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钱伟长追悼会在上海举行。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这位老人的背影融入历史。
钱伟长身材并不高大,但他的背影却让后人仰视。他的离去,让人如此的悲伤、痛楚与惆怅……
热爱科学、敬畏真理,终其一生
钱伟长逝世时,正值暑假。上海大学一个学生在博客中写道:“我曾经埋怨暑假还要留在上海,但现在,我庆幸没有离开。因为,我可以给钱校长送行。”自从7月30日钱伟长逝世后,上海大学的师生们自发回到校园吊唁,一些市民们也陆续专程前来。
在很多人眼中,钱伟长不仅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教育家,他更像一种精神寄托,一种人格表率,一种能够安抚与启示当今浮躁人心的强大力量。
钱伟长出身书香门第、学贯中西,他的科研之路充满传奇色彩。钱伟长有句口头禅:“我36岁学力学,44岁学俄语,58岁学电池知识。不要以为年纪大了不能学东西,我学计算机是在64岁以后,我现在也搞计算机了。”在1985年他独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为IBM所采用,并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
“有人称钱老是‘天才’,但他从来都不承认,他总是说:无论谁,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想学得好,要想搞出成就,最先和最后必不可少的都是勤奋。”钱伟长的高足、上海大学教授戴世强回忆说,“从高中开始,钱伟长就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在他晚年,我曾经问他:‘钱先生,你还开夜车吗?’他答道:‘还开啊,开了50多年夜车了,难改了。’”
钱伟长是一个体育迷,尤其喜爱足球,但是70岁之前,家里一直没有电视--生怕看电视耽误了自学和工作。孩子们就到邻居家去看电视。生命的最后时刻,钱伟长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意识清醒时,他会在病床上摆上围棋,左手与右手对弈。他曾自信地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懒过,我的知识没有老化。”
因为热爱科学,因为敬畏真理,钱伟长一生毫不懈怠。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孟祥发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同钱伟长一起从事新型电池研究,他回忆说,当时科研经费少,钱老就想尽办法利用旧物,哪里有回收旧电表等废旧物资的,他就带大家去找,就靠这样一点点地“武装”起研究室,搞起了科研。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师?他们都对祖国和人民有着深厚和真诚的感情,对国家兴亡、社会进步有着深沉的责任感,对于知识的吸收与积累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而是海纳百川、厚积而薄发。”戴世强教授说,“同时,勤奋刻苦,热爱科学、敬畏真理。”
打破藩篱,疾呼教育改革
钱伟长差点成不了科学家。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科两个100分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入学三天后,“九·一八”事件爆发,文史功底深厚的钱伟长毅然决定改学物理。
不少教育专家回顾这段历史,都感慨万千:从今天的高考制度来看,钱伟长创造了两个“不可能”:其一,当时他物理只考了5分,在今天这样的偏科生不可能考上大学;其二,物理5分,不可能转到物理系。
但是钱伟长做到了。他也因此终生都感谢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个,最终只有他坚持到毕业,毕业时,他还成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当钱伟长自己成为一名教育家时,他也毫不犹豫地践行自己的人才观。
“钱老培养人才从来是打破藩篱,不强调专业背景,一向是不问出身,注重实践。”上海城建集团副总裁周文波回忆说。1990年9月,技术工人周文波报考钱伟长的硕士研究生,当时钱伟长问他在哪上学,他说是“职大”,钱伟长听成了“浙大”,便说:“浙大也是名校,也很好。”
“我当时羞愧万分,但还是老实说明:我1981年高考落榜,做了两年工人,后来又上了职工大学,现在仍在工地上搞技术……”周文波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没想到钱伟长和蔼地安慰他说:“工人挺好,我不在乎,我也开过机床做过工,不要迷信大学,要踏实。”
今天,周文波已是同济大学、上海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率领自己的团队,在地下工程界和盾构装备界为中国闯出了一片新天,摆脱了中国在这一重大工程领域对于洋设备的依赖。
“钱老一直探寻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避免传统教育模式未能注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弊端。”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钱伟长任教清华时,就呼吁文理同校;从1983年开始,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他提出“三制”—学分制、选课制和短学期制。这些在当时的中国,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和反响。但时至今日,“三制”已经成为了众多高校的教学模式。
但是,钱伟长大声疾呼的教育改革,还有很多很多,老人已经看不到实施了,这是他的巨大遗憾。
“什么是应试教育?就是学校忙于应付考试,小学应付考中学,中学应付考大学。现在的考试非常刻板,数理化都是硬碰硬的,差一分就落选,家长就要交许多钱。”“那种把学科与学科之间界限划得很严、各种专业分工过细、互不通气的孤立状态必须打破。”……
在钱伟长身后,重温这样的话,依然振聋发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忻平说,从“钱学森之问”到钱伟长的教育思想,是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
理想主义情怀,期待再放光芒
1939年,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三人同时考取了中英庚款基金留学公费生,当时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三人在上海登船前,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日本政府所签发,于是毅然放弃了这次机会。
那个昂然回首的青年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民族的记忆中。
“钱伟长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一生都在为理想与信念而奋斗。”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李佩说。
1956年,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委会主任等职务,处于学术生涯的巅峰。但是他随后被打成“右派”,一代科学大家,一度屈身于工厂做炉前工。
“即使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倒下,依然乐观向上。”钱伟长生前回忆说。当时炉前工需要挥动十几公斤的铁棍,钱伟长设计制作了一个杠杆装置,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后来,获得平反的钱伟长选择到上海一所籍籍无名的大学担任校长,他终于再次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周哲玮说,钱伟长亲自画出了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规划草图,各个学院的教学楼都是打通的,方便学生可以在课间更换教室。他甚至不顾设计师的反对,坚持女厕所面积要大于男厕所……
今天的上海大学,已跻身“211”高校。走在上海大学校园,心旷神怡。很少有人知道:校园里的泮溪湖也是钱伟长坚持要挖的,当时也有人反对,理由是“难以管理”,但是钱伟长说:“一所大学没有水,就没有灵气。”如今,鱼、天鹅、野鸭、鸳鸯都在这个湖里嬉戏,给这座菁菁校园增添着生动和灵气。在钱伟长生前最后几年,他常常让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徜徉在校园内,晒着太阳,学生们涌上来要求合影,他笑着一一答应。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学生毕业典礼。
“钱老叮嘱我们,在校训‘自强不息’后面还加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大声问我们: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上海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博士生陈然回忆说,他还清楚记得,当时台下学生热泪长流,而台上,苍颜白发的老校长也在流泪。
老泪纵横的校长会让他的学生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