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主楼。郭静原摄

右图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内，郭永怀与李佩先生合葬的墓碑。 郭静原摄

　　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离去，不是带走了一个时代，而是为我们诠释了在一个时代中，个人应该有怎样的责任与担当

　　重游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主楼东侧的草坪中，伫立着郭永怀先生的半身塑像，他与妻子李佩二人的骨灰就合葬于这里。墓碑上镌刻的铭文清晰可见：“一对伉俪，两种传奇。怀瑾佩瑜，师表后继。” 在层叠着的苍松翠柏掩映下，仍有一束饱满的阳光洒向雕塑的面庞。这一刻，他们的功勋传奇悄然涌上我的心头。有些人，虽然已经远去，却不曾被忘记，他们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山河之壮美。

　　心怀祖国——

　　他义无反顾建设美好山河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内灯火辉煌，23位为我国“两弹一星”国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当中，有一位横跨核弹、导弹、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也是唯一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他就是我国著名力学家——郭永怀。 时间拨转回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们亟待发展属于自己的战略力量。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大批科研工作者，怀着对这片故土的热爱，纷纷响应号召回国参与建设。 郭永怀决心回国的消息，如划破夜空的彗星一般耀眼。 1956年11月，已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的郭永怀，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物质条件，回到了阔别16年的祖国。为了减少回国障碍，他将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没有公开发表的全部书稿付之一炬。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好山河。” 郭永怀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在与周恩来总理会面时，总理对他说：“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尽管提。”郭永怀却回答：“我和钱学森同志相比，已经回来晚了。我只想尽快投入工作。”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步入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我国力学研究事业得以迅速成长。 上世纪50年代末，一批中国科学家突然“神秘消失”。时隔多年，人们才知道他们是隐姓埋名投身于我国核武器研制。郭永怀就是其中一位。 1960年，郭永怀被任命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我国核武器研制。“两弹”研制所在的青海基地，海拔3000多米，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生存环境极其恶劣。50多岁的郭永怀经常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喝碱水、住帐篷、睡铁床。 在此期间，郭永怀同时参与领导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由于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郭永怀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1968年12月5日6点左右，北京城曙色未白，寒气逼人。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听到一声刺耳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得血红。后来人们才隐约知道，一架小型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进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现场惨不忍睹，飞机残骸散落得到处都是，却有两具烧焦的尸体保持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姿势。人们费了很大力气将他们分开后才发现，是郭永怀与警卫员小牟用身体牢牢夹住了一个皮质公文包。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 正是依据这份付诸生命保护的重要资料，在郭永怀牺牲22天后，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爆成功，氢弹武器化得以实现。1970年4月，由他参与设计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也顺利发射升空。

　　坚韧执着——

　　她是照亮莘莘学子的明灯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就传到李佩的耳朵里，可她却没掉一滴眼泪。那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在她身边。她向记者回忆道：“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60载岁月，郭老的人生好似传奇。而与他阴阳相隔的49年里，李佩的人生则如同一汪宁静而深邃的湖水。 她跟着郭永怀一同回到祖国，先是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即使干的都是些零碎的后勤建设工作，她也甘之如饴。改革开放初期，中科院对英语教学有特殊需要，李佩便担起了出国留学生和进修人员的英语教学任务。她在1961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英文，同时开创了“应用语言学”。 她被学生公认为博学、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尊重。研究生院1978级学生朱学渊曾在文章中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当时研究生上课地点）之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抱着“让老年人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宗旨，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义诊、上门配镜等服务。后来，李佩被90多岁的数学家孙克定自学电脑的学习热情所感动，决定把专家请到社区来，办一个社区版“百家讲坛”。要让中关村地区的离退休老人也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内国际形势变化。 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亲自出面邀请专家学者来演讲。从文学到科学，唐诗赏析、地震减灾、宇宙探索、地理气候、中美关系等话题无所不包。1998年至2011年，每周一次，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都会坐得满满当当。 等到94岁那年，李佩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大型论坛，转战力学所一间办公室，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 记得有一次，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并排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出“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哲敏先生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道，“要能争论”。周三例会的精彩之处，可见一斑。 得到一本好书、一盘录像带，李佩总是送给她认为更需要的人先睹为快。“看看对教学是否有用”，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接连遭遇丈夫和女儿英年早逝的打击后，她极坚强，从不在外人面前表露痛苦与悲伤。2003年，中国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时，李佩将追授给郭永怀先生的纯金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校史馆永久珍藏。2007年，一贯生活俭朴的她又将个人全部积蓄分别赠与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大郭永怀奖学金，好似抛下一切世俗的负累，她便能无忧地笑看人生…… 她有着恬淡的笑容，羸弱的身体里满是坚定而温暖的能量。她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

　　一对伉俪——

　　他们甘为青年人铺路搭桥

　　都说人生百年，视为一页新篇章，只可惜，李佩先生的风骨永远定格在她99岁的年华。时光匆匆，白驹过隙，2017年的日历才刚刚翻过12页，等来的却是李佩逝世的消息。 “最后一个大家走了”……几乎每一位受到肯定的大家离开，都能听到类似的感慨。 郭永怀及李佩生前居住的中关村科源社区13号楼，还有相邻的14号楼、15号楼，过去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落脚。可如今，一片坡顶三层小楼渐渐和普通住宅区别无二致，甚至前来看房的年轻人都抱怨房子太老旧了。 那么，郭永怀与李佩先生的逝去，真的带走了一个时代吗？ 不，他们从未带走时代。郭永怀曾在《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中忆起自己当年回到北京时的景象：“城内每一角落都在变化，一个突出的改变则是横贯天安门的东西长安街。在过去，天安门也是北京最宽旷的地方，但是绝不能和扩建后的新天安门广场相比。御河前边狭小街道展宽了，旧日的一垣短墙拆除了，从天安门南望是一片空旷，耸立在眼前的有英雄纪念碑和前门，真有雄伟壮丽之感。” 离开祖国，外出求学的16年，北京城内的每一个角落都焕然一新；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数十年，家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时代的齿轮也只才悄悄转动…… 中国科学院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董军社这样回答，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的离去，不是带走了一个时代，而是为我们诠释了在一个时代中，个人应该有怎样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在时代大潮面前，作出了自己的价值选择——“从条件优越的美国回到当时贫穷积弱的新中国，牺牲小我，推动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壮大”。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盛夏严冬，不论刮风下雨，一位身材瘦长、头戴鸭舌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往来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特楼之间的学者。 人们也不会忘了，那位满头飞银，仍神采奕奕、步履轻捷地往返于课堂和寓所，不遗余力提携后生，亲力亲为投入工作的优雅老人。 在他们的学生、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春的记忆里，郭永怀经常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成长铺路搭桥。记得1962年，李家春去力学所报到第一次见到郭永怀时，郭永怀对他寄予厚望，“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都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为我们铺路，送我们启程。

　　（原载于《经济日报》 2018-10-28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