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觉得通过邀请这些作家，科学院深入生活，可不可能像当年那样，涌现出一大批经典的文学作品，对这一代人影响这么深？
郭曰方：现在看来比较困难一些，因为时代不太一样。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当时我们的科学家被列入“臭老九”，地位很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国家需要发展科学和教育，非常需要科学家出来工作。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是科学的春天，科技大会，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家们来写科学家，是很震撼的。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家数量大大增加，地位也大大提高，我们光院士将近1000名了，他们的地位、待遇各方面都提高了很大。但是只要我们作家深入下来，真正了解了我们科学家以后，他们会写出非常好的作品。
主持人：现在是科学家群体。
郭曰方：过去的科研工作是比较单纯的，现在学科交叉了，发展科学靠群体，靠团队，当然个人作用也很大，我们现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但是写出比较生动，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出来超过那个时期有影响的一些文学作品。
主持人：您在这方面一直起着带头的作用。
郭曰方：不是，因为我在院里时间长，我应该做，究竟做得怎么样，现在看来，初步效果是好的，但是和他们还无法相比，我还想继续努力。
主持人：最近咱们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八荣八耻荣辱观学习的活动，八荣八耻当中，明确提出了以崇尚科学为荣，剩下还有包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艰苦奋斗这些精神，光荣的品格，在我们科研工作者身上也一直是持续的体现着，您创作的《人民科学家颂》这个诗集和八荣八耻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郭曰方：胡总书记最近提出来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正确对待八荣和八耻，他所讲的八荣，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民族精神、民族品格最经典的概括。很多科学家为了科研事业，不要名，不要利，隐姓埋名，在荒漠里面去奋斗，他们的待遇当时也很低，那么多科学家，他们在海外待遇很高，像钱三强，人家给他很高的待遇，老一代科学家都是这样，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非常困难，他们待遇也很低，他们都回来了，为什么？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所以我觉得，胡总书记这种经典概括，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科学家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脊梁。这跟胡总书记提出的八荣是一致的，而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把八荣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充分。所以在今天胡主席把我们民族这种最宝贵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经典概括，在青少年中，包括我们科技人员大家都要来学习，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您在1994年和李汉秋老师编写了《新三字经》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先后发行了有一千多万册，发行地区包括台湾和东南亚这些地区，您能谈谈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和主要效果？
郭曰方：《新三字经》这本书影响比较大，这和当时的情况有关，当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年轻的朋友很重视知识的学习，我们家长和孩子们非常重视专业知识学习，但是从某一方面讲，我认为在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我们还没做得很好。所以在94年的时候，李汉秋先生他在两会上提出一个提案，希望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因为《三字经》也是我们过去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对孩子进行教育的一本很好的书，但是有些内容他比较陈旧，加上一些观念都是比较传统的，能够给它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我就跟他俩人写了经文，后来李韵也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搞注释。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低幼儿童这一段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一本书，前年又重新修订了一下，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本书我们也没有想到影响会那么大，书的内容很多，包括人文方面的，我们的民族的一些优秀的品德教育方面的一些对待名誉、团结、天文、地理、历史、科技方面的知识，内容很广泛，对孩子教育是一本很好的课外辅导物，北京大概卖出了40多万册。我记得到王府井新华书店搞签字授书，一小时卖出差不多300本，书店的售货员都在后面排队。
