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2月10日，德国免疫学家 Emil Adolfvon Behring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奖成果是血清疗法治疗白喉。
    百年沧桑。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白喉作为历史上的急性传染病，已经渐渐被人淡忘。而诺贝尔奖作为科学界的最高奖，每年都受到世界的高度关注。纵览诺贝尔奖百年历史，在物理、化学领域都记载着华裔科学家的功勋，然而在医学乃至生命科学领域，华人迄今无缘折桂。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带着这些问题，日前笔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先生。
    “今年我被聘为诺贝尔医学奖推荐人。诺贝尔医学奖的评选工作是由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负责的。该学院每年都要从世界各地聘请600余名诺贝尔医学奖推荐人，推选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评选委员会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在这些候选人中筛选出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我上一次担任推荐人是在1990年。”
    “真巧，那么请您评论百年诺贝尔医学奖是再合适不过了。”巴院士的话在我意料之外，却是再好不过的开场白。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名称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确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实际上诺贝尔医学奖已经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奖。当然，由于诺贝尔医学奖获奖人数有限，一流的科学家不一定能获得这一奖项，但是一般来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都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
    “诺贝尔奖的优点是获奖成果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验证，虽然有一些成果是很快授予的，如单克隆抗体，但大部分要经过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验证、认定。所以，看起来获奖者的岁数都很大，但是他们出创新成果都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现在有一种说法，医生越老越值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真正出成果的时候还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正因如此，获得诺贝尔奖成为大科学家的标志，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科学家的榜样，这一点至今是毫无疑义的。”
    我们的话题转到中国：“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是今年媒体议论的热点。而诺贝尔医学奖至今与华人无缘，是什么原因？”
    “当年李政道、杨振宁出国留学的时候，他们在国内的大学学历得到国外的承认。而当时国内学医的学生如果出国，有一个行医资格问题，还需要参加行医资格考试。所以，以前学医的华人出国很少行医，我想这可能是华人至今未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原因之一。现在的情况不同了。我国在海外的留学生中从事生命科学学习及研究的不在少数。”
    “我国迄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前，学术研究受到政治的干预，科学创新受到压抑。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有可能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改革开放十年的时候，我们好像还看不到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如今改革开放二十年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明显提高了。我国科学家的论文经常在 N ature及Science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这是智慧的积累，工作的积累，成果的积累。”
    “所以，在诺贝尔奖百年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中国。为了在生命科学领域建立激励机制，1994年，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中国医学科学奖，这是我国医学科学界的最高奖。设立这一奖项，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为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做准备。中国医学科学奖完全按照诺贝尔奖的评选程序评选，在操作上也效法瑞典卡洛林斯卡医学院的操作方式。中国医学科学奖获得者自然是我国向诺贝尔奖推选的人选，而未来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人自然是中国医学科学奖的获得者。”巴院士曾经担任九年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最近刚从这一岗位上退下来，谈起他亲自参与创建的中国医学科学奖，言语中充满了感情。
    “您在医学科学界长期担任领导工作，对现在存在的问题一定了如指掌。您觉得哪些问题应当予以关注？”我接着问。
    “我认为有几点是应当强调的。中国人要获得诺贝尔奖，既要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又要注意团队精神，现代科学研究已经不是居里夫人的时代，不是手工作坊的时代。21世纪的科研既要有领袖，又要有跟着领袖干的集体。一个研究项目往往需要几个实验室通力合作。我国的科研应当大力推崇团队精神。科学家不仅应当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欣喜，更应当对同伴、部下以及学生的成就感到兴奋和骄傲，只有这样一种胸怀，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如果一个科学家只是对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看不起别人的成果，那就不是一个好科学家。”
    “另外，我们一定要注意培养年轻人。一位老科学家是否成功，要看他的身后是否站起一批学生。我已经说过，真正的原始创新都出自年富力强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设法保护那些勤奋努力，有特殊思维、独到见解，而不被大多数专家所理解的科研人员。国家应当设专款，为这样的人才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支持他们的工作。因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大多数人都理解的东西，肯定是旧的思路，不会是原始创新。”
    我被眼前这位老科学家的赤忱之心感动了。我不再提问题。只是倾听巴院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试图跟上他的思路。
    “在2000年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的女儿开车送我去首都飞机场一号候机室，等候一架从瑞典飞来的班机。机上乘有刚刚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第一位中国人。当这位学者走上云梯的时候，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所有人都纷纷起身迎接。而他却直奔过来，把鲜艳的花束给了我。在场的人都惊诧地打量我这老态龙钟的人。当得知这人曾经就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是这位学者的老师的时候，那位政府领导赶忙说：‘很好!很好!尊师重教!’此时，全场一片掌声、笑声。我也就在笑声中醒来了，一看表：1点36分。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好梦何时能圆？巴院士没有说。他的眼神中透着信念与期待。
    (据科技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