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至4月，中苏两国在榆林海区进行了联合预备水声考察，中方负责人为汪德昭，苏方负责人为马捷波夫。考察工作顺利，在中国南海取得了宝贵的水声资料，整理出中苏南海联合水声考察报告。这是中国第一套较为完整的水声资料，中苏各持一套。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日益紧张，合作中断。

　　获准建设四个新技术配套厂

　　随着国防科研任务包括尖端产品批量生产任务的不断增加，中国科学院原已组建的中试车间、机加工车间、修配工厂等，已不能满足的需要。经申请，1959年12月，国家科委同意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系统建设四个配备全套设备的工厂。1960年1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这四个配套厂是：特种无线电器件工厂(0305厂，北京)，特种仪器、仪表和自动控制元件工厂(0306厂，北京)，高温材料及特殊合金试验厂(0307厂，沈阳)，光学精密机械仪器实验工厂(0308厂，长春)。后来，因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任务压缩，这些工厂没有全部建成。0305厂和0306厂只建成部分工程，改作他用，而0308厂和0307厂均在科研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探空火箭(T-7M型)发射成功

　　在近地空间范围内进行环境探测、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的火箭，总称为探空火箭。其主要任务是把科学仪器、试验部件或实验生物等送到高空，以测量、获取所需要的数据和资料，研究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和试验新技术的可行性等。

　　1960年2月19日，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T—7M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试射成功，开始了中国的“空间时代”。这是中国探空火箭技术取得的第一个具有工程实践意义的成果。“T—7M”火箭是院计划研制的“T—7”探空火箭的模型火箭。研制的目的在于掌握火箭设计、制造和试验技术，创造技术保障条件和培养火箭技术队伍，主要用以研究液体燃料火箭的各项技术和摸索火箭发射场的建设经验等。

　　这枚火箭的起飞总重量190公斤，总长度5345毫米，箭体直径250毫米。火箭飞行高度8—10公里。为了保证主火箭发动机启动安全和工作可靠，确定采用爆破薄膜作为启动阀。要求薄膜的铣削深度公差应保证在0.005毫米以内。因机械加工无法实现这一要求，就选用化学腐蚀法加工。研究人员自己动手把针头磨成微型刻刀，在印刷纸上刻出所需图案，再印刷到丝绢上，随后又进行了大量的加工试验才使爆破压力精度达到设计要求。当时发射场设施非常简陋。发电站是用芦席围成的，顶上只盖了一张油布篷。发射场没有通讯设备，总指挥下达命令只能靠呼叫和手势；没有专用的加注设备，加注推进剂是用自行车打气筒作为压力源；没有自动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来跟踪火箭。创业之初，就是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因陋就简，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0年3月，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王淦昌领导的研究组(其中包括中国科学家丁大钊、王祝翔，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用丙烷气泡室发现了一种新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是根据1956年3月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成立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协定》，于同年9月正式成立的。先后参加该协定的有苏联、中国、匈牙利、越南等12个国家。所址设在莫斯科郊区的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各国科学家在核子物理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中进行合作，以扩大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该所设成员国全权代表和学术委员会。中国政府的首任全权代表是钱三强，首届学术委员会中国委员有赵忠尧、王淦昌和胡宁。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存在反粒子的理论，丰富了人们对粒子——反粒子对称性的认识，同时它也是第一次被观察到的带电的负超子。这个发现是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少数几个重要的发现之一，在该所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项研究成果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建设安徽广德探空火箭发射场

　　为保证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必须建设地面设备齐全的火箭发射场。上海南汇的简易发射场，难以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为此，在1960年初，院确定以地球物理所二部即“581”组为主，上海机电设计院参加，建立新的火箭发射场。3月，院与上海市委商定，在安徽广德县誓节渡山区建立中国第一个粗具规模的探空火箭发射场。

　　场址四面环山，开发前遍地灌木荆棘，没有房屋和公路，交通非常不便，物资供应困难。建设者们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日以继夜奋战在山区里，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建设成发射控制室、发动机测试室、助推器装药室、推进剂加注房、发射场坪和发射架、箭头总装总调间、遥测接收站、雷达阵地工程、气象观测室和生活区等。1960年9月，在这个发射场首次成功地发射了中国第一枚“T—7”火箭。