主持人：比明星签名售书还受欢迎。
郭曰方：有一种当明星的感觉。路院长还出席了首发式，首发式完了以后签名售书。
主持人：《新三字经》在当时好像不仅这一本？而这个版本是唯一一版再版的，其它的那些影响都没有这本大？
郭曰方：因为它是最早写的，我们发表新三字经经文是在8月7号，当时在光明日报首先发表的，社会评价很好，反映不错，赶快编书，就编成书了，后来这本书被日本翻译到人本去了，台湾也在卖，香港、澳门更多了，东南亚地区更多。当时我们几乎所有城市的地摊上都有这本书，应该说它的内容很好，因为这个没有过时的问题，到现在那些内容对孩子进行教育还是很好的，北京一些学校把它作为课外辅导的一个版本，每个人一册，让大家进行学习，试点单位，北京一些小学在做，效果不错，家长们很欢迎。家长们对孩子教育非常重视，都是自愿买了不少，我记得最紧张的时候，内蒙古的大卡车在我们科学出版社的门口排队，你们有多少我们拉多少，但是印不出来，出版社没有思想准备。
主持人：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郭曰方：没想到。
主持人：您能给我们念几段经文吗？
郭曰方：全文我背不下来了，文字很长。譬如有这样的诗句：“玉不琢，不成器。勤磨砺，莫贪逸。个人事，宜自理。爱学习，学自立。扶老幼，知礼仪。先他人。后自己。贵诚实，守信义。重人格，知廉耻”等，孩子们都会背。
主持人：说到新三字经上，您曾经用诗一样的语言，寄语青少年的阅读，说这是“站在人生旅途的起点，遥望未知的世界”，现在青少年当中很流行看《新三字经》，同时也非常流行看“魔幻”、“玄幻”小说，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作品。有些作品中涉及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并不是很多，甚至有唯心的、伪科学的思想在里面，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郭曰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现在科幻界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什么叫科幻，争论很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取得一致，有很多观点和看法，看来很难取得一致，再过若干年也很难取得一致。通常地来讲，科幻有硬科幻和软科幻两种。我们讲文学作品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我们过去的科普有纯粹科学知识的普及，还有科学思想、科学意识、科学精神的宣传和普及，实际上你刚才讲的“魔幻”、“玄幻”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外国在目前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品，而且很受欢迎，很多作品还有电影、电视剧，在青少年中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英国的科幻作家写的隐型人，都是属于玄幻，我认识很多中国的科幻作家，他们前不久写了一套丛书，我给写了序言，他们也写的都是地球突然塌陷人进去了，失踪找不到，到地下世界去找，都是类似这样的。这种软科幻他就把科学体裁作为一种道具，有这个事，有这个激光，有这个基因，他把这个作为道具，利用这个东西来表达他自己想说的一些思想，这种思想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这里面又分开了，有一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启发人们科学幻想，科学创造，应该说这种作品我是赞成的，不能笼统讲这就是魔幻，他有很多科学幻想，比如说外星人、UFO，你说世界如此大，天空宇宙这么大，只有地球上这一个地球才能有生命，别的星球上没有生命？地球很多环境条件相同的，你很难说他没有生命，外星人是可能有的，所以这种科学思想他的这种科学原理如果是正确的，我觉得这种作品我是赞成的。但是也有些伪科学，反科学，宣扬唯心主义、唯心论这种作品，纯粹是玄幻的，他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我们不应该提倡。科幻作品创作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应该是百花齐放，在碰撞中来发展，但是反对唯心论这种东西，从根本上是错的应该反对，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对。
主持人：目前为止，您个人创作的科普作品大概有多少万字？
郭曰方：因为我是个杂家，写的内容比较多。刚才讲儿童诗、科学诗、爱情诗、政治抒情诗、思想理论著作、散文等等，加在一块有大概400万字左右。
