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上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问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会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学的神圣感，对独创性的尊重与呵护。”在接受本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说。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许，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也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真正的文学具有民族的特色，民族的风格，民族的气质，但它必然具有文学的共通性，显然能够超越了我们族群，我们国家的地理疆域”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莫言感到由衷高兴，为中国文学自豪，为他举杯庆祝！我觉得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了解，对高密县土地的了解程度和认识深度，在中国作家中是非常优秀的。”高洪波认为，莫言是中国若干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代表，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可谓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2年10月11日晚对热爱中国文学的人来说是个欢乐的晚上。此次获奖，不仅是对莫言的肯定，也证明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意义。这30年来，莫言一直处在文学创作和探索的前沿。他的创作一方面深深扎根民间传说，一方面与世界文学构成强劲对话。莫言获奖，促进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雷达表示，莫言的获奖令人振奋，实至名归。莫言的创作具有强烈的独创性和探索性，他不断地吸收当代世界先进文学经验，并与乡土经验相结合，积极拓展汉语叙述的空间，变化多端，不拘一格，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的创作从整体上代表了近30年来中国文学的长足进步，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走向成熟、自我完善的一个象征。同时，莫言的获奖是多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文学交流的一次开花结果。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也对莫言丰富的想象力印象深刻。他说，莫言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总是在寻找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题材。诺贝尔文学奖也经常会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作家来关注他周边的群体。莫言就是这些优秀作家的代表，代表了一两代作家文学的水准。所以，评委会通过对莫言的肯定和奖励，肯定了整个一批中国的杰出作家。

“即使把莫言摆在整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群体中，他都是很突出的，比起前些年一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作家毫不逊色。”陈众议表示。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多年来，莫言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高端成就的一部分。从《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一直到《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构建了莫言无比丰富的文学世界，“他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经验’，使他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独树一帜。这是莫言获奖最重要的因素”。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提及，不久前他读到国学大师饶宗颐接受采访时说过：“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贺绍俊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以这种方式积极回应了饶老的预言，莫言被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认，正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无疑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的汪洋恣肆，他的想象是如此的诡异奇特，而他的文学王国里又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他无疑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他丝毫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贺绍俊说。

《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邱华栋认为：“莫言是世界文学流转在地理学意义上转换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也是中国当代中国文学30年发展的代表。我觉得诺贝尔文学奖看到了世界文学在大陆之间的转换、延续和发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莫言获奖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肯定更加充分。莫言的作品以非常大气的手法书写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他的作品一方面广泛吸取了世界文学的经验，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派的经验，同时又把山东高密的地方戏曲和民间艺术结合进来，这使得他的作品有相当强的内在张力。

“因为我的作品内在的文学品质，以及我的作品里面包含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注。真正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真正的文学具有民族的特色，民族的风格，民族的气质，但它必然具有文学的共通性，显然能够超越了我们族群，我们国家的地理疆域。然后感谢所有的读者。”10月11日晚，在接受凤凰卫视电话采访时，莫言这样分析自己获奖的原因。

“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他的《蛙》以一个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的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切思考。书信、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了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在平实中尽显生命的创痛和坚韧、心灵的隐忍和闪光，体现了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2011年9月19日晚，国家大剧院，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现场，评委会这般评述莫言的获奖作品《蛙》。

当晚，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莫言说：“沈从文先生曾说过，小说要‘贴着人物写’。这是经验之谈，浅显，但管用。浅显而管用的话，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我改之为‘盯着人写’，意思与沈先生差不多，但似乎更狠一点，这是我的创作个性决定的。”

莫言的创作始终关注人，关注人性。2010年11月，在西班牙举行的首届中西文学论坛上，莫言谈及自己小时候经常听到老人们讲述土行孙的故事。莫言告诉西班牙的同行，土行孙是中国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身怀“土遁”绝技的豪杰，能够在地下快速潜行。因为这个绝技，土行孙立下了许多功劳，即便被敌人擒获，但只要让他的身体接触到土地，就会像鱼儿游过大海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莫言说，自己后来在书上读到过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的故事。安泰的父亲是海神，母亲是地神，他的力量来自大地母亲，只要不离开大地，他的力量就无穷无尽，但一旦离开了土地，就会变得不堪一击。

“我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总感到这两个人物与我所从事的文学活动有某种联系。我们习惯于把人民比做母亲，也习惯于把大地比做母亲。而人民—大地—母亲，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丰富多彩的生活。”莫言在发言中说。

“我除了向莫言表示祝贺外，也要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难得的殊荣！”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认为莫言获奖释放出了两个信号：一是诺奖在衡量作家的尺度上不断地进行调整，更具文学性与世界性；二是中国作家已经进入了世界一流文学奖的视野，比过去更受到世界的关注。

青年作家徐则臣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仅是莫言一个人的荣誉，也是中国文学之路通往世界文学之路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给中国文学自身向前走增加了动力和助推力。莫言通过自己的获奖，会将中国年轻的当代作家呈现给世界文学舞台，引起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在2011年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莫言坦陈获奖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得了奖就忘乎所以，那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地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向那个方向看，盯着在那个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高人’在向我们招手。”

随后的8月2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再度表示：“我总在想，如果换一拨评委，可能得奖的就是另外五个人了，所以不能得意忘形，我说最好10分钟就忘掉，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争取10天忘掉。10天忘不掉一个月内必须忘掉，要轻装前进。”

就中国文学而言，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是个大事、喜事，但更重要的是在整体上提升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价值空间。

青年作家付秀莹坦陈，莫言的创作个性值得自己学习。她认为莫言的创作汪洋恣肆、天马行空、陌生化、紧张感以及由此带来的阅读快感，令他以非典型的艺术个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卓然独立。他决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作家，他时时旁逸斜出，独辟蹊径，他是大胆的，反叛的，粗莽的，富于破坏力和张力。“他的这种大胆叛逆应该是来自于他对传统的烂熟于心，他深知其中堂奥，因此懂得如何出乎其外，入乎其内。他的反叛的勇气来源于他的自信，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精神品质。”付秀莹说。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道新表示，莫言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对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而言是一个鼓励和推进。对于文化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契机，不断地增强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中国文化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与跃进。

电影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联想到，在上世纪80年代，由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经斩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此次他以文学成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无论何时，文艺创作都不能一味地追求市场功利，而是要始终把握历史、现实的价值和内涵，始终发自内心地关注人、善待人，这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保持优良品质的重要基础。

（原载于《光明日报》 2012-10-12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