　　安徽广德发射场初由地球物理所领导。1960年6月，划归上海机电设计院领导。1963年随上海机电设计院划归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制定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的规划

　　1960年3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这是以原子能利用和喷气技术为纲，争取三年之内，基本实现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设想。围绕“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研究任务：探空技术和喷气技术；原子能利用；无线电电子学(包括水声)和半导体技术；计算技术；新型元件、仪表及测试设备；特种材料和特种燃料。这些项目都是当时国家急需，因而也得到了大力支持，采取了特殊措施，各项科研工作都取得了较大进展。

　　召开第三次学部会议，稳定基础研究工作

　　1960年4月19日至26日，在上海召开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委员会议(自然科学部分)。出席会议的有自然科学方面学部委员131人，并邀请了各地研究机关、产业部门、高等院校的代表和有卓越成就的工农专家。出席会议总人数400余人。

　　自1957年5月召开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以来，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拔白旗”等 政治运动，使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受到干扰。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顾虑重重，这引起了中科院和中央领导的注意。

　　聂荣臻在第三次学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基础科学的理论能否领先，是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重要标志之一”，要求在技术和理论方面不断有新的创造。秘书长杜润生还专就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作了报告，指出要集中主要的力量研究当代科学发展中起带头作用的理论课题、边缘学科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课题。

　　会议动员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并受国家科委委托，讨论由科学院草拟的全国《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三年规划纲要和八年设想(草案)》。准备会后由国家科委组织进一步修订后，发给全国各有关单位实施。这个规划比起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又有新的补充，特别是对与尖端技术关系密切的基础研究受到特别重视。

　　首次进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运动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记录。在此以前，中国科学院和国家体委协同有关单位组织了46人的一支科学考察队，在珠峰地区进行了自然地理、地质、地貌、气象、水文、植物、动物等方面的考察。组织这样规模的科学考察，在珠峰探险史上也是空前的。

　　科考队自1959年3月从拉萨出发，前往珠峰北侧海拔5000米处的绒布寺。考察范围含最高峰东面、西面、北面地区，面积共约7000平方公里。自海拔2500米到6500米，经5个月的野外考察和持续一年的气象水文观测，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资料。珠峰是一个现代冰川发育的地区，考察队比较详细地考察了中绒布冰川；珠峰冬季干旱，夏季多雨，过渡季节短暂，通过一年的气象观测研究，掌握了该地区气候与天气变化的规律，为中国登山运动员胜利登顶提供了保证。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收集补充了海拔6500米以上至顶峰附近的资料。初步考察结束后，写出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一书。

　　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科学考察学术总结

　　为了利用黑龙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中、苏两国政府于1956年8月18日签订了一项协议，确定对黑龙江流域共同进行综合科学考察及勘测设计工作。根据协议，中苏两国科学院分别成立考察队，各在本国境内进行调查研究。在两国边境地段组成中苏科学家联合考察组。中国科学院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队队长冯仲云，副队长朱济藩、陈剑飞。考察队下设水利水能、交通运输、自然条件、地质、经济五个组和一个勘测设计大队。科学工作人员约400余人。除院内有关研究所外，参加协作的还有各部及地方的有关单位。中方总负责人为竺可桢副院长，苏方总负责人为B.C.涅姆钦诺夫院士。

　　野外考察自1956年夏季开始，至1959年结束；1960年5月完成了室内分析的总结。通过考察，基本上摸清了这一广阔地区的自然条件特点，初步查明了各种自然资源，指出了合理利用及开发远景。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在于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填补了这一广阔地区科学研究的“空白”，同时为国家经济计划部门考虑这一地区发展远景方案提供了必要的科学依据。考察结束之后，提出《黑龙江流域及其比邻地区生产力发展远景设想》，编写了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地图集，地质、地貌、土壤、森林、渔业等专著以及其他专题研究论文。

　　中苏双方的研究成果，在1962年4月于北京举行的中苏黑龙江流域生产力问题联合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会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代表团全体成员。