主持人：你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字，同时一直担任很重要的行政工作，您工作一直这么忙？
郭曰方：我在《中国科学报》当总编当了8年半，有一段时间领导班子就我一个人，到机关党委担任机关党委书记，也是很忙，整天事情也很多，我几乎全部都是利用礼拜天和晚上，礼拜六礼拜天别人休息我不休息，别人逛公园，我在家写作，加上我写的东西都是短篇的，一首诗，用不了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我一天写一首，一年写多少首，我是善于利用空闲的时间。
主持人：您从挤出来的时间写出这400万字。
郭曰方：对。
主持人：您1981年做了胃癌的手术，您担任这么繁重的行政工作，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与癌症抗争，坚持工作，同时还进行这种创作？
郭曰方：实事求是地讲，我不是唱高调，刚才讲了我们这些科学家，他们对我的这种教育和鼓舞，我们这些科学家他一心扑到他们所热爱的科研工作上去，他们不计较名誉、待遇，要讲的话，可以讲三天三夜，太感人了。我只举一个例子，比如钱三强，这么大的世界有名的科学家，生活是非常勤俭的，我春节到他家去看望他，他坐的那个沙发，一坐就陷进去，你要想起来得慢慢慢慢起来，弹簧全坏了，他俭朴得不能再俭朴了。他去世把他的几万块钱存款都交党费了，就这一件事，就可以体现出我们科学家的精神。我们很多科学家搞两弹一星，在戈壁荒滩，在困难时期都是吃的窝头咸菜，没有大米饭的，一干就是一二十年，他们在帐篷里面吃风沙，吃窝头咸菜，一搞就是一二十年，搞出了两弹一星，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科学院要讲真是太多了，我们在科学院工作，为科学家服务，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歌颂他们，我们应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这种责任，这是一个动力。第二个动力，我也有特殊的经历。我是64年大学毕业后，首先在外经部工作12年，也是跟科学家打交道，当时外经部是管援外，包括搞体育场、公路、铁路，都是这样一些项目，这些项目都是跟科学家打交道，我在大使馆工作，陪着他们在工地，跟他们打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科学院来，所以我这一生都在科学家联在一起，从参加工作第一天到现在，都是跟科学家在一起，他们的精神鼓励着我。没想到我干着正来劲的时候，81年1月15号，因为胃癌做了手术，当时我才39岁，最好的年华，突然得了癌症，当时思想非常痛苦，周围这些科学家，包括自己的亲人，随时都可能离开他们，因为当时不知道活多久，当时给我做手术的是北京医院的院长，他说估计还是可以吧，只能说这样估计，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人的生命确实是有限的，我们的科学家能那样做，他们能够把一生都献给我们的科学事业，我们这样的人，从我参加工作一直到生病，应该说国家、人民给我很多很多的关心和帮助，科学院的各级领导，包括我们周围的同志朋友都很关心我，到医院看望我，给我提供了很多很多好的条件，这是祖国、人民和朋友、亲人对我的一种关心和爱，我要报答他们，我也不能说就是等着死，要坚强一点，也可能我还能活一年，也可能活两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能够多做一点事情，等于延长了生命，所以那时候我就分秒必争了。第一年我就出了两本书。五年化疗，现在你看我气色很好，当时我体重100斤，整个指甲盖是黑的，血管全是黑的，扎针都没有地方可扎了，跟疾病斗争，我就用作品作为跟疾病斗争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也是好的。方毅到家里来看我，说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写一些作品吧。我到高士其家里，瘫痪的一位老科学家，他在美国搞细菌实验，把大脑搞坏了，他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500万字的科普作品，他不会说话，他跟我说话就是孩子当翻译，他鼓励我，你用科普这种手段跟疾病斗争吧，所以在领导，在科学家这种鼓励下，我把写作作为跟疾病斗争的一种方式，这个就是动力，主要是这些原因促进我来写这个作品。
主持人：中国科学报的同事评价您时，说真是不知道您在工作那么繁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每天按时按点吃各种药。
郭曰方：因为我家里有个好助手，我夫人她是医生，她是空军总医院部队的医生，她经常提醒我，每天吃什么药。因为治病还是要讲究科学，不能光靠精神这一样就行了，该治疗就治疗，我吃中药，西药，当时还有化疗，还有体育锻炼，我每天坚持，从胃癌手术以后，从现在没有间断过，风雨无阻。早上没有上班的时候，休息一年多，不让上班，我每天两个小时到公园锻炼，上班了我每天一个小时，现在我就半个小时了，每天半个小时雷打不动，坚持锻炼，吃药、治疗，我觉得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他最能够来挖掘自己的潜力，什么困难，人想做的事情都是可以做到的，自己可以把它安排好，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所以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好的，从胃癌手术到现在已经25年多了，快到26年了，这也是没有想到的。
