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科学家，被誉为我国“力学之父”，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科学界著名的“三钱”；

他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体力行推动国家社会发展；

他是一名教育家，一手创办了上海大学，是我国目前在位的最年长的大学校长，并时刻关注民办高校、基础教育的发展。

他就是钱伟长，一位出自书香门第、留学海外、受中西文化熏陶的大家，一生成功扮演了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等多重角色。日前，记者专门前往上海大学拜访这位卓越的长者。

在最近几十年，钱伟长作为教育家的形象日渐鲜明。钱老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有关教育思想的论述，里面闪烁着的前瞻性观点不得不让人钦佩，他在1984年就主张“我们必须实行开放式的办学”，强调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如今产学研合作、三区联动已经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模式。他主张拆除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间、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的墙。他还说，“我是反对教材统一的，教学计划要统一，我也反对。教学大纲还要经过集体讨论，我也是反对的。我鄙视那种一本教科书讲30年不变的教学方式。”这样的真知灼见依然值得今天的大学深思。

当我问钱老最近在忙什么，他告诉我自己最近正忙着一件“大事”：给苏州中学高二十六班的同学回信。正在开展“向院士学习”的高中生们专门把自己的班命名为“钱伟长班”，他们希望听到来自钱老的教诲。秘书说：“不管多忙，不管身体状况是否允许，这样的信他是一定要回的。”因为，在钱老心里，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事情，学生总是他最大的牵挂。秘书已经按照钱老的意思给学生拟好了回信，写满了整整两页A4纸，信里说：“希望学生从活动中学到院士的精神，学到忧国忧民、祖国至上的品质，自强不息、安贫乐道的气节，探索真理、勇攀高峰的锐气。”

在这位自强不息的95岁老人心中，爱国和教育是永不磨灭的主题，相信这仍然会给今天的人们特别是教育工作者更多的启示。

见到钱老的时候，他正坐在清晨的阳光里，一个人摆着棋谱。白色的衬衫外面套着黑色的毛线背心，银发梳理得纹丝不乱，眼神专注认真。

左手白子，右手黑子，落子、提子，清晰的棋谱就在他的脑子里。下棋是他年轻时的习惯，如今成了他晚年最大的爱好。即将迎来九十五岁生日的他，依然精神矍铄，充满智慧。

他下棋所在的房间就是他平日里饮食起居的场所，坐落于上海大学延长校区的乐乎楼，仅七八十平米，房间的布置非常简洁，没有豪华家具，沙发、桌椅仍是十几年前的风格，隔壁的书房摆满钱老主编的杂志和各种书籍。钱老在上海没有房产，他说他喜欢住在学校里，因为可以随时随地看着他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上海大学。

钱老向我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7点起床洗漱，早饭包括一个包子、稀饭、水果、牛奶、鸡蛋，有时候还会要求吃点小馄饨。8点接待来访客人，处理一下事情，听秘书念当天的报纸，他很关心当今的国际局势和国家的新政策。然后钱老会在楼道或者是校园里散步，午睡一般到下午三四点，晚上8点半就要上床睡觉了。良好的生活习惯正是他长寿的秘诀。

钱老房间的电视机上醒目地放置着两样东西：一张照片和一个铭牌。照片上的他穿着大红的夹克衫，颈系红领巾，被拿着鲜花的小学生簇拥着，这是去年他到母校荡口小学时拍摄的，十八年来，他坚持每年到那里与“科学小院士”谈心、交流。那件铭牌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2005年11月颁发给他的“荣誉会员”证书。之所以把这两件物品摆在最醒目的位置，是因为钱老最看重科普工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

他经常到校园里散步，他说最喜欢看学生穿梭在校园里，步履匆匆地赶往教室上课，每当这时，他会兴奋地点头说，“很好！”一旦看不到人，他会马上嗔怪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等到旁人告诉他，学生们放假了，他才放下焦急的心情。学生们看到钱老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对于学生拍照的请求，他从不会拒绝，总是展露微笑，积极配合。

身边的学生、工作人员更愿意这样评价他：一个拼搏不息的可爱老头。

“做了20多年校长，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师资队伍建设。”

“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

“我把师资队伍改造好了。”

思维敏捷的钱老，对于记者的提问，给予了巧妙而恰当的回答。

而师资队伍的改造，来源于钱伟长的一个理念：教师要教好课，必须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做后盾。而这正是围绕“拆除四堵墙”的教育思想展开的。四堵墙即是：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而他拆墙的核心目标就是：办出能兴国的教育。

钱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为适应上海新的工业结构的需要，改造和发展专业；和企业签订合同，开发科技服务，为工厂企业工程师以上的专家开设最近五年科技发展动态和方向的讲座等等。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这样一个说法，科学院搞科研，大学搞教学，虽然最后并没有成为定论，但是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钱老多年坚持必须把教学与科研结为一体。

“一个搞科研的教师和不搞科研的教师是有根本的差别的。”钱老说，必须把最前沿的科学成果带给学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能力。当你走向社会，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你要首先提出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科研工作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

