时孙燕是学校篮球队、合唱团、国乐队、口琴队、学术社团中的活跃分子，为了完成学业当一名合格的医生，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个人爱好。在协和毕业前后的几年里，无论是严格的24小时负责制，还是参加对急诊病人的抢救，集中强力的培训，使他终生受益，1956年毕业时孙燕成为医学博士。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当孙燕已成为医术高明、受人爱戴的名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当他的名字被载入世界医学名人录并一次次被邀出席国际会议时，他常常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他动情地告诉笔者，1980年5月，当他第一次参加在圣迭哥召开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时，所作的中国淋巴瘤临床特点的报告，吸引了全场听众。报告只有10分钟，而报告后大家的提问却延长了两小时。孙教授知道，国外的同行可能并不注意孙燕是谁，但他们希望了解中国。1993年孙燕应邀到新加坡会诊，由于多次在电视台露面，街上常有人主动向他打招呼。1995年他在亚洲临床肿瘤学会上提出了治疗淋巴瘤的新观点，被冠以“中国模式”。他十分清醒：这是对中国的崇敬。这种爱国情怀，同样在欧洲和美国学术会议的讲台上和包括USA Today、JAMA等报纸和权威学术期刊对他的成果报道评述时一次次被强化。
    肿瘤内科本不是孙燕的选择，但他接受了医院领导的安排，从此再没有反悔
    身材高大的孙燕最喜欢外科，1959年调至日坛医院(肿瘤医院前身)之初，满以为可以痛痛快快地拿起手术刀了。可是，院领导却给他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开创一个新的学科——肿瘤内科。尽管自己并不情愿，但孙燕还是服从了这一安排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反悔过。当时医院的内科只有5张病床，所用的药也只有4种。受命之后，30岁的孙燕和周际昌医师一起，在医院领导的关心和具体指导下，边实践边摸索，很快工作就有了起色。1965年内科病床增加到了30多张，科里也有了5位青年医生、2位进修医生和8位护士，肿瘤内科已初具规模。同时，科研和医疗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用抗肿瘤新药N—甲先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配合手术，I期治愈率接近l00%。论文在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报告，引起轰动，被称为药物治疗肿瘤的典范。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和卫生部甲级成果奖。此外，他们开创了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晚期肺转移的化疗和内分泌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30年，有的患者至今还健在。甚至一些已发生肝、骨转移的睾丸肿瘤患者经过药物治疗，也好了起来。然而，正当肿瘤内科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孙燕被下放到甘肃，肿瘤内科也拆散了。直到1972年，是周总理亲自把他和几位专家调回北京，才又重新组建。如今，医科院肿瘤医院的肿瘤内科人才济济，已经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大规模科室和我国最大的肿瘤内科专业。
    每提及此事，孙燕总要念及三位老人：吴桓兴、金显宅、李冰。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内科治疗经验，吴桓兴院长是放射肿瘤学家，金显宅教授是外科肿瘤学家，书记李冰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外科专家，但在日坛医院建院之初，是他们根据病人和肿瘤事业发展的需要果断提出：创建内科肿瘤专业，开展肿瘤综合治疗。今天，中国的肿瘤内科事业发展了，孙燕怎么能忘记他们呢?
    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应格外珍惜
    孙燕说喜欢中医，觉得中西结合、突出重点、祛邪扶正医治肿瘤的方法与音乐弦律所体现的远近结合、或高或低、或奔放或深沉产生的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1993年，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给孙燕教授写来一封信，请他为一位食管癌晚期病人提供治疗意见。孙教授根据自己的经验，为病人提供了紫杉醇和一些扶正中药的资料。结果病人情况很快有了起色，他一定要亲眼见见这位了不起的大夫，并亲自接受他的治疗。这位病人就是台湾有名的蒋孝勇。后来蒋孝勇争取到了赴大陆探亲治病的机会，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在这以前，孙燕也曾结合中医扶正祛邪的方法为新加坡的两位副总理治疗过淋巴瘤，取得良好效果。中国的传统中草药竟有如此神奇的作用，引起外国同行的极大兴趣，一时间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