主持人：包括当时这些医生都没有想到吧？
郭曰方：医生都没有想到，他们都说你是奇迹，我还是北京市的抗癌明星，他们选了一些材料在晚报上登，我是得票率第二名，第一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学生，为什么他得第一名，他当时在北京住院，说他生命只有三个月，他鼓励他的病友怎么斗争，后来三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他没有过来，我过来了。在新世纪剧院，家里还有大奖状，群众投票投出来的。
主持人：您是中国科学院文学与科普协会的主席，刚刚您也谈到了关于目前科普创作的一些情况，您觉得从整体上来看，咱们国家目前科普创作存在什么问题？
郭曰方：你这个问题很大，从总体来看，我们的科普工作目前应该是从内容到队伍各方面还是发展的，远的不说，科学大会有一段时间，科普杂志很多，很多阵地来科普科学知识，但后来随着媒体宣传方式的多样化，那种纯粹是科普的刊物杂志就停了，因为现在渠道很多，那时候销路也不太大，就停了，但是从总体讲，我觉得包括电视、网站、报刊、专栏，包括队伍也都是在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好的，包括我们这些年出了一批年轻的一些科普作家，也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比如呢？
郭曰方：比如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科学文艺委员会，上次开会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年轻的，只有我们几个是岁数大一点，都是年轻的。一些省市也出来很多年轻的科普作家，另外我们的一些专业作家也参与进来了，刚才讲我们当时还要组织他们，现在很多文艺家、作家他们也关注科学，也在写科学内容的一些作品。另外我们的院士，当然这个有传统，他们老科学家原来就写，像华罗庚、茅以升、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他们都写，现在我们很多院士也在写，比如说我们潘家铮院士，他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还得了全国科普奖的一等奖，我们张景中院士是数学家，他搞计算机的，他也出了科普，也得了一等奖，我们很多老科学家也在写。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院士巡讲团，科普巡讲团，科技咨询的活动实际上都是在科普，方式很多了，我今天上午到科协去开会，咱们每年5月份、9月份有科技活动日、科技活动周，要策划百名院士巡讲团进高校，实际上这也是科普，包括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现在整个科普的状况总的还是好的。如果讲问题，我认为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队伍还是相对的老化，像你们这样年轻的同志还是少，相对来讲还是少，还是以中老年为主力军，科普界，这样一个国家，年轻的二三十岁、四十岁以前的太少，占的比例太小，科普队伍的建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整个社会的重视。第二、我们作品的质量不高。跟队伍有关系，我们这些老同志年纪大一点，他的内容都了解过去那些老的内容，他的方法，写作的方法也是原来那传统的方法，现在年轻的同志他不接受，你看他写的内容都是纯粹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
主持人：一般可能看不下去。
郭曰方：有些科学家写的科普作品专业性太强，艰涩难懂，写了很多科学问题，人家年轻人看不懂，老百姓看不懂，你说这怎么普及。
主持人：人家就不爱看了。
郭曰方：他一看就没有兴趣，起不到作用，所以作品的质量，怎么从科学普及到形式多样的，包括科学思想，各种形式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改进，我们的应用技术，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包括全民的科技意识，全民科学素质的培养，反对伪科学，封建迷信，愚昧落后，提倡像胡总书记讲的，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落后为耻，科学普及的内容，范围、视野扩大，更扩大一点。从表现形式上更生动活泼一些，各种体裁都可以运用，这方面人才比较少，科学普及也是专门一方面的学问，你光懂科学，不懂文学艺术也不行，还要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这样才能够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来进行传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问题。第三、经费问题。现在科普界的经费，从中央讲了非常重视，我们要重视科普宣传，重视科普，实际上到下面来以后，科普经费严重不足，我就不去举太多的例子了，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的科技馆，都没有办法经营下去了，我们博览馆，自然博物馆经费都很困难，我们科普杂志，包括我们的科普的报刊，经营状况都不是很理想。人家不订你也没有办法强迫人订，但是从上级怎么加强这方面的经费支持，它是一种教育，是智力的一种投资，不要完全走市场经济，有些必要的支持还是需要的。中国科协设立科普专项基金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对有重要意义的一些项目给予经费支持。像我刚才讲，这本书《人民科学家颂》给予支持，广西自治区出版局居然拿出10万块钱。事实证明，不但没赔，还赚钱了，光靠发行还赚钱了。10万不用也照样印出来了，只要有好的作品还是可以的。但是从政府来讲，你要有这种气派，给那些有意义的项目给予支持，这个我是赞成的。
