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至今，我国科教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一系列影响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就。但发展中，科技教育体制机制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已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的脚步。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进入“攻坚期”。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良好的科研学术环境、加快科技进步?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如何建立一个符合科技教育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围绕这些问题，《瞭望》新闻周刊特邀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部分著名学者参与讨论。他们一致认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才能确保科技教育的健康发展，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讨论嘉宾 (以发言先后为序)
　　许智宏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生物学家
　　邱 勇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教授
　　丁仲礼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研究员
　　胡志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科技教育改革要遵循其发展规律
　　许智宏：这20年，科技界、教育界变化都很大。无论是从国家的投入、人才培养的数量，还是科研成果的取得、国际的影响力等方方面面，变化都是非常大的。
　　从我个人熟悉的植物领域看，20年前，我们有多少植物领域的科研工作被国际社会认可?如今，我国科学家在很多国际最好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在水稻研究方面的国际会议，如果没有中国科学家的参与，也不成气候;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科学家发表的。仅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变化之大。
　　我国的科技教育改革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20年科技教育的进步，仍为今天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我国科教界，整体上讲，绝大多数的科研人员和教师为“科教兴国战略”所鼓舞，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比如，在我熟悉的北大、清华的很多实验室，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的研究所，通常子夜前都是灯火通明，科研人员都仍在努力地工作。
　　科教界出现的一些问题，更多地还要从国家的管理、体制层面找原因。
　　这些年，国家对科技教育高度重视，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教育投入更是在2012年首次达到GDP占比4%的目标，十分不易。虽然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国家层面一直在持续投入，这对科技教育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真正认识到“科技兴国”的重要意义并落到实处并非易事。同其他行业一样，科技教育界的改革也到了深水区，暴露出的问题也非常明显，非常突出。
　　比如，国家加大科教经费投入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用好这些经费。事实上，这些年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在不少方面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就是科技教育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很多方面并没有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有悖于科研和教育的发展规律。
　　科技教育要改革，但在一个大的改革环境中也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不能使一个单位总是处于变动的状态，大学和科研机构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一个符合科研和教育规律的良好氛围，使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使教师能够安心地教书育人、做学问，而现在恰恰缺少这种氛围。目前整个社会，过于浮躁，急功近利，拿来一个科研项目，限时限刻要完成，甚至二三年就要出成果，这非常不利于科教事业的发展。
　　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工程思维去考虑科研或教育问题，如果按照实施工程的做法去指导科研教育工作，就有违科研教育工作的规律。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过去一些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应该延续，可以在此基础上去健全完善而不是老出“新招”;行政管理工作应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作为指挥棒，把大家弄得无所适从。
　　除了行政管理要更好地放权，给科研机构、大学更多的自主权，科研和教育工作者也要考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关键的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发挥人的积极性。
　　现在社会上浮夸、弄虚作假等不良风气，在科技、教育界也时有发生。尤其令人忧虑的是，现在一些科技工作者想的不是如何搞科研、如何做学问，而是追求今年能发表多少影响因子的论文，今年如何“交账”。如果科研人员不能面向国际前沿、面向国家需求搞研究，如果教师不能潜心做学问培养人才，再好的思想不能变成行动，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能是一句口号。所以，在行政管理、科技评价体制等方面，科技教育界亟须做更深入的思考。
　　科教改革的一大难点在人事制度改革。大学、研究所的人员如果不能流动的话，它的创新潜力是有限的。虽然改革很难，但人才流动是必要的。
　　现在一些大学、研究院所依靠不断地扩大规模、增加人员来发展，这种局面无法长期持续。人才只有流动起来，才有利于创新思想的激发，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这就需要国家有一个整体的框架、一套完善健全的规章制度，鼓励人才流动，激励人才创新，吸引人才并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充分调动科教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的付出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使他们可以过一种体面的生活。确立科研项目，也要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作用，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应继续增加科研经费中“人头费”的比例;要制定鼓励科教人员流动的政策，给科教人员的发展留出空间，避免人员“沉淀”，浪费人力资源。
　　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建立良好的机制，促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协同创新；避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重复布局、科教资源的分散浪费。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国家应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尊重科研规律，大力营造创新环境，使广大科研人员能够潜心钻研，勇于探索，甘心“坐冷板凳”。
　　科技、教育工作不能搞“大跃进”，要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久久为功。虽然科技教育改革还有很多难题待解，面临诸多考验，但只要遵循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规律，持续地推动改革，我国的科技教育终会大放光彩。
