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阳光温馨，蓝天白云，风清气爽；2019年10月1日是我们祖国70岁华诞。 我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情，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我的老家在山西省五台山抗日根据地的边缘，1946年就获得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下午，我和小朋友们一起，从富村小学校出发步行3里路到聂营镇大庙的广场上收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实况转播。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听到北京传来的声音，大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新中国的诞生，使我们村的贫苦农民彻底解放，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从此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在五星红旗招展的祖国大地上，幸福地生活，健康地成长。
从1949年到1959年，我在老家上小学、初中和高中期间，年年参加国庆庆典活动。但我一直期盼着有一天，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参加国庆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愿望于1960年终于实现了。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石油学院，当年就去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联欢晚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一起唱歌、跳舞，欣喜若狂。在北京上大学的5年里，我差不多每年都参加仪仗队、彩旗队或纠察队；是庆典活动的生力军。令我难忘的是1964年国庆15周年，在“工业学大庆”的大幅标语引领下，我们石油学院的8名大学生化妆成钻井工人，站在竖立着井架的彩车上，缓缓经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20世纪70年代，国家对国庆庆典活动进行了改革，取消了平年阅兵和游行，变为十年一大庆、五年一小庆。因此有好多年我没有再参加国庆游行等活动。
1975年9月30日，我作为科技工作者代表之一，荣幸地出席了国庆26周年招待会。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作为中国科学院珠穆朗玛峰登山科学考察队的代表出席国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是珠峰登山科考队集体的荣誉。
一、荣幸接受周总理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9月29日（星期一）上午，我正在917大楼登山科考队部办公室，审阅 一篇《探索珠峰奥秘》的科普稿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立即去综考会办公室领取重要文件，还附带说一句，必须亲自签字领取。我从4楼下到2楼办公室，一眼看到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郎一环同志》5个黑字，信封左上角盖有《特急》2个红字，办公室主任让我签字后将信封当场开封。信封内装有一白、一绿2个硬纸折子。折子上均印有立体的国徽图案，绿折子上还印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金色文字。其实这是出席国庆庆典活动的两张入场券。
我先打开封面有金色文字的绿色入场券：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定于1975年10月1日在颐和园、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天坛、陶然亭、紫竹院公园分别举行游园庆祝活动，欢迎参加。
国庆节筹备工作小组
我再打开封面为白色的入场券：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订于1975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7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我看到由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邀请函，别提多高兴了。虽然我1963年上大学在大庆实习时曾看见过周总理；“文革”期间的1966年9月7日在中关村大操场，看见过周总理，并听他讲话，但是距离还是不够近，场合也比较吵杂。这次受邀出席周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意义重大、机会难得、非同寻常。收到邀请函后，我喜悦的心情难于言表，寻思着这次一定能近距离见到周总理，并争取和总理握手。
中国科学院在北郊917大楼有地理所、遗传所和综考会等3个单位。出席9月29日国庆招待会的有地理所老科学家、所长黄秉维同志（1913~2000），遗传所科学家、所长胡含同志（1924~2008）和综考会郎一环。经3所协商，由地理所派车于下午6点半之前送我们3人到天安门广场西侧，从人民大会堂东大门进入，按通知要求在6点40分之前入席；我们3人提前在6点半钟入席。我们的座位距离主宾席较远，隐约看见主宾席还是空位。
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科技教育界代表197人，我在名字排在第81名；座位在第3区第265桌，同桌有10个人，我只认识地理所所长黄秉维先生一人，其余都是社会科学院的，记得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等几位老科学家。我顾不上看桌子上摆着什么酒、菜，更没有兴趣品尝。大家均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光临。
晚上7点，在乐曲声中招待会开始，叶剑英、邓小平、朱德、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郭沫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入场。我们期盼已久的周恩来总理没有出席宴会。我知道周总理可能是因健康原因，不能来主持宴会；总理的身体令国人十分牵挂。但是隆重庄严的场合不容多想，我继续集中精力注视着主席台，等待着由哪位领导人主持招待会并致祝酒词。
招待会开始时，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邓小平副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邓小平同志说，在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下，我国人民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26周年的光辉节日。在欢庆节日的时候，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战斗在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我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邓小平副总理的讲话简明扼要、声音洪亮、语气干脆、略带川味。招待会自始至终洋溢着团结胜利的欢乐气氛。