主持人：您刚才也说到了，作为一个科普作者，既要有科学的素养，又要懂文学艺术，那么您觉得作为一个合格的科普作者，都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郭曰方：刚才我实际上也讲了，要当一个能够做点成绩的科普作家，起码有四点：第一、比较强的思想修养。有正确的创作思想，你要明确你写科普作品是为谁写的，你不要为了个人写，为了个人出名，为了个人怎么样，要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群众的需要来写，要弘扬，要写正确的东西，不要去散布那些错误的东西，弘扬主旋律，我觉得这是对的。事实上大多数群众需要的是正确的东西，不是要你写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作家应该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要捕捉带有全局性的、全社会关注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要有正确的创作思想，这是很重要的，不然你走偏了，写的再多也没用。第二、有好的科学素养。作为科普作家，你不懂科学不行，我原来最困难的就是这一条，因为我是学文学的，不像现在我们科学院很多年轻人，我很羡慕，他们起点很高，又是博士、硕士，原来学自然科学的，而且都是学的很好的这些学生，起点很高。我根本就不懂科学，学文学，我在小学上中学，我数学多数不及格，我经常礼拜六被老师留到学校，让我补课，补完课以后再回去，我喜欢文学。所以对科学这一块，我根本连想都没想到我会到科学院来，后来分配工作时我到外经部，我觉得还行，搞外事管理还行。后来粉碎四人帮，非让我到科学院来，我是学文学的，现在想想还真好，因为我恰恰我有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弥补我一生当中不足的这一个方面，我原来对文学这方面知道一些基本的知识，对科学一窍不通，到科学院来没办法，后来当秘书，当科学报总编，逼得没有办法，你必须学一点，起码你不要说外行的话，没有办法，接触多，边干边学，我不可能成为科学家，永远不可能，但是我知道一点点，大的方面我知道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年轻人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学自然科学的你不懂文学不行，理工大学设社会科学课很有必要。再有就是学文学，学中文，学人文科学的要懂科学，这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学科交叉了，不仅学科本领域交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科学与文化也在交叉。科学与文化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汇合，要懂得科学。学自然科学要有文学艺术修养。第四、很重要的一条，你得喜欢。你干什么事得喜欢，你不喜欢就很难做了，你得爱好、热心，愿意做这个事，而且这个事不是兴趣来了，一天两天就完了，你要作为一个事，一生都要去奋斗才行，要锲而不舍，你就会取得成功，遇到困难了你就往后退，那就一事无成，什么事也做不成，你要喜欢它，做任何事你都要喜欢它。
主持人：您觉得在具体的科普实践中，您刚才也说了很多科普作品大家不爱看，就是因为写的太艰涩了，太枯燥了，看了就头疼，那么您在创作的时候怎么把科学性和艺术性来融合，让读者愿意看您的作品，喜闻乐见？
郭曰方：怎么把科学的这种作品通俗化，把它变得更生动，让受众喜欢，容易接受，这是一门艺术，要来进行探索和摸索，科学本身确实是很枯燥的，艺术是生动活泼的，怎么找到他们的结合点，把这两个方面，找到结合点，这很重要。但是它有很多共同的东西，科学和艺术有很多共同的，一个是它们都追求真善美，科学本身，包括科学家他搞任何科学研究的工作，他都有一个指导思想，要了解真实的，要追求美的，当然后来一些科研成果被人利用了，用来发动战争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科学家的本意。艺术也是如此，那些舞蹈演员在舞台上翩翩起舞，那些歌唱家用歌声表达情感。你怎么歌颂这些正确的东西，发现这些真善美，无处不在，就看你怎么去发现了，比如说录入人员敲电脑，你看多美，本来是科研成果，这就很美，如果你没有这种目光去发现不了美，他无非就是在那儿打字，有什么，艺术家要用艺术的视角发现美的东西，敲这个电脑，就像敲音乐音符一样，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写给王选的，王选的工作很枯燥，那么多年，就在研究激光照排，后来研究成功了，他滴滴达达的音符奏出现代化的旋律，如果只写计算机上面12345678，还有ABCD，跟人一讲都头疼了，就是说这个东西，要找到它的结合点，把枯燥的东西变成生动的，一听，果然是很美的，要发现这个共同的东西。再一个就是要用比较生动活泼的形式，用不同的形式。我喜欢诗歌，我当然用诗歌的这种形式，也可以用小说、散文、科幻等等，形式是多种的来表现，如果作家在这方面有修养，他就可以找到这个结合点，找到这个结合点很重要，找到科学和艺术都植根于人文时代的精神，都需要灵感，科学发现也是如此。