    接受过八年西医正规教育的孙燕对中医极有兴趣。1960年他脱产一年师从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结束时老先生对他说：“中医需要不断进步，希望你在临床实践中要有创新。”他相信历史的筛选，认为应该“把中医的思想融入西医的临床实践，最大限度地应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阐明中医的内容”。但这种想法遭到一些老中医的反对，他们质问：李时珍从来没学过分子生物学，张仲景懂得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吗?对此，孙燕反驳道，秦始皇的“二牛抬杠”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生产方法，但是如果到了今天你还用，就成笑话了。同样，如果我们今天还只用古人的方剂来治疗肿瘤，当然不行。许多病通过辩证论治的确可以药到病除，但是对癌症，则需要艰苦钻研不断创新。中医的调理只有合理地、有计划地与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其他治疗方法综合应用，并从更深入的分子水平和细胞免疫功能方面进行调理才有可能攻克癌症。孙燕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世界卫生组织寄希望于我们通过传统医学在疑难疾病方面作出成果，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中西融合解决癌症和其他疾病的有效方法，做出我们民族的贡献。
    还是下放甘肃定西时，孙燕发现当地黄芪很多，他知道黄芪具有扶正补气的功效，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中药的研究。他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效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甚至在他赴休斯顿安得逊肿瘤中心工作时也没有停止。经过与同行们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传统中药黄芪、女贞子、芦笋、仙灵脾等能够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于是孙燕提出，通过测定服用扶正中药病人的免疫指标来判断中医治疗的效果，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新领域。在治疗上，孙燕主张使用“祛邪一扶正一强化治疗一扶正”的原则。他认为开始肿瘤较大时，应最大限度地祛邪，随后帮助病人恢复、重建骨髓和免疫功能，即扶正，最后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病人的免疫功能，使肿瘤负荷降低到最低。运用这一模式，孙燕对淋巴瘤和小细胞肺癌进行综合治疗，结果治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们为配合临床治疗研制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胶囊等中药治剂自投产以来，一直畅销国内外，并获得四项专利。直至今日，孙燕对中医药的研究兴趣丝毫未减，他正努力探索扶正中药对抑癌基因调控的作用以及以对“阴虚”理论的研究。“中医学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应格外珍惜”，孙燕感慨至深。
    肿瘤，是一个古老的疾病，自从有了细胞就有了肿瘤。但近代肿瘤学的形成仅有100年，内科肿瘤治疗更只有50年的历史。半个世纪前，肿瘤的治疗主要靠手术和放疗，而自从发展了内科治疗，使肿瘤“不治之症”的结论发生了动摇。
    早在42年前，肿瘤内科学的倡导者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药物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1976年孙燕与吴桓兴、金显宅两位前辈参加总编《实用肿瘤学》时，就为肿瘤综合治疗写下了定义：“根据病人的机体状况，肿瘤的病理类型、侵犯范围(病期)和发展趋向，有计划地、合理地应用现有的治疗手段，以期较大幅度地提高治愈率”。在两位老者故去后，孙燕把倡导综合治疗作为己任，在临床中努力实践。如今，肿瘤的多学科综合治疗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单一治疗，一些原有的治疗常规已被打破。以前，凡是不容易切净的肿瘤只能单做探查，如卵巢癌、睾丸肿瘤。现在则可先手术切除，残存的肿瘤再进行化疗或放疗，而残存肿瘤细胞的清除就使一些肿瘤的根治成为可能。综合治疗在相当多的肿瘤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甚至一些发生扩散的患者也可能治愈。孙燕告诉记者，以往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恶性淋巴瘤、白血病目前的治愈率已接近全部患者的l/2。内科治疗与手术、放疗并举已成为防治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接受，很多新的研究课题正在开展。临床医生对常见肿瘤甚至某些罕见肿瘤的治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正在将实验研究的重大成果迅速地用于临床。
    从孙燕负责的国家新药临床研究中心的年报中我们得知，近5年来他们每年都要完成20一30项药物的临床试验。新抗肿瘤药物卡铂、优福定、紫杉醇、泰索帝、诺维本、草酸铂、美罗华、健择和来曲唑等大多数是由孙燕和他的同事完成的。他作为主要研究人员之一的卡铂研究1992年获国家“七五”攻关成果奖；他参与编写的《肿瘤化学预防及药物治疗》1996年获卫生部科学进步2等奖；因主持抗肿瘤新药紫杉醇的研究与开发1997年他获国家科学进步3等奖。目前，孙教授仍主持多项国内外抗肿瘤新药的临床验证及国际协作研究，紫杉醇每周的用药方法、单克隆抗体herceptin和治疗肝癌的新药PNU等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今年4月孙燕在亚洲临床学会上介绍了近年来这些成果，台湾同行震惊地说：“我们其实不必到欧美进修，大陆对很多新药一样有经验。”
    敬业、宽容、自甘淡泊，孙燕用自己的风格魅力感染了周围的人