10月1日《人民日报》等头版头条登载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报道。我国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首都各条战线代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代表，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共4000多人参加了招待会。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解放军英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代表；科技教育界代表；文化艺术界代表；新闻出版界代表；卫生界代表；体育界代表。我看到体育界代表有王富洲同志（1935~2015）和索南罗布同志（1945~），王富洲既是这次珠峰登山科考活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1960年人类首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成功的3名运动员之一。30岁的藏族运动员索南罗布是这次突击顶峰的突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和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带领9名男女运动员，再次登上世界最高峰并圆满完成了一系列科考任务。
二、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取得丰硕成果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巍然屹立在喜马拉雅山群峰之上，是中国与尼泊尔的界峰。这里地势险峻，冰川纵横，气候多变，人迹罕至。历来是世界登山探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经国务院批准的1975年登山科考活动是由国家体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总局和总参测绘局联合组织的，由国家体委牵头，王富洲同志任中共中国登山队党委书记，兼登山队第一政委；史占春同志（1929~2013）任中国登山队队长。中国登山队由434人组成，其中登山运动员179人（女队员36人）。其余255人为科考、测绘、气象、通讯、新闻、医务、交通、炊事及后勤工作人员。队员来自全国各地，有汉、藏、回、蒙古、朝鲜、满、土家和鄂温克等8个民族。中国科学院委托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珠峰登山科考分队，接受中国登山队统一领导，开展特高海拔地区科学考察。由郎一环担任登山队党委委员，兼任科考分队党支部书记和副队长（项目负责人），负责科学考察工作的领导组织和协调。参加野外考察的中科院内外单位有中科院综考会、地质所、大气所、上海生理所，解放军第四医院、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和中央气象局等7个单位，24名科学工作者。（男22人，女2人）这次考察工作范围是从珠峰北坡山脚，直至珠峰峰顶的特高海拔地带。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停止原来承担的一切工作，全力投入珠峰科考组队和筹备工作。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初在北京开展集训、体能训练、资料收集和物资准备工作。参加集训人员取消了元旦和春节的休假。1975年3月，400多名中国登山队员进入登山大本营。3月上旬至5月底，进行五次适应性行军，两次突击登顶。第4次适应性行军人数100多人，队伍闯过7007米的北坳“天险”、7450米的大风口，继续挺进到8200米并准备突击顶峰的有61人。第一次突击顶峰由由副政委邬宗岳同志（1932~1975）带队，5月5日傍晚，队伍接近8600米至8700米的第二台阶时，发现邬宗岳同志失踪；在8500米附近发现了他的遗物和滑坠的痕迹；邬宗岳同志光荣牺牲了。由于天气突变等原因，这次突击顶峰失败，冻伤30多人，高山储备物资消耗殆尽，队伍的处境相当困难。在此关键时刻，党中央负责同志做出重要指示，中央军委派飞机送来水果、蔬菜；既从精神上鼓励，又从物质上关怀。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队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全体队员，总结经验教训，重新组织队伍，寻找战机，准备再次突击顶峰。
在登山运动员适应性行军期间，我科考队分3组开展野外考察；采集岩石标本、冰雪样品、采集气象观测和生理等数据。其中海拔5500米以上地区标本采集和数据观测，委托登山运动员协助完成。4月底在邬宗岳同志率队出发之前，我们相约在他的帐篷里一起商谈登山与科考协作事宜，落实由运动员采集岩石标本、冰雪样品，在8000米以上做遥测心电图等事项。邬宗岳既是转业军人，又是成都地院毕业生，他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热情诚恳，且性格开朗、特别容易沟通。只是我听他嗓子哑，为他的身体担心，问他是否感冒了？他恰说没有问题。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永别。受邬宗岳同志无私奉献精神的教育和鞭策，我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做好工作。5月初我带着协助朱受成同志测量心、脑电图的任务，参加适应性行军，登上6500米营地，完成了70多人的生理监测任务。
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女队员潘多（1939~2014年）和8名男队员索南罗布、罗则、候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嘎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再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在世界登山史上，这是一次男女混合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人数最多的世界新纪录。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又一次对珠峰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为潘多做了遥测心电图，采集了珠峰峰顶的岩石标本和冰雪样品；取得了许多珍贵的科学资料，受到国内外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这次珠峰考察是在1960年，1966~1968年和1974年工作的基础上，在地质、大气物理和高山生理等3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成果：
（1）地质方面：建立起珠峰北坡的地质剖面；解决了珠峰峰顶地质年代；发现了舌羊齿植物化石，不仅在地质理论上，而且对于喜马拉雅山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均有重大意义。
（2）大气物理方面：首次取得了5000米、5400米、6000米、6500米、7007米的气象梯度观测资料；首次在珠峰附近喜马拉雅山北坡和南坡同时进行梯度观察取得了重要资料；首次在7007米进行降水量和风的定点观测，为该地区冰川形成发展趋势研究提供水文依据；首次取得从5000米到顶峰的冰雪样品，拉萨、日喀则和定日等地的冰雪、毛发等样品，为研究大气污染和重水分布提供第一手资料。
（3）高山生理方面：收集了海拔50米、3700米和5000米脑电图200份、心电图300份和呼吸功能100份；采用国产心电仪和遥测仪器，取得了700米——顶峰遥测心电图。