比如说爱因斯坦，他在发现相对论的时候，苦恼得很，结果他什么也不干了，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他在家拉小提琴。他从小提琴的旋律当中突然灵感来了，居然提出了相对论，他自己讲的就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发现的都是这样的，都是灵感，科学需要灵感，艺术同样需要灵感，写一首诗也是如此。同样写月亮，不同的诗人写的月亮角度不一样，灵感不一样，他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就是要找灵感，找共同点，科学和艺术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劳动，要把这种枯涩的难懂的内容，变成生动活泼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就需要探索，科学家加强文学方面的修养，文学家加强科学方面的修养，总能找到结合点。
主持人：您刚才说科学与文化，科学与艺术是在山脚下分开，在山顶可以会合，您觉得文理兼优，德才兼备，同时具有科学素养和文学修养，对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有什么帮助，对一般公众的人生道路选择又有哪些帮助？
郭曰方：接着刚才的话，实际上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凡是科学大师，你们可以想一想，他们在科学和艺术，在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很深的修养，这例子太多了，李政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我们的老院长郭沫若，本来是一个文学家，他后来是个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我们的华罗庚，又比如达芬奇，最近北京市科协搞了一个达芬奇的展览。达芬奇在好几个领域自然科学方面都很有造诣，否则他画不出来那么好的画，他对人体结构什么的，了解很多学科。歌德也是个科学家。现代的更多了，像袁隆平也喜欢提琴音乐。这种例子很多，所以年轻的同志，从开始就要加强这两方面的修养，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科技人员都去两方面达到很高的修养，像刚才讲科学大师这样的水平，那不可能。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一般的科技人员，你不懂得人文，对文化这一块不熟悉，也不行。它可以束缚你的创造力，现在我们年轻同志，这不是批评谁，经常闹出一些笑话，到国际讲坛上作学术报告，讲中国话都讲不好，写中国字还写错别字，显然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科学院这些年来，搞知识创新工程，我们很重视科技人员的文化方面的培养和教育，现在叫创新文化建设。因为像中国科学院这么大的单位，你要说出几个成果并不困难，如果你没有好的文化不行，因为文化象阳光、空气、水和土壤一样，没有这样的氛围，没有这样的生态环境，你就涌现不出来很多很多的人才，只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土壤，你才能涌现出很多很多的人才，成果就不用说了，那可以出大批大批的成果。所以院里面很重视文化建设，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对培养我们科学院的这些年轻的同志，他们将来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各所都在制定本所的发展目标，每个所都有自己的目标，非常美好，如果没有好的文化，目标定得再好它也实现不了，所以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强的人文修养，包括文化、艺术，甚至包括书法、绘画、音乐等等各个领域的这种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这会影响他以后，当然，一两年看不出结果，过了十年八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就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不同类型差异就出来了，会明显的表现出来。
主持人：在我们访谈最初您就说，您创作《人民科学家颂》的初衷是觉得我们的公众太应该了解这些科学家了。曾经有另外一位专家，他说国外的科技报道，科技宣传，通常重点介绍“事”，介绍科学发现是什么内容，给公众带来什么好处，但是对做这件事的科学家往往一语带过，不做过多的宣传。而我们国内的报道，往往更强调做事的“人”，歌颂做这件事情的科学家本身的崇高品德，对科学发现的解说不够。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公民科学素质的差异造成的。您曾经担任中国科学报总编，在第一线策划和领导过科技新闻的报道，也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您认为科学方面的宣传更需要侧重哪方面？
