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儒（1909～1989），地貌学、自然地理学、古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雅风（1919～2011），地理学、冰川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述彭（1920～2008），地理学、地图学家，遥感应用与地理信息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周廷儒、施雅风、陈述彭20世纪50年代合作撰写的《中国地形区划草案》首次提出中国三大地形区的划分
，至今为我国自然区划工作所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了解我国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情况，摸清我国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家底，迫切需要地理学发挥作用。1952年，在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的领导和组织下，中科院决定编辑《中华地理志》，分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部分，四季度，《中华地理志》的编辑工作全面启动。
1953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总部尚在南京，只派出了一部分科研人员到北京，成立了《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在东城区干面胡同租了一家四合院办公。北京师范大学周廷儒教授兼任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担任地形地貌研究组组长，地理研究所施雅风、陈述彭是周廷儒教授的助手，他们的任务是编写《中华地理志》中的《中国地形区划草案》。
20世纪50年代初，还很少有航空像片，根本没有卫星像片，旧地形图也残缺不全，为了完成《中国地形区划草案》的撰写，周廷儒教授决定对自然区划感到疑难的地理分界线和关键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于是在1954年酷热的暑期，周廷儒、施雅风和陈述彭组成三人小组，从烟台出发，步行穿过大别山、雪峰岭、南岭和十万大山直到雷州半岛，进行了“长征式”的长路线地貌考察，他们被称为中国地理学界“三剑客”。
对于考察的任务，由于周廷儒教授受学校课程制约，他安排先由施雅风和陈述彭踏勘秦岭——淮河分界线的东段，确定分界线究竟是在岭南、岭北，还是在山脊线？然后三人在武汉集合，一同去勘察湖南中部的雪峰山，进一步明确：沅江流域究竟是应该归属贵州高原，还是归属两湖盆地，雪峰山是不是分界线？
出发之前，陈述彭按图索骥，仔细阅读了《徐霞客游记》，丁文江、曾世英的《川广铁路沿线考察报告》，朱森的《南岭地质考察》，李四光、赵金科的《广西地学志》，吴尚时、曾昭璇的《雷州半岛》等已有的文献和地图，写成“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南岭山地的自然基础”等预研报告，然后准备了一起到野外去“会诊”的几个重点问题。如大别山秦岭淮河线究竟是在大别山的南坡还是北坡？云贵高原与湖广盆地的边界究竟是在锦屏还是在娄底？广西喀斯特的区域发育史怎样划分阶段和类型？还有湘漓同源，七星岩洞穴发育对比，湖光岩火山口湖的年代，北海海积台地、羚羊峡成因等等地貌学上的许多案例，都需要从统一的时空观念去重新认识和理解。
最开始的考察，施雅风与陈述彭主要是乘火车和公共汽车进行。他们先和列车员及相关旅客沟通好，优待他们占取靠窗坐位，对照地图，浮光掠影地观察沿途地貌变化，作简要记述。陈述彭就靠那一眼而过的观察，在时刻摊开的笔记本上做了大量的地形速写。至8月中旬，他们到达安徽霍山建设中的佛子岭水库，宏伟的连拱坝给了他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那里开始，他们徒步进入了大别山区。整整走了8天，穿出大别山，到达湖北的罗田，日行15～20公里，主要观察地质、地形变化，记录植被分布和土地利用，有机会就访问老乡和村干部，了解农村经济情况。当时陈述彭染上痢疾，但他仍然坚持认真观察、记录、速写典型的地貌形态，没有休息。