　　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

　　1960年，中国科学院主要承担国防尖端研究任务的单位共24个，约17000人，其中研究人员近2000人，技术人员700余人。绝大多数研究所当时都有机加工厂和中间试验厂，还有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批准的若干重点基建项目，如探空及喷气技术实验试车基地、水声考察站、特殊光学材料实验工厂、人工晶体实验工厂、高能燃料实验工厂等。为适应不断发展的国防尖端科研管理工作的需要，1960年7月2日，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并经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负责管理全院有关国防尖端科研工作。谷羽任局长，张和清、王世珍、苏景一任副局长。其具体任务是：根据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防科委、国家科委确定的任务，对国防尖端研究项目初步汇总排队，并对人员、经费、基建、器材、工厂等条件，提出计划方案，报院党组决定；对各项国防尖端科学研究项目和扩大中间试验、小批量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组织供应；组织院内外协作，并负责对院外有关单位，如计委、经委、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二机部、五院等进行总体对口联系。

　　同年7月15日，国家计委党组通知，为加强国防尖端的保密工作，规定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对外业务联系使用“04单位”代号。凭此可享受国防计划优先的待遇。新技术局对归口各所也编列了对外业务联系代号。初期有34年研究所归口新技术局，后期达47个。

　　承担铀矿资源的调查研究

　　铀是发展核工业的最基本的原料，铀矿普查和勘探是核工业的先行。由于铀矿形成条件比较复杂，分布很不均匀，规模品位变化很大，给铀矿普查和勘探增加了困难。揭露评价是找铀的详查阶段，是普查与勘探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有时地表放射性强度很高，矿化显示很好的点带，深部不一定有铀矿；有时地表显示不高，但深部矿体却很好。这种不一致性来自于地质条件。因此，必须根据地质观测资料和物探数据对普查发现的铀异常点、矿化点进行评价，以确定是否进行勘探。

　　受二机部委托，地质所自1960年8月起，进行中国铀矿资源的调查与研究。经过数年工作，1963年完成“中国若干铀矿床矿石物质成份及地质化学”研究，出版了论文集，为铀矿选冶、评价提供了一些基础资料；并通过“花岗岩铀矿蚀变带三位一体演化模式与大型铀矿”研究，与地质部合作，成功地评价出大型铀矿床，提高了勘探见矿率。

　　院党组提出“一保、二补、三探”

　　中国科学院建院以来的十余年中，凝聚了大批人才，先后发展了一批新兴学科，制定十二年规划之后，已优先安排了许多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尖端技术研究。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1960年8月，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中国留下一批半截子工程，这使中国正在开展的国防尖端技术工程项目遇到困难。聂荣臻说“党中央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1960年10月13日，院党组召开“04单位”所长会议。张劲夫针对形势，提出“五更”：要求大家决心更大、劲头更足、重点更突出、工作更踏实、协作更紧密；并强调“三性”，即计划性、战斗性、纪律性；要求大家在国家困难时期，要发“愤”图强，更加努力做好工作。

　　11月25日，安排各所1961年国防科技研究任务时，院党组又提出“一保、二补、三探”的原则。一保，即积极配合保证五院和二机部的设计、试制需要；二补，即科学院自提研究试制项目，作为国家第一位任务的补充；三探，是为下一步工作探路。

　　中国科学院为国分忧，积极承提尖端科研任务。到年底，国防科委提请科学院安排的科研项目共276项；其中必保的97项，重要的114项。

　　承接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

　　铀—235是制造核弹的原料，由于天然铀中只含有约7‰的铀—235，所以为制造核弹就必须把铀—235从天然铀中分离出来。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235，是五、六十年代唯一具有工业生产规模的技术。分离膜是气体扩散机的核心部件，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制造分离膜的技术，且均列为重大国防机密。