郭曰方：不能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哪种做法是对的，哪种做法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好的，因为国外我跑了二三十个国家，他们的很多研究所我也看过，我也考察过，国内宣传工作我也很熟悉，正如你所说的，刚才那位专家提出的看法，因为国家不一样，国情不一样，它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宣传的重点可能有所差异。也许在某一个国家，更多的宣传他这种事情成果，也许在某一个国家，更需要来宣传这个人，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加上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一样，有些国家很发达了，大家的科技意识很强，很多人他自己就在搞科技发明，素质很高，一般的科技发明没有什么太多值得大张旗鼓宣传的，相反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出现一个成果，那就不得了，在发达国家可能这算不了什么，但是在他那个国家就不得了，就应该大量的宣传。比如运动员，非洲出现一个长跑冠军，那宣传的不得了，其实这跟国家国情不同，国民的素质，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有差异有关系，包括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现在原创性成果不是太多，在不同的阶段，也可能侧重对人的宣传，某个阶段侧重对事情的宣传，这是一个变化的，不能把它固定一种模式。如果笼统的讲，事情也好，人也好，都应该做好，二者兼顾，不能偏废，不能说我就见物不见人，我就宣传这件事不宣传人，以人为本，事情还是要人去做，你不宣传人怎么行呢。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现在经济科技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我们既要宣传成果，更要宣传人，宣传这个人做的事情，他的事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不重视人的宣传，不能笼统这么讲，我到巴黎去，法国把居里夫人的骨灰放在白宫，这个白宫里面都是放着最有贡献的总统的骨灰，科学家唯一的就是居里夫人，表示对她的崇敬，其实居里夫人祖籍是在波兰，但是他在法国进行研究工作的，贡献非常大，给她那么高的地位。他们也很重视人的宣传。国外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不能笼统的讲国外不重视人的宣传，人家给很高的地位，情况不一样，应区别对待。我是这个看法。
主持人：这个问题可以再深入一下，之前提到的这位专家，他的论点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科学家和社会本身有一种契约关系，在有些国家，社会和公众会给科学家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要求科研工作者每年要出多少成果，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这些都不具体量化，作为科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兴趣自由的研究，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出任何成果，社会公众也并不责难你，但如果科学家出了成果，获得了奖项，同样不会给你更高的回报和礼遇。因为公众认为这就是科研工作者的职责，你是从事这个工作的，所以公众更关心科学成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或者将来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对这件事是谁做的并不太关心，即使张三不做李四也要做，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国内对科研工作者的考核相对来说更加严格一些，每年要发表多少论文等都作为评定标准，如果出了成果，咱们的宣传力度也更大，可能几家中央媒体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宣传这位科学家的事迹。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体现的对科研工作和科研工作者认识的差别？
郭曰方：这个问题和刚才的问题实际上是有关系的，这个恐怕跟每个国家的国情有关，对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制度办法是不一样的，我到德国分子医学研究中心，这个地方课题招标，有的是自由选题，你想研究什么项目，你自己提出来，然后经过专家论证，认为这个是方向，是个前沿，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通过了，然后就给你经费。比如说100万，三年为期，一年一考核，三年了，你交个帐，完成得很好，还没做完再追加经费继续搞下去，三年一看，不行了，经费就没了，你再选择其他岗位吧，我这儿就没你的事了。