考察之前，他们主观认为大别山是秦岭延长过来的江淮分水岭，必是崇山峻岭，攀越维艰，而实际在他们穿越地段，山地高度虽达1000米左右，而谷地高度只有200～400米，若干东北—西南走向的谷道横截山地，作为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高度低于500米，岭北的淮河支流河曲发育、切割较缓，岭南的长江支流比较大、切割较深，南坡植被破坏的程度远强于北坡。1953年6月24日一场山洪暴发，严重冲刷土壤，河沟里的泥沙像满碗稀粥似地与两岸平齐，破坏了很多农田，使他们深刻体会土壤冲刷的危害性与水土保持工作的艰巨性。考察工作结束以后，由陈述彭绘图、施雅风撰文合作完成了《大别山一剖面》论文，发表在《地理学报》20卷3期。
施雅风和陈述彭走出大别山到达武汉后，与周廷儒教授汇合，继续考察湖南与广西境内地形。
接下来在湘西的经历给三位科学家留下了传奇式的难忘印象。当时湘西正在清剿残余土匪，他们三人已步行考察两个多月了，衣衫褴褛，面目黝黑，没修边幅，傍晚时分乘小船溯江而上，来到溆浦，投宿在一个小客栈里。由于小客栈房间仅一张床，周廷儒教授年长睡在床上，施雅风和陈述彭打开自己的铺盖，睡在楼板上。半夜时分解放军和公安干部来查房了，他们拿出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完全被误解了。公安干部说：你们说是北京来的，哪里有一点北京派来的样子，住这种小店，怎么睡在楼板上？你们“原来是看风水的”，又是从“中国科”的“学院”里培养出来的，你们带着地图、罗盘、指南针，爬上宝塔顶去照相，东张西望，怎么还说不是“空降大特务”呢？不由分说，把他们“请”到专员公署“保护”起来，被当成“土匪”扣留。公安机关是认真负责，连夜就向上级层层请示，一直请示到北京。第二天，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给他们从北京发去电报，才证实了“中国科学院”不是特务训练机关，地理研究所也不是风水先生的行业，三位科学家是到湘西考察，这才让他们恢复“自由行动”。他们不是特务，而是北京来的中科院的专家，这一惊非同小可，沅陵县领导当即是连连道歉，还设宴压惊。他们反复解释：“北京来的干部，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万一出了什么事，地方（政府）可担当不起啊！”
9月间，他们在桂林逗留了几天，踏勘了“湘漓同源”的奇迹，看到了兴安运河的遗址。这座2000多年前秦代先民的先进水利工程，鬼斧神工，令人敬佩不已。特别是后来发现了马王堆古地图，证实了秦汉时代已经对南岭山地的九嶷山和潇湘水系的勘察测绘，更令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在桂林，由于对七星岩喀斯特洞穴系统扑朔迷离，不知深浅，三人决心对七星岩进行一次简易测绘。测绘前，陈述彭做好测量计划。三人分工合作，周廷儒教授和施雅风各持火把前后探路测距，陈述彭在中间靠火把作前后觇标，用罗盘定方向，读出方位角和俯仰角，量度两点间距，以洞内两个环形导线和环绕山体的洞外导线闭合，草测了计算、测绘路线图，绘制了洞穴系统立体图。他们对七星岩上下三层洞穴系统，同时进行三维导线测量和横断剖面记录，还在洞外绕着山体测绘了部分导线作控制，绘制了七星岩洞穴平面图、剖面图，绘制了洞穴系统立体图。陈述彭还单独素描了洞穴管道横断面、七星岩体的侧面、漓江谷地石灰岩的构造和地貌、峰林的峰顶线等图。
一整天进行了20个小时的工作，没有装备，也没有干粮，忙碌下来，三个人都感冒发烧，回旅馆就病倒在床上了。但是，三人都很高兴。通过简易的测绘，弄清了洞穴发生的三个阶段与漓江河谷的三级阶地，是非常吻合的。证实了《徐霞客游记》对于七星岩洞穴的描述，是非常准确而且真实的。这张洞穴图是我国第一幅洞穴三维图，后来被译成俄、德文发表。他们对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的测绘，被誉为我国用立体地图方法考察洞穴学的创举。
回到北京后，陈述彭参考了当时可能找得到的喀斯特地貌文献，编制漓江谷地地质—地形综合剖面图、地貌类型图，对照参考了三百多年前徐霞客两次浏览时的详细描述，提出了洞穴和峰林多层次发育的系统解释和地下水循环在喀斯特发育中的积极作用，撰著了近2万字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论文。这是我国喀斯特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献，发表在1957年地理研究所出版的《地理学资料》（第一期）上。在考察前他撰写的《西南地区的喀斯特地貌》预研报告，也是被广泛引用的一篇文献。