　　体制机制改革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邱勇：从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到2006年发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再到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一系列战略抉择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个过程反映出全社会对科技教育支撑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
　　可以说，过去的20年是我国科教事业不断进步，为迈向科技和教育强国积蓄力量的20年。不论是国家对科教投入的逐年加大，还是科研产出和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不论从学术论文、授权专利的数量和水平，还是从我国大学在全球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都可以看到这种明显变化。尽管我们仍然处于从数量增长向全面质量提升的爬坡阶段，但这20年取得的进步，无疑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过去20年，我国人才队伍整体状况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科教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层次和水平均得到很大提升。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有影响的中国科学家不断增加;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新入职的科教人员不论在知识基础、专业技能和学术视野上与以往相比都有显著提升。虽然在人才队伍的培养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尽管这20年科教领域的发展变化巨大，但也应该看到，长期以来科技与教育未能协同发展的局面，至今仍未改变。历史的经验表明，科技强国无一例外都是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和教育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密切关系，应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应是深化科技教育改革的题中之义。
　　如何建立和完善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科技和教育体制，如何更好地遵循科技和教育发展的规律，形成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的局面，仍然是我们要面对的重要挑战和问题。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应有更加准确清晰的描述，这有利于战略的执行，有利于责任强化和社会监督。
　　目前我国科教领域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亟待破解。
　　一是“自主办学”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要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办学自主权，在保证大学能获得稳定、持续的财政支持的同时，要有相关的支持政策，让大学能更多地从社会获取办学资源；减少相关部门对大学的指令性要求和评估，进一步放开办学规模、学位授权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评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现在的各种评奖以评项目为主，存在“拼凑”、“打包”等现象。应改变突出数量指标的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科研性质建立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应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加强各种人才计划间的衔接。
　　三是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亟待解决。实际上，对从事需求导向创新的科研人员而言，应该在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将研究目标和未来实际应用的需求相结合；大学和科研机构应不断提高对现实需求的了解，同时，企业必须提高自身创新能力，真正投入到科技创新中来。
　　四是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目前的学科界限过于刚性，科研人员的学科归属过于固化，各种学科评估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份”归属。由于严重的学科壁垒，大学很难组织不同学科人员的协作攻关。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也应在建立健全、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方面发力。
　　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改变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科技资源分散等老大难问题；无论是科技规划，还是具体项目，都要更加清晰地确定责任主体，严格过程检查，强化监督考核，提升管理透明度;要转变思想，扭转科技项目管理重申请、轻检查验收的局面，进一步发挥专家作用，减少行政力量的干预。
　　在培养人才方面，要摒弃急于求成的功利化思想。大学要有定力，能够静下心来，真正基于人才培养的长远目标和教育规律去推动教育改革，重视教育理念和制度设计的衔接，建立促成长远目标实现的体制机制;着力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更加重视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
　　体制机制改革需要直面问题，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科技和教育的改革发展，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我们应时刻注意确立并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对大学而言，还要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因此，改革也需要我们展示出足够的智慧。
　　以深化改革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丁仲礼：“科教兴国”战略实施20年来，成就是巨大的。教育方面我讲两点：
　　一是重视教育已经成为全民的自觉意识。2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东部发达地区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宏观社会环境到微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这种深入到文化层面的重视必将产生长远的积极效应。
　　二是教育得到全面普及。我国很早就普及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在这20年也得到基本普及。尽管一些舆论认为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有所下降，但应该看到，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只有通过普及才能得到提高。我1978年上大学，现在给80后、90后当校长。在和学生接触中，我感到现在学生的吃苦耐劳、勤奋程度或许比不上我们那一代人，但他们的知识结构、眼光视野、兴趣爱好等方面都比我们强。应该说，在教育普及过程中，尖子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确实是一代超过一代的。
　　科研方面的成就，我认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基础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已居世界第二位，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我们对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方向问题的理解已经处于世界较为先进的水平;二是科研平台建设进入到国际先进行列，自主研制平台的能力大幅提高;三是我们有一支体量居世界第一的科研队伍，正经历着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化过程。可以期待，若干年后，我国一定能够建成一支真正世界水平的科研队伍。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来的飞速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是分不开的。虽然一些学者常常将其归因于各类要素的投入，但是如果没有整体劳动力教育水平的提高，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链条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国家也就不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当然，我们今天也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从教育方面看，首先，我认为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的链条并没有真正贯通。简单地说，在哪个阶段进行什么样的教育、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全社会也还没有形成共识。比如高中文理分科、大学课程下移等现象，如果只是针对个别学校、少数学生当然是可以的，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对培养人才就是弊大于利。