除了自由选题，还有一种不完全是自由的，国家或某一个工厂，某一个企业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某一个医院提出来了，招标，大家去竞争，张三李四，他给你，你也得按一个时间把它交出这个成果来，那种纯粹是完全自由的科研，没有哪个国家完全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实际上我们科学院多年讨论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基础研究，一个是应用研究的问题，基础研究你就不能要求它三年五年一定要搞出某一个成果，搞不出成果就打屁股，或者失业，我觉得不能这样做，我们科学院数学研究院，专门设立这样一个基金，他们有一个青年小组，给他世界上最难攻克的一些数学难题，你们来做，做完比如三年五年了，也可能解决，也可能没解决，没有解决如果你这里面做得确实比较好，很多数据做出来了，照样给你奖励，他们现在的工资待遇比一般搞应用研究的也不低，就是鼓励他的创造性，鼓励他去创新。基础研究本身不存在失败的问题，他研究若干年以后，他走出一条道路来，知道这条路不能走，他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这本身是个成果。所以不能认为说基础研究没有成功就是失败，不能这样简单的去概括。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搞应用研究的，比如说我们的三峡大坝，我们的青藏铁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些项目，国家在那儿等着呢，你说我自由研究，我搞成功或失败，你给我钱就好了，这是不行的。所以国家情况不一样，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研究内容，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考核标准，不能一概而论来做，但是总体来讲，我们科学考察因子评价还有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我认为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刚才讲是不是有些过于严格，束缚人的创造，可能会有。总体讲，对不同科研内容的要求，考核标准应该有所不同，有所区别。
主持人：在科学宣传上呢？
郭曰方：科学宣传就是根据他本身研究的这种内容，他的贡献，宣传应该实事求是的来给予比较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那些贡献大的，像王选院士，他对我们激光照排这一块，做出了应该说是历史性的贡献，像这样的人物我觉得还是应该宣传，把他作为我们科技界学习的典型，这种宣传还是必要的，还是需要的。但是宣传要掌握分寸，我们过去的宣传提倡要及时，成果出来了要及时宣传，要准确，另外还要全面，不要人为的去拔高，给予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科学家也满意，我们很多科学家害怕宣传，为什么？我们记者一去他害怕，我们本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他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搞研究，需要安静，记者一去了，宣传的分寸掌握的不好，给他带来很多被动，这种宣传他们当然是不欢迎的。
主持人：很多科学家一听说要采访，不愿意接受。
郭曰方：一说采访他们就害怕，这种例子很多了，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的把他们的成果在适当的时候，不到火候你也不能提前说，真正事情做得扎扎实实了，你再去宣传，那么实事求是的介绍，他们还是欢迎的。但是如果一件事夸大其词了，或者是掌握不好了，带来不好的后果他就不再欢迎了。
主持人：这个问题我说点我的看法，可能某些国家国民的科学素质比较好，本身的科普工作也做得比较好，科学家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所以出了一项成果就不用特别去赞扬科学家了。而国内这方面的氛围相对弱一些，所以无论您的《人民科学家颂》，还是其他的宣传，之所以给我们科学家这么高的评价和赞美，还是希望大家了解科学家、了解科学，增强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吗？
郭曰方：你说得很好，其实国外也很重视科普的宣传，很多国家，主要是对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每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许多科学家就走出来，走向社会进行宣传。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疯牛病，一出现以后，人心惶惶，法国科学院就组织科学家，让他们到市场跟大家宣传疯牛病是怎么回事，市民就很欢迎，这也是跟大家密切相关的实用技术。科学家面向公众，跟公众对话，这个效果也是很好的。当然刚才你讲了，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发展很高了，一般的科研成果在他看来到处都是，不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有些事情一出来了，觉得很不错，就宣传的声势比较大，这种情况是有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谢谢郭老师作客我们科学在线，也欢迎您有时间再来。
郭曰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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