对于广西南部的十万大山，当时知之甚少，相当神秘。他们考察了西江上游的南宁、凭祥等盆地之后，比较容易就跨越了十万大山。原来十万大山只是海拔并不太高的一片花岗岩深度风华侵蚀后的丘陵。出乎他们意料，防城、北海、钦州一带的海港，当时还是归属广东南路，没有作为广西和西南地区的出海通道。十万大山在气候上也并没有明显的障壁作用，作为南亚热带与热带的分界线，也是不很明显的。
他们三人经雷州半岛返回到广州，继续考察鼎湖山和羚羊峡。鼎湖山的热带植物群落，植物学家早有深入的调查研究。而羚羊峡的峡谷形成和发育，长期以来，成为地质界、地理学界的不解之谜。因为羚羊峡与鼎湖山之间，遗留宽达500～1000米的低平的沉积谷地，羚羊峡以南，高明一带，也是海拔不足50米的低平红土岗地。而西江干流，通过苍梧以下的深切峡谷之后，高要（肇庆）州市区两岸都是人工堤防夹峙，堤防高达7～10米，直抵羚羊峡深切峡谷谷口。洪水泛滥，有时堤防溃决，也曾经由鼎湖山前宽谷分流。羚羊峡谷内河床狭窄，泛流河槽深切，东北出峡之后，河槽突然放宽，泛流分岔，沉积扇展布，且有泥炭沉积。
陈述彭对鼎湖山、羚羊峡和邻近的七星岩湿地逐一进行了素描，量测岩层倾角走向，描述背斜、向斜和断层构造。周廷儒教授由于高度近视，对远景的量测比较困难，他都坚持要摆渡过河，甚至游泳过去，仔细端详一番，然后才下结论。
这次“长征式”实地考察，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收获丰硕。第一，落实了秦岭—大别山、淮河、南岭、十成万大山以及雪峰山这些热带、亚热带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搞明白了“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道理。第二，填补了当时地理学上的一些空白，如测绘了桂林七星岩的洞穴立体图，考察了湛江的火口湖，划分了西南岩溶地貌的类型，这些都得到了国内外地理学界的认同和赞扬。最难得的还是带回来许多地学的“不解之谜”，例如像海岸线升降的区域差异、大河干流受柯氏力影响造成的矶石、羚羊峡的成因等。
当时地学界对地形学、地貌学，乃至地势、景观等许多新理论和新概念，众说纷纭。他们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从国内外历史地质学、古地理学、土壤学、自然地理学家的前人著作中，旁征博引，来描述不同区域的地貌特征，编绘了新中国的第一幅《地形区划》。周廷儒教授以其深厚的地学功底，严谨治学的方法，与施雅风和陈述彭一道，顺利完成了这项工作。
1956年，由于“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列为国家科技规划57项重大任务之首，自然区划先行启动，中科院领导决定中华地理志自然地理方面的编辑工作改为进行自然区划的研究。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地形区划草案》列为《中国自然区划草案》的一章，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前苏联译为俄文出版。
地理资源所 张国义
（20世纪80年代，笔者一直跟随陈述彭院士从事地理信息系统研究工作，曾时常聆听先生讲述科研生活经历。本文是根据回忆先生的讲述与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综合整理编辑而成。）
2019年4月
相关文献资料：
1. 中国科学院网，学部与院士-院士信息
2. 吴传均 施雅风，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学苑出版社 1999。
3. 陈子南，石坚文存——陈述彭院士科学小品选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
4. 陈述彭，石坚文存——陈述彭院士地学生涯，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5.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同心谱我与陈述彭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