    孙燕的敬业精神是出了名的。尽管他身兼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际抗癌联盟荣誉会员、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席、国家抗肿瘤新药临床研究中心、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理基地主任等数职，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医生这一职责。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孙燕就承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经他救治的国内外知名人士也不计其数，但在他眼中，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他都会一视同仁。孙燕经常教导他的学生：“穿上白大衣，你就是一位救死扶伤的战士，应当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他最憎恶那种从病人身上捞取钱财的丑恶行为。“如果为了多挣钱，你为什么不去经商?”他曾经查看了报纸刊载的国内外500名富人，发现里面医生出身的很少。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医生首先考虑的是病人，而不是如何对自己有利。凭孙燕现在的身份和医术，发财的机会不少。然而，不要说自己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对那些送上门的额外收入，他也是一概拒之。他说，找我帮忙可以，但是我的基地在肿瘤医院，工作是大家做的，离开我的学生和集体不行。对挣钱孙燕没有兴趣。
    作为名医大家，孙燕工作之认真，很少有人能比。多年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上面记录着特殊病人的病历号以便查询。每周科内大查房他总要设法参加，对于一些不太明确的想法还要回去翻书。他毫不掩饰：“我并不是什么都会。”他对自己的学生说：“面对病人我们不可以有半点儿不懂装懂。医学是科学，立竿见影。你处理对了，病人得益，处理错了病人会因而受损。必须学会通过实践校正自己的判断和改进给予病人的处理。”很多进修医生离开时都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不仅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也看到全科医生护士是如何认真对待每个病人的。
    孙燕每年都要外出参加国内外的一些重要会议，每次回来总要向科里或院里汇报会议的主要内容，将重要的新进展和大家分享。近几年，他外出开会一定要带上笔记本电脑，有时在回来的路上就把重要的内容打好了。他经常带资料给青年医师，每编写或翻译一本书首先想到的是赠给图书馆，还从国外为图书馆带回有关刊物。
    孙燕“心存大志”人缘极好，他从不计较别人的说三道四，“只要我们真诚待人，总会感动上帝的”，正是他的这份真诚和宽容，使他在国内外同行中威信很高，是大家公认的学科带头人。全国各地的学者有了争论的问题总希望听听他的意见，很多国际协作项目都愿意邀请他作主持人。肿瘤内科现任主任储大同教授发自内心地说：“宽容使孙教授的人格更具魅力。”
    “当我为别人做出奉献的时候，也从别人那里得到了欢乐”
    孙燕永远不会忘记，1970年一个寒冷的冬日，在全家就要下放甘肃的前夕，三个他治疗过的淋巴瘤病人，蹬着平板车，送来了一个木箱子。当时物质十分匮乏，这箱子是他们用自己家里和四处拣来的木板拼凑在一起做成的啊。孙燕觉得实在担负不起病人给他的那份真情和挚爱，为此，他不能不加倍努力地工作。
    孙燕忘不了，质朴的农村大娘放在他面条下的鸡蛋；忘不了，在离村的那个晚上，乡亲们挤满了自己居住的小院，150多人与他相伴直至车站；他忘不了，自己抢救的男婴从此改名“敬燕”；忘不了，经他治愈的女孩，执意做自己的义女；他忘不了，因为救活了已穿上“寿衣”的败血症妇女，老乡们将“定西名医”的称号送给了他……多少年过去了，每当看着病人寄来的“全家福”，收到农村捎来的土特产，每当全国各地的患者和家属来京看望问候自己的时候，孙燕心里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对于来的这些老朋友，孙燕不管多忙也会好好接待，请他们吃饭，在家住上几天。
    当然，孙燕更忘不了晚期病人“救救我”的痛苦呼唤和强忍疼痛配合治疗的老人、孩子，以及他们临终前“希望你能早日制服癌症”的嘱托。这让孙燕心痛，更促使他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我和病人是战友、是朋友，我们共同作战，一定会战胜癌症。
    站在讲台上，孙燕感觉好极了。“我喜欢教学，因为它是我学术生命的延续”
    作为协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孙燕教授喜欢学生，喜欢给学生们上课。越是年岁大了，他这种感觉就越强烈。孙燕认为，肿瘤学是一门既艰难又有趣的学科，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和实践，其间有太多的课题要做。一个人的知识、精力和时间太有限了，就是不吃不喝也做不完，因此需要培养大批新人。站在讲台上，孙燕教授感觉好极了，因为他可以畅快淋漓地把自己对人生、对生命科学的理解以及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传给年轻的医生们，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孙燕每次讲课都要认真备课，哪怕是讲了多年的课题也要重新准备资料。“肿瘤综合治疗”他已经讲了20多年，但很多中年医师，甚至主任医师，有机会仍愿意再去听听，“听孙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每次都有新内容”。有的青年医生就是听了孙燕的课后报考了他的研究生。现在，孙教授已培养了18名博士生、4名硕士生和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生。他关心全国内科肿瘤学的发展，把帮助、培养各地青年医师当成自己份内的事。对愿意进取的医师他从不拒绝，而是备加爱护，为他们创造机会在工作中提高。
    当采访即将结束时，孙燕教授将他新近出版的《内科肿瘤学》送给了笔者。多年来，孙燕笔耕不辍，先后参与编写了21部学术论著，发表了300多篇论文，这是他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最好总结，也是送给后来者的宝贵财富。
    (据《科学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