氮陶瓷相图课题组是严先生根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构陶瓷尤其是氮陶瓷的迅速发展亲自组建的。到九十年代初，课题组所取得的有关含氮化硅系统相关系的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一定影响。虽然我进相图组工作的时间比较晚，但我还是有幸目睹严先生对课题组工作的关心和指导。当时严先生虽已不担任所长职务，但工作仍然非常繁忙。尽管如此，他还经常让黄振坤、孙维莹和我到他办公室仔细倾听工作汇报，并根据国际上有关氮陶瓷的最新进展提出他的想法。

　　我注意到严先生每次听汇报，下课题组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参加学术报告会总是非常认真，并作记录。学术报告会上提问的总有严先生，即使他已进入耄耋之年。我们还经常收到他传递过来的“Nature”、“Science”有关氮陶瓷的最新研究论文。他那种对科研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着实让我感动。从学术上讲，严先生是我们尊敬的科学大家。从年龄来说，我们都是严先生的小辈，他对我们也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在与严先生的接触中，我们经常可以体会到他对我们以至更年轻同志的一片期望和厚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严先生一字一句帮我修改的。还有一件严先生与程一兵博士之间建立的“忘年交”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清楚严先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澳大利亚Monash大学的程一兵博士的。但我第一次见到程一兵就是通过严先生介绍的。那是1997年左右，国际上从事Si3N4基陶瓷研究的科研人员都对它的固溶体a-Sialon在高温下出现的相变现象深感兴趣，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讨论的就是a-Sialon的相变原因。程一兵比严先生年轻三十多岁，他对严先生非常尊敬。然而，在学术讨论中，严先生一点也没有老前辈的架子，很愿意倾听年轻人的想法。

　　在基金委的资助下，我们课题组成为程一兵博士在国内建立的研究基地，双方开展了长达近十年、卓有成效的合作。一兵每次回基地工作，只要有可能都会拜访严先生，见面谈得最多的是双方最新的学术进展，一兵还会介绍他了解到的国外相关领域的前沿动态。知道严先生喜欢打网球，也爱看网球赛。一兵会经常录下一些国内电视没转播的墨尔本国际网球公开赛比赛实况给严先生看。他们之间已俨然建立了“忘年交”。2000年一兵的爱人不幸得了白血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一兵照旧来所进行学术访问时，严先生把一兵请到家中，严先生和夫人孙先生关心地问起他的近况。一兵爱人生病时我正好在墨尔本访问，我没见到一兵因爱人的病情哭泣，但在二老面前，我看到一兵就像见到长辈那样伤心地大哭了一场。几年以后，在朋友的劝说下，一兵又组织了家庭。严先生非常关心 ，乘一兵夫妇在上海时，与孙先生一起专门约他们见了面，看到他们相处和谐，相互关心，二老觉得十分宽慰。从这件事中，我更体会到严先生为人的情义，我更敬重二位老先生了。

　　王佩玲

　　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