　　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决定自己建立分离膜生产工厂，以保证气体扩散法分离铀—235工厂的生产和发展。1960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向冶金所、金属所、原子能所下达了“甲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1961年11月，裴丽生、钱三强到上海召开“甲种分离膜”汇报会，检查工作，决定集中各所人员联合会战攻关。年底，原子能所、金属所、复旦大学的有关人员到达冶金所，组建了分离膜研究室，冶金所副所长、材料科学家吴自良兼研究室主任。还在上海市委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市分离膜领导小组。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64年上半年按国家要求的时限完成实验室的工作，样品性能超过苏联的同类产品。

　　由于气体扩散厂急需分离膜且用量大，所以研究试制和生产准备是同时并进的。根据中央专委决定，早在1963年5月就筹建中间试验厂，吴自良被任命为中试厂技术领导小组组长，分离膜研究室的技术人员轮流下厂进行技术指导，直至工厂拿出合格产品。1966年4月，产品经鉴定试验，二机部决定正式用于气体扩散法分离铀—235工厂。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除美、苏、英、法之外，第五个能独立自主制造扩散法分离膜的国家。1965年3月，二机部又向冶金所提出丙种分离膜的研制任务。1965年夏，研制出样品，同年12月，经装机试验，表明分离效率比甲种分离膜大大提高，而浓缩铀的成本也有降低。

　　1984年，“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获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中国第一枚气象火箭(T-7型)发射成功

　　气象火箭专门用来探测30公里至100多公里高度的大气温度、压力、密度、风向、风速等气象参数。这些参数对天气预报、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航天飞行器的设计与试验是非常需要的。

　　由上海机电设计院和地球物理所合作研制的“T—7”气象火箭是中国第一代气象火箭中的率先型号。它是一种由固体燃料助推器和液体燃料主火箭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起飞重量1138公斤，最大飞行高度约60公里，携带气象探测仪器25公斤。1959年11月开始研制，1960年4月发动机热试车成功，6月完成了3枚火箭的总装工作，9月火箭在安徽广德发射场发射成功。整个研制周期不到一年的时间。

　　由于国防科委对火箭探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62年1月，院对气象火箭提出了新的任务：探测仪器重量要增至40公斤；正常飞行高度要求60公里以上，最好为80～100公里；测量60公里以下的高空大气压力、大气温度、风向风速；确保箭头、箭体安全回收等。鉴于“T—7”已不能满足上述要求，上海机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王希季提出采用先进的铝蜂窝结构尾翼和薄壁贮箱等一系列重要改进措施，改进后的产品称“T—7A”气象火箭。第一枚火箭“T—7A”于1963年12月发射成功。火箭携带40公斤探测仪器，飞达115公里高空。“T—7A”气象火箭起飞总重量1145公斤，总长度10.32米，主火箭箭体直径450毫米，助推器直径460毫米。箭头、箭体在弹道顶点附近分离后分别用降落伞装置进行回收。

　　攻克蜂窝结构新技术是“T—7A”研制的关键，这一成果不仅提高了“T—7A”探空火箭的性能，而且也为以后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卫星采用蜂窝结构探索了道路。气象火箭研制的成功，不仅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摸索经验和创造条件，同时通过对高空风速、风向、气温、气压和密度的测量，也为导弹导飞行器的设计取得了有价值的数据。

　　承接大型跟踪电影经纬仪任务

　　电影经纬仪是用于测量空间飞行目标的轨道参数和记录飞行姿态的外弹道光学跟踪摄影测量设备。中国最早的外弹道测量设备，是50年代末从国外引进的光学电影经纬仪。进入60年代，进口设备的性能和数量均不能满足中国火箭发展的技术需要。为满足中国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弹道式导弹靶场试验的需要， 1960年10月，国防科委提出委托长春光机所承担研究、试制大型电影经纬仪任务(代号150—1工程，为“150工程”的一部分。任务代号之所以定名为150工程，是因为原定指标要求作用距离不小于150公里)。当时只有美国装备了相应水平的类似设备。

　　由于光机所从1958年研制成功“八大件”，已经体现出该所有足够的技术实力，在光学技术方面已有相当配套的技术基础，包括科研、工程设计人员、以及技师和熟练的技工。1961年6月，经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批准，正式列为国家项目。王大珩被任命为150工程总工程师兼任150—1工程总设计师。

