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硕士论文顺利进行中，离毕业还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导师高忠华教授问及毕业后有何意向。当时想法及其简单，希望能有机会继续从事心血管生理有关的工作。于是在高老师的推荐下，约了一个时间，由师母陈蕙玲老师引见，去拜访生理所从事呼吸循环研究的胡旭初先生。对岳阳路320号，一直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也许是因为在上医学习期间，往返于交大和上医之间总是从这个大院门前经过的关系。但是对于去见这么一位胡先生，心里还是有几分忐忑。原因很简单，身为资深教授和系主任的高老师，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威严而令人仰视；而这位胡先生是师母的老领导，辈分更高一些。面谈在胡先生的办公室进行了大约个把小时，大致聊了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先生也向我介绍了一些实验室的情况，简单而直接。这次见面，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儒雅随和。第二次和胡先生见面是半年之后，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前，根据高老师的安排，来生理所邀请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心里依然忐忑。因为为时一年不到的论文工作，漏洞不少，生怕给先生留下不好的印象。

　　1988年2月，我正式到生理所报到。正式上班的第二天，胡先生和我有一次长谈。大概内容是关于我对自己前途的设计，谈到了专业背景，谈到了当时席卷全国的出国潮。谈话平等而开放。但我当时刚从学校毕业，出国的欲望并不强烈，只是觉得，一路读书读了十七八年，也该干点活了。接下来的三年，平静也充实。然而，平静在1991年春天被打破。

　　这个春天，胡先生收到邀请，将出席当年9月在日本举行的以呼吸调控为主题的Oxford Conference（这个系列会议由于其首次会议在牛津举行而获此名称）。在为出国参会做各种准备的同时，胡先生设想，若是能在上海举办一个卫星会议，把赴日参会的代表吸引到上海来，则会有利于扩大以生理所为依托的低氧生理开放实验室的国际影响。于是在所领导的支持下，有关同事通力合作，开展了为时半年的会议筹备工作。我也全力加入其中。在与国际同行书信往来的同时，胡先生也不断提醒我可以留意合适的机会，并鼓励我利用这次卫星会议，加强和与会专家的接触和交流。其实多年来，胡先生一直以扶植青年、提携后辈为乐事。自八十年代国门开放以来的十年间，经先生联系或推荐而出国学习的学生和学者不下几十个。而这一年先生年届七十，面临退休，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把你送出去了，我这小小移民局也可以考虑关张了。

　　卫星会很成功。40来位参会者中，包括来自英美日德法等国的国际参会者17位；而8位英国参会者有6位来自牛津。会期三天。由于规模不大，交流很充分。其间插曲也很多。Reception酒会前，胡先生嘱咐我移步须勿远离他的视线，以便机会合适时能随时招呼到我，将我介绍给参会的专家。这段时间我刚读到一本小册子，其中涉及关于鸡尾酒会的种种妙招，没想到从胡先生这儿又得到一个小贴士，觉得非常有趣。这一招果然有效。酒会快结束的时候，来自UCLA的DW问一位所领导，如果我接受你们这里一至二位年青人到我实验室学习，有没有可能获得中方的官方资助？领导则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可能，全然不顾一旁顾磊敏和我期盼的眼神。

　　然而不久之后，无心之柳发芽了。Peter Robbins回到牛津之后给我寄来一大包东西，主要是他的实验室若干关于低氧条件下呼吸调控的文章，包括一篇正在投稿中的稿子。同时寄来的，还有两份申请表，一份是牛津大学入学申请表，另一份是大陆学生专享的RR Shaw/KC Wong奖学金申请表。Peter在信中说明，如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出具推荐函，这样就可以免去TOEFL/GRE/IELTS之类的考试。这还真是一个大礼包！因为这些东西，不要说考卷，就是词汇本我也没见识过。胡先生也为我撰写了推荐函，并让我替他用打字机在生理所的信头纸上打印。信稿用老式钢笔在信纸上书就，漂亮流畅的花体字，粗细有致，密密麻麻一页半。难免有涂抹删插，却也极具画面感。信函措辞没有惊人之语，通篇平铺直叙行云流水。但是这份推荐函却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从来没想到这位宽厚长者眼中的我，居然还有那么多优点。申请表和推荐信备齐之后，尚需成绩单。当时学校办理成绩单手续极其冗繁，而且时值寒假，办事窗口也多关闭。母校苏老师听说我要办出国成绩单，自告奋勇在大雪天到研究生院门口蹲守，截了院长在成绩单上盖章。这就一应俱全了。却不知院长其实并不知晓办事员的规矩。院长加盖印章的成绩单其实是不符合格式要求的，最后居然差点误了签证— 幸亏后来办事员在翻了我几个白眼之后，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给我补办了合规的手续。接下来几个月等待的结果，是Balliol College的录取函，以及RR Shaw Scholarship + ORS (Overseas Research Student) Awards的Offer Letters。按说万事俱备，只欠护照和签证了。没想到居然在这两个环节，情节依然跌宕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