钱老最近还强调，我不是反对抓专业教育，而关键是反对专业过早、过专。而且在我们中国大学这样的学制下，专业的教育应该放到研究生阶段，本科还是一个打基础的通识教育。如果按这种专业教育做下去，那么基础就不够广阔，而且，学术思想也不行。

自然学科、技术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传统的学科分割线如果消除，他们将会结合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不再是“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取长补短”。

钱老在自己的《八十自述》里写道：学生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才能把所学的知识变为自己的知识，高等学校应该把学生培养成有自学能力的人。

钱伟长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经过研究生培养的年轻老师，应该首先开专题课，开与他的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逐渐的成为副教授以后，可以开专业课。资深的老教授，应该去开基础课，“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知识面也宽了，工作经验也丰富了，讲课的经验也丰富了，你也有能力掌握100多人的大教室里的教学秩序。”

1941年，发表了深受国际学术界重视的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论文，当年他获得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

1942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任研究所工程师，在“世界导弹之父”冯 卡门指导下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和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方面的研究。

1946年，与导师冯 卡门合作发表《变扭的扭转》，成为国际弹性力学理论的经典之作。

1947年，在正则摄动理论方面创建的以中心挠度wm为摄动参数作渐近展开的摄动解法，在国际力学界被称为“钱伟长方法”。

1948年，在奇异摄动理论方面独创性地写出了有关固定圆板的大挠度问题的渐近解，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51年，他招收我国解放后的第一批力学研究生。

1954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出版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创办了“力学研究班”，该班学员大多成为我国从事力学研究和教学的领军人物。

有人说，钱伟长太全面了，他在科学、政治、教育每个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常人无法企及的。钱伟长见到记者时仍然在强调他不变的那句话，“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用六十多年的报国路诠释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专业：爱国。

弃理从文相对容易，弃文从理可谓难上加难，钱伟长的弃文从理一直被奉为一段佳话。

1913年10月9日，钱伟长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鸿声里七房桥一个贫寒的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是乡村教师，当地历来尊师重教，钱家素以诗书传家，叔父钱穆成为他的启蒙老师。

1931年，钱伟长以中文、历史双科两个100分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我还记得当时的语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我写了一篇赋，450字，出题目的老师给了我100分；历史题目是写二十四史的名称、作者、卷数，我一点错误都没有，又是满分。”

就是这样一个文史功底深厚的青年在入学第三天就萌发了放弃文科的念头。入学第三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全国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要求抗日。受爱国情绪的激发，钱伟长决定弃文从理，经过艰苦努力转入物理系学习，踏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对一个物理得分不怎么高的学生来说，弃文从理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和钱伟长一起改学物理的学生共有5个，最终只有钱伟长一人坚持到毕业。

如今，在上海大学，人人都知道，钱校长是多么重视文科的发展，每年他都要前往文科学院调研，听取文科教师的要求。钱老和费孝通先生是挚友，费孝通当年被钱伟长聘为上大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共同推动上大文科的发展。钱老主张每个学生都要参加一个社团，上大搬迁到新校区后，他亲自出面，专门召集艺术教育老师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新校区学生的艺术教育和社团发展。校长亲自出面抓艺术教育，当时并不多见。

义无反顾回国服务

　　这些年，经常有记者采访钱老，每当有人问：“当年为什么义无反顾地从美国回到中国？”老先生都会用略带不满的语气回答：“难道你不爱国？”义正辞严。钱伟长先生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在“一二 九运动”中，钱伟长是一个积极分子，凡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的重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他都参加了，他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抗日宣传团，骑着自行车南下宣传。

抗战胜利后，钱先生1946年就从美国回到中国。当时对美国人讲的理由是：离家多年，儿子已经快7岁了还没见过，所以要回来探家。1948年，中国处在内战时期，清华的教授都非常艰难，生活非常苦。这时，一个老朋友从美国回到北京看望他。老朋友觉得钱伟长的生活太困难了，告诉他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欢迎他回去工作，还可以把全家一起带去。但在办理签证手续的时候，当中有一栏：“如果中美交战你能不能站在美国一边”，他的答案是“NO”，毅然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是1982年考上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的，直到1987年博士毕业。周哲玮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问了钱先生一个问题：“钱校长，您看我今后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就因为这样一个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问题，他挨了一顿批评。钱校长说：“你还是那套做学问的想法，什么叫往哪个方向发展？是将来需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周哲玮在跟随钱老做学问、办学校的过程中，理解了钱先生的为人为学之道，“为了社会搞教育，为了社会培养人才，为了社会做工作，这一点贯穿了钱伟长先生几十年的学术生涯。”

钱老从1948年开始带研究生，到2005年送走最后一批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您招研究生有什么标准吗？”钱老笑着回答我，“研究生复试，我从来不问科学知识，我只问人生方向，比如我问他们‘你觉得读书做什么用’、‘家里支持不支持’、‘自学能力如何’……”看似简单的问题，钱老是想更多地了解学生读书学习的目的和目标。