　　王大珩提出总体结构方案设想及光学作用距离总体分析；副总设计师唐九华，从用户对总性能的要求，推算出各分系统的技术指标，明确各分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并建立起光学工程总体设计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出初步设计方案；王之江、薛明球在光学设计中解决了难题。他们组织全所科技人员中近一半的力量，从总体设计、分系统、单元技术研究试验，到工艺、检测技术，全面开始了紧张而艰苦的奋战。经过五年的努力，在产业部门协同下，于1965年底研制完成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靶场光学测量仪器，1966年初通过了国家鉴定，并取得一次研制成功。许多技术指标都超过了设计要求，特别是作用距离大大超过150公里。根据国防部门使用要求和国家安排，光机所1967年在文革动荡中仍坚持为导弹靶场提供了5台150-1装备，成为靶场测轨设备的主力。

　　这台设备的研制成功，摆脱了靶场光测设备对外国的依赖，并在技术上为发展中国第二、三、四代大型电影经纬仪奠定了基础。由此发展起来的动态光学测量技术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别奖。

　　上海分院召开“神仙会”

　　1960年底，上海市委作出党内整风的决定，要求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受民主党派在北京开“神仙会”的启发，他在上海分院召开“神仙会”，实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带帽子)，动员科技人员讲真话，帮助党整风，检查“大跃进”以来科研和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60年12月至1961年初，分院系统共有11个研究单位举行“神仙会”，参加的科技人员共有1244人，其中高研173人，助研和工程师303人。会上提出的意见，内容丰富、具体，后来由分院汇集成册，内容包括科研工作安排、理论联系实际、科研工作中的群众运动、培养干部和学术活动、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等。

　　不久，院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用整风的方法总结三年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上海分院“神仙会”的作法，并在全院推广。上海分院汇编的小册子，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材料。

　　承担核燃料及有关材料分析任务

　　核燃料是指可制备反应堆燃料元件芯体或原子弹装料的核裂变材料。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主要物质。早在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就配合稀土、钍、铀矿的开发、评价和综合利用，开展了矿物分析研究，为有关部门提供分析数据和分析方法。苏联停止仪器设备供应并不再提供核工业中所需的标准样品之后，为配合国家核工业建设及核武器试制，中国科学院组织应化所、化学所、大化所、原子能所先后接受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的委托，采用容量法、电化学法、色谱法、分光光度法、原子光谱法、质谱法和中子活化法等多种技术，研究解决了在核燃料提取制备，核试验及原子能有关材料中许多关键的分析测试问题。如金属铀及其化合物中若干杂质的测定研究，核工业废水中痕量铀的分析，六氟化铀生产中排放各种气体的分析，核燃料工艺流程中超纯试剂的分析等等。有些任务要求急、工作量大，不仅要提供分析数据，还要提供分析方法，有的甚至还要试制分析设备，为二机部有关厂装备生产线。科技人员都一一完成了任务。各所承担的分析工作，获1978年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承接核燃料化工腐蚀及化工原材料研究

　　六氟化铀是铀同位素分离工厂的原料。由于六氟化铀是强腐蚀、毒性大的放射性气体，所以六氟化铀工厂的建设，需要解决生产设备在高温下耐腐蚀、严格密封等特殊技术难题。应化所承担了核燃料化工设备材料的腐蚀研究及腐蚀性检测工作。他们克服了工艺介质复杂、有放射性和试验周期长等困难，为核燃料处理工厂建设的选材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数据。

　　扩散法分离设备中，全部垫圈、垫片、阀门填料，都必须耐强腐蚀、耐强放射性。这种材料，在1958年，被美国列为对中国的第一类禁运物资。有机所接受任务后，研制成功，并建成生产车间，产品提供二机部使用。扩散法分离设备中，还需要耐强腐蚀，耐强放射性的特种润滑油。苏联撤退专家时，带走了润滑油和资料，使分离设备无法运行。有机所研究了生产润滑油的工艺，并建成生产车间，提供了大量产品，为扩散分离设备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为了核燃料循环应用的需要，有机所还研究并向二机部提供了特种树脂、絮凝剂等，解决了中国核工业的急需。