　　我认为，中学是培养学生情怀和兴趣的时候，应该文理兼修，应该让学生通过大量、高质量的经典作品的阅读，通过参加能够激发想象力和兴趣的活动，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树立起高远的人生目标。大学应该是一生中最艰苦的学习阶段，要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大学的课程设置不能以“有用”、“没用”来评判，应以通识教育为主，通过教育把能力沉淀下来。研究生阶段应该学习如何研究、如何创新，学会放眼“未来的研究热点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跟着老师做“当下的热门问题”。现在培养的是科研劳动力，而不是创新研究者。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对教育链条上各个环节的定位形成共识，并从制度上给予确立和保障。
　　其次，现在教育主体的自主权太少，主管部门对大学招生、专业设置、培养体系等管得太具体。每个好大学都会把自己的声誉放在第一位，而社会对学校的评价也是有公论的——一看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二看校友表现，三看就业市场。这三条是做不得假的。因此，不用担心主管部门一放手，学校就会“注水”、“放水”，教育主管部门只要做好政策引导、监督检查和服务保障即可。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几个不好的趋势。一是一些研究型大学对本科生，特别是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学不够重视；二是高校本科招生自主权越来越小；三是现在高考中平行志愿、考后填志愿等报考方式，会让学生分化更明显，会打击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办学积极性。这些现象不能任其发展，决策者要有历史担当。
　　从科研方面看，亟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从国家层面，明确国家创新体系中大学、军工、中科院、部门研究院所、企业研发机构这五大“方面军”的定位和使命，以期相互配合、形成合力，避免国家科研资源浪费。一旦从国家意志的角度，解决了这五方面科研力量的定位和使命问题，科研和经济两张皮、评价体系不合理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教体制会更加合理更加顺畅，我国“体制+人才”的优势将会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撑。
　　科技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胡志坚：1995年5月，全国科技大会部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在此号召下，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为目标，紧紧抓住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这两条主线，着力突破束缚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新型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营造激励科技创新创业的政策法规环境。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研发投入总量和研发人员数量大幅增长。1995年我国全社会R&D投入总量为249.1亿元，2014年已达到13312亿元，居世界第二。我国研发投入的大幅增长，带动了亚太地区研发投入占全球比例从1995年的24%上升为2009年的35%，与欧盟(24%)、北美(36%)并列为世界三大研发中心区域。我国研发人员总数也从1995年的50多万(人年)增长到2014年的353.3万(人年)，为世界第一。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建立，企业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企业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从1995年不到40%上升到2014年的76%，企业研发人员占全国研发人员总量的比例从不到50%上升到77%。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超过80%由企业牵头实施或参与实施，企业发明专利超过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55%；在互联网、手机、家电、光伏、风电、新能源、LED照明、高铁等新兴产业领域，企业创新能力强劲。
　　科研院所和高校改革持续推进，科研产出大幅增长，科研水平和效率显著提高，对科技创新的源头支持作用不断加强。我国国际专业科技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排名，由1995年第14位上升到2007年第2位直至今天；国际工程论文索引(EI)数量至今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论文质量和被引用数量大幅提高，在世界最顶尖的1%的被引用的论文总数中，我国所占份额从2002年0.1%上升到2012年0.6%，与美国(维持在1.7%左右)和欧盟(从0.7%上到0.9%)的差距大幅缩小。
　　科技支撑和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显。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01年的39%提高到2013年的51.7%；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战略支撑，在国际科技竞争格局中，我国已由过去全面跟跑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存。我国高新区由1995年的52个发展到今天130个，建立了包括孵化器、技术市场、众创空间等载体的创业服务体系，构建了扶持和激励创新创业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总额连年增加，已成为世界高技术产品主要出口国。
　　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党中央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坚持从改革着手，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近期，中央已审议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号角再次响起。面向未来，科技体制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首先，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存在宏观统筹不够，科技计划重复、分散、碎片化等问题，亟须对科技宏观管理体制进行优化整合，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改善决策咨询机制。
　　其次，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内生动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都需要强化，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服务体系也有待完善;亟须进一步健全或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
　　第三，科研院所和高校创新活力还不足，科研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有待进一步激发。适应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院所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尚未真正建立，亟须进一步加大科研管理制度改革，全面下放科研单位人事管理等自主权，建立合理的、符合职业特点的评价机制、分配制度和科技奖励制度，使其真正成为参与全球科技前沿竞技和优秀科研人才竞争的主体。
　　第四，要改革科研成果处置收益制度，加大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完善技术转移机制，真正解决科研成果转化问题。
　　第五，扩大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程度，全方位建立国内外科技资源进出自由的通道，彻底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任重而道远。只有排除一切干扰，积聚力量砥砺奋进，才有可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原载于《瞭望》2015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