“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这是钱伟长的育人理念。

1978年到1983年，钱伟长在全国180个城市做了300多场报告，宣讲“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几个问题”，听讲人数达30余万。

钱伟长经常到各省市、自治区，特别是贫困的边远山区参观视察。一直为教育改革、乡镇企业、农村教育、星火计划推广等建言献策，他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1983年，他和费孝通一行访问了常州、无锡、宜兴等长三角10个县市的乡镇企业，意识到乡镇企业发展中所遭遇的人才问题。于是，他支持张家港繁荣乡镇企业，兴办沙洲工学院，并兼任名誉院长，为乡镇企业输送人才。此后他还行程几万里，推广张家港农村经济的发展经验。

他出谋划策的事情还有：1980年参观福建马尾港时，其中有四个泊位因选址不当而淤塞，钱伟长建议在对岸水中堆积卵石，束水攻沙，解决了马尾港泥沙淤积问题；建议用分级提水的方法解决定西地区的干旱问题，提出“以水发电、以电提水、建设灌区、兴办粮仓”的扶贫方案；在甘肃白银和金川新建矿区，明确提出“超产留成，进行原材料深加工，带动地方乡镇经济发震”，使金川变成了河西走廊东段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汉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生前一提到钱老，敬重之意总是油然而生。1981年6月中国成立中文信息研究会，钱伟长当选为理事长，他一头埋进发展计算机汉字处理的事业当中，在1985年提出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他把汉字151种基本部件按形状相似、相近归类，定义在39个键位上，便于联想，记忆量少，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

我问钱老：“在科学家、政协副主席、大学校长、教授等诸多称呼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钱老没有犹豫：“当然是校长了。”

他又补充说：“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

1983年，钱伟长开始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1994年，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科技高等专科学校和原上海大学组建新的上海大学，他继续担任校长。如今，他是全国在位的最年长的校长。在上海大学，不是所有的学生、老师都见过自己的钱校长，但是在他们心中，钱校长的理念思想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钱老给这所学校烙下的印记已经成为一种天然的养料，在上海大学的校园里，关于钱校长的传奇、故事被口口相传。

从担任校长开始，每年参加本科生、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与毕业生们合拍毕业照，已经成为钱老坚持出席的活动。

“听说您每年夏天都要参加毕业典礼？累吗？”

“这是校长的职责，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每年炎热的7月，钱老会顶着烈日，奔波在延长、宝山、嘉定三个校区，每个校区花上两个小时，和每一个班级拍一张毕业照。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用发自内心的笑容，目送学生。很多毕业生都细心珍藏着与钱校长合拍的毕业照。

周哲玮感叹说：“这就是教育家，心里总装着学生。如今很多年轻的校长都做不到这一点。”

钱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总会成为那一届学生心中永远的纪念。2005年，身体有些不适的钱伟长依旧出现在了毕业典礼上，告诉学生们：“今天你们毕业了，快要离校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们，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后天下之乐而乐，乐过没有？我希望你们真正能乐，忧最终能成为乐！”

“你可能想不到，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的草图是钱先生画的!”周哲玮清楚地记得，钱校长拿着比例尺，凭着自己深厚的科学底子和造诣，给出了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设计概念。

各个学院的教学楼都是打通的，方便学生可以在课间更换教室。如今走进上海大学，右边一排白色教学楼，通过二楼的一个通道，互相连通。下课铃一响，通道上就有着川流不息的学子，他们在钱校长铺就的通道上赶往下一个课堂。

“那时候钱校长坚持女厕所面积要大于男厕所，设计师不理解，说从来没有这样做的。钱校长非常坚持，他说‘女生上厕所的时间比男生长，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周哲玮告诉记者，学校最终采纳了钱校长的意见，这样的预见性在当时非常少见，而事实恰恰证明了钱校长的远见。

校园里的畔溪湖也是钱伟长坚持要挖的，当时也有人反对，理由是“难以管理”，但是钱校长说，“一所大学没有水，就没有灵气。”如今，鱼、天鹅、野鸭、鸳鸯都在这个湖里嬉戏，给这座菁菁校园增添着生动和灵气。这座湖已经成为上大学子的精神栖息地，伴随着一代代学子成长。在旁边读书、休憩的学生总会感激自己的校长，他用一座湖传达出了对学生的关爱和希望。

上海大学的学期制度在全国高校里独一无二，每年三个学期，每学期10周讲课，2周考试，半星期休息，暑期为13周。

“听说这是钱校长从美国带回的管理方式？”

钱校长不置可否，“事实证明短学期制非常利于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一方面可以督促教师精简教材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延长暑假，可以给教师充分的时间备课和进行科学研究；对学生而言，短学期制的考试很像老学制的期中考试，学生易于准备，更重要的是，学生也有充分的时间参加社会实践。”

除了短学期制，上大还有另外的两制：学分制、导师制。创始人都是钱伟长。上大是上海最早开展学分制的高校，也是公认的开展学分制最成功的高校。如今，在钱伟长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