　　承接核燃料萃取剂的研制任务

　　萃取法是湿法冶金的一项新技术。萃取法的分离效率高、生产速度快、生产成本低、又便于连续生产。它广泛应用于生产核燃料、稀有金属、贵金属以及稀土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但是要在工业生产上采取萃取法，首先要解决萃取剂的制备。早在1958年，有机所就组建了萃取剂研究室。1960年，该所受二机部的委托，研制核燃料萃取剂。在袁承业的领导下，组织60多名科技人员和生产工人进行攻关。1965年研制成P204萃到剂和N—235萃取剂，并分别通过了院级鉴定。N—235经在湿法冶金中实际应用，证明萃取效率高、选择性好、性能稳定、萃取剂消耗少，用户表示满意。P—204特别适用于从磷矿中提取铀。磷矿石中含有万分之一到万分之四的铀(铀矿石中也只含千分之一左右)。这些铀过去无法回收，用这种磷矿石制磷肥，既造成铀的损失，又使磷肥含有放射性。将P—204用于化肥厂，可以回收大量的金属铀，又可免使磷肥有放射性。这种萃取剂不但能提取铀，还能提出某些稀土元素和有色金属。为解决用户所需数量，有机所特从上海化工局要了一个葡萄糖厂改造成中试车间，进行批量生产。

　　此项成果，1988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在完成军工任务的同时，还进行了萃取剂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研究成果对新萃取剂的设计合成有重要意义，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完成新疆综合科学考察计划

　　根据十二年规划的部署，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组成了新疆综合考察队，开始组织进行对新疆的综合科学考察，并列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新疆综合考察队队长周立三，副队长于强。参加考察的有院内外三十多个单位、20多个专业、800多人次。1957-1960年，苏联科学院还先后派遣十余位科学家参加考察工作。考察队自1956年7月出发，通过四年的野外实地考察，初步摸清了全疆的自然条件、查清了农业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并对这些资源做出了数量估算和质量评价，提供了编制农业发展计划的科学依据。新中国建立之前，有关新疆地区的科学资料很贫乏，仅有的少数资料还大多出自外国人之手，既不完善，还存有偏见。考察队积极收集与整理过去已有的实测资料，并通过野外考察获得大量的新资料，及时加以汇编，填补新疆科学资料上的空白。

　　在野外考察的基础上，考察队进行了系统的科学总结，提出了两套研究成果：

　　生产性成果：提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合理布局的远景设想》总报告和《新疆水利资源及其评价》、《新疆土地资源的估算和评价》、《新疆草场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等14篇专题研究报告。

　　科学性成果：编写了《新疆农业》、《新疆畜牧业》、《新疆土壤地理》、《新疆地下水》等11部科学专著，共500余万字；以及《新疆1∶100万土壤图》、《新疆1∶100万植被图》等各种专门地图。不仅资料丰富，而且揭示了新疆地貌、气候、土壤、植被、水文、水文地质、动物等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形成、演变和分布规律，形成新疆综合考察的第一代科学资料。

　　完成青海、甘肃的综合科学考察计划

　　青海、甘肃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是列入十二年规划中综合考察规划的内容之一。中国科学院于1958年组成了以侯德封为队长的青甘综合考察队。考察地区包括柴达木、祁连山与河西走廊，共54万平方公里，占青甘两省总面积的45%。经过1958—1960年三年的综合考察，提出了《青甘地区生产发展远景设想》的报告。

　　通过对柴达木、祁连山、河西走廊地区资源条件的考察分析，认为这一地区镍、铅、锌、硼、钾、镁、锂、铁矿资源，以及石油、盐类矿产等储量大且相对集中，应建成以石油、化工、冶金为重点的中国西北原料基地；并据此提出了工业发展远景方向及工业基地布局的具体建议。考察研究还提出全区具有4倍于当时已有耕地的宜农荒地，且不需从区外调水，尤其是河西走廓有条件建成与重点工业建设相适应的农业基地。此外，还考察研究了发展畜牧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情况，并对发展方案提出了建议。研究成果受到当地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