1975~1980年，以珠峰考察队员为骨干，聘请有关专家100余人，对野外考察期间采集的岩石标本、冰雪样品、气象观测数据等开展室内研究，撰写了10多份研究报告。《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 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1980年出版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研究报告》地质、高山生理和大气物理三本专著，作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感恩伟大祖国
1、感恩伟大祖国，您面向太平洋，背靠第三极，让中华文明传承 延伸
世界上依山傍水的国家很多，而既面向太平洋又背靠地球第三极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地形复杂多样，山地占国土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如青藏高原在第一级阶梯，四川盆地在第二级阶梯，长江中下游平原在第三级阶梯。伟大的战略家、军事家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我国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独特优势，足以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我们的祖先背靠大海，抵御外敌南犯。在远洋航海技术发达的近代，西方列强从东南沿海侵犯我国，我国背靠青藏高原，抵御帝国主义入侵。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延伸至今的国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山岭代替了长城，险峰构成了要塞；把日本侵略军阻挡在第二台阶下。国民党迁都重庆，依托第二台阶，背靠第一台阶，聚集起中华民族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由此可以断定，在未来可能发生核战争条件下，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终极保护的重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2、感恩伟大祖国，新中国成立后，您有了尊严，我们才有了荣誉
18世纪以来，已经侵占印度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西藏地区进行渗透，甚至不惜发动武装侵略。对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造成恶劣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长达4000公里的国境线上有了军队守卫，彻底改变了有边无防的局面；从此西藏有了安全，祖国有了尊严。 以珠穆朗玛峰的名字为例，早在我国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年）编绘的《皇舆全览图》中就有对珠穆朗玛峰的记载，并按藏语称其为作“朱母朗马阿林”，意为“神女峰”。近百年来西方国家侵略我西藏，一个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George Everest （乔治?埃佛勒斯）爵士，以自己的英文名字将珠峰命名“Everest”（埃佛勒斯峰）比中国人命名晚了约200年；可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长期流传。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通报“Everest”（埃佛勒斯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
解放前，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西藏农奴更沦为“会说话的牲畜”。如果没有新中国，雄伟壮丽的珠穆朗玛峰只能由外国人攀登，身强力壮的中华儿女，只能为外国人当揹夫。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做了主人。1960年，王富洲、贡布、屈银华3位汉、藏运动员首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创造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壮举。1975年出身于农奴家庭的100多名藏族运动员参加登山活动；登上珠峰峰顶的9名运动员，有8人是藏族。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潘多同志，出身于农奴家庭，多年为外国商人当揹夫。西藏民主改革后，她成为一名农场工人，不久进入中国登山队。她曾登上墓士塔格、公格尔九别，多次创造女子登山记录。潘多同志连任五、六、七、八届人大代表，从1994年起，连续四次被评为全国“杰出运动员”之一。1995年，潘多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3、感恩伟大祖国，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从起步到引领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科技落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英、瑞、俄、法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冒险家纷纷到这里“登山”“探险”“考察”，而中国人却很难进去。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我们对青藏高原考察研究几乎是空白。解放初期，随军进藏的科学家李璞、李连捷、贾慎修、庄巧等提交了第一批科学资料。1959~1960年，南京大学教授王富葆等科学家与国家登山队配合，开展珠峰科学考察，提交了科学考察报告。1975年的珠峰科考是在历次考察基础上，获得突破性进展；为青藏高原研究做出贡献。
在国家科技发展长远规划支撑下，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以孙鸿烈院士（1932~）郑度院士（1936~）为代表的我国科学家，以“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为中心问题，组织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等50余个专业，千位以上的科研人员，开展多学科综合考察研究，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提交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和《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等系列论著。其考察规模之大、专业之多、时间之长、成果之丰，达到前无古人和世界首创。使我国青藏高原科学研究跃居世界前列。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对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具有全球深远意义。新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青藏高原科学研究进入新阶段。2003年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成立，姚檀栋院士（1954~）、陈发虎院士（1962~）等主持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8年8月19日在拉萨启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他殷切希望参加考察研究的全体科研专家、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做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