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这个当年曾被学校认为不适合当外科医生的小个子大学生，后来成为我国肝脏外科医学的奠基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肝脏外科医学领域的著名医学家。

追随

“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吴孟超

镜头回放：1939年，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在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吴孟超是其中最激动的一个，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八路军会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感谢电。原来，吴孟超是光华初中毕业班的班长，正是他接受当地华侨领袖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建议取消由校方和学生家长出资的毕业聚餐，将省下的这笔不多的钱款以“北婆罗州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捐给在敌后浴血奋战的八路军。

回忆往事，吴孟超说，八路军以朱德、毛泽东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深深地印在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记忆。当时，回国到延安找八路军，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6位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越南，自云南入境。

到昆明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严密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吴孟超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但在毕业考试时，外科只考了65分，而小儿科的成绩是95分。按当时惯例，哪科成绩考得好，就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

当吴孟超找到学校教导主任，说自己想去外科时，得到的答复是“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能做什么外科？”对此，吴孟超很不服气，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而且还要做最好的外科医生。”

1949年8月，上海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从此，吴孟超拿起外科手术刀，走上医学报国之路。

1949年上海解放时，吴孟超亲眼看到的情景，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上海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冰凉的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他坚信，共产党能领导出这么好的部队，肯定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新希望。

1956年，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吴孟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年3月，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他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

196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吴孟超的小女儿吴瑛从睡梦中惊醒，她睁开惺忪的眼睛，朝发出声响的地方望去，发现妈妈正在帮爸爸擦眼泪。爸爸怎么哭了？

原来，吴孟超遇到了有生以来最难过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组织上搞“清队”，由于他是归国华侨，其历史无法通过“外调”核实清楚，便把他的党籍“挂”了起来。然而，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和往常一样提前半个小时去上班，每月按时交党费。

近年，早出晚归忙工作的吴孟超很少看电视，但每天的《新闻联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必看，因为他时刻把党和国家的大事放在心上。

2010年4月，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他说：“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红四军总部还筹措1000块大洋建起这所医院，足见医疗工作的重要性。人民军医，只有在本职岗位上不断进取，才对得起死难的革命先烈。”

创新

“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吴孟超

镜头回放：1960年初，吴孟超出席第七届全国外科学术会议。在会上，他报告了他和战友张晓华、胡宏楷的最新研究成果——“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与会专家听完报告后没有立即表态，而是仔细地审视了吴孟超提供的研究资料，经过分析、核实后得出结论：这确实是肝脏解剖新见解，而且有重要的临床实用价值，是我国肝脏解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明。

1958年，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技进军”的号召。这一年，一个外国医学代表团应邀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访问，一个日本专家在参观时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世界水平，最少要二三十年时间。”这激起了吴孟超的斗志。他连夜向医院党委写了一份成立肝脏外科攻关小组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十分坚定地说：“世界肝脏外科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很快，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胡宏楷一起组成“3人攻关小组”，由吴孟超任组长。从此，吴孟超向肝脏外科医学领域发起冲锋。

当时，中国肝脏外科没有教科书、没有符合正常生理的肝脏解剖理论、没有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先例。面对一张白纸，如何下手呢？吴孟超、张晓华和胡宏楷一起查阅了我国以往肝脏手术纪录，发现所有手术失败无不因为对肝脏解剖关系不清，导致术中大出血。于是，他们决定从研究肝脏血管的分布开始。

一个理想的肝脏标本是用4种不同颜色的液态塑料，分别注入肝脏的四种管道，等塑料在其中凝固后再用腐蚀剂把外面的肝脏组织腐蚀掉，才能形成一架肝内各种管道的主体构型。于是，3个年轻人把一间临时搭建的草棚作为实验室。让他们为难的是，找到合适的灌注用塑料材料远没有找肝脏那么容易——这种材料既要能在注入肝脏血管后定型，又不会被硝酸腐蚀掉。

3个年轻人分头跑到十几家大医院去取经，还到十几家化工厂和塑料厂去讨教，结果都无功而返。

天无绝人之路。1959年，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广播里反复播出的消息让吴孟超兴奋不已。他一拍脑门：“乒乓球不就是塑料做的吗？还没有用这种材料试过呢!”他立即上街买了几个乒乓球，剪碎后泡在丙酮溶液里，加上盖子让它溶化。

第二天，丙酮液变成一种胶状物。吴孟超将之放在桌面上，不一会儿便凝成固态，定型成功了！吴孟超心中一阵欣喜，马上到乒乓球厂买回赛珞璐材料，进行新的试验。最终经过反复试验，三个执著的年轻人一口气摸索了两个多月，终于做成第一个能够满足需要的肝脏腐蚀标本。

随着制出的标本越来越多，吴孟超对肝脏的结构也从混沌到清晰，直至烂熟于心。1959年，他们制作成功第一具完整的中国人肝脏血管铸型标本，为肝脏外科手术提供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初，他们又提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理论。这些突破性的进展，使肝脏外科手术有了“指南针”。

2006年1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吴孟超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发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让84岁的吴孟超又一次热血沸腾：“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

全世界每年约有62万人新发肝癌，死亡近60万，我国占其中的55%，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健康。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病，从北京回来，吴孟超就联合王红阳、顾健人等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了“开展集成式肝癌研究”的报告。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为了尽快建成这个中心，吴孟超带领有关人员精心选址，周密计划，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北京汇报“国家肝癌科学中心”的可行性报告。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的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2010年8月，国家肝癌中心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12月31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文批复“国家肝癌科学中心”落户上海，吴孟超最大的愿望得以实现，他想进行的肝癌诊疗集成式研究有了最佳实践平台。

人梯

“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吴孟超

镜头回放：1990年12月，中华医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五届中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这天，吴孟超带着8名学生与会。吴孟超的8名学生相继登台亮相，宣读论文。经过专家评比，他们的论文全部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此时，在场的人们才意识到，“团体冠军”被吴孟超带领的学生夺走了。

1978年，我国迎来科学的春天。作为肝胆外科的开创者，吴孟超深知，就算自己的“吴氏刀法”再高明，也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肝胆外科事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当务之急是要培养并造就一批年轻的优秀人才。

此时，我国已结束十年“文革”，本科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已相继恢复，但十年浩劫的阴影挥之不去。关于申报培养研究生这件事，吴孟超回忆说：“当时，也有顾虑，主要是怕受条件限制，误人子弟。但我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为我国的肝脏外科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于是，我顶住压力，决定申请培养研究生。” 

吴孟超申报硕士培养点，获得国家教委批准后，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他又申报了学校第一个博士培养点。在自己的学生身上，吴孟超倾注了大量心血。

有一件事，令学生沈锋终生难忘。一次，吴孟超带领沈锋做手术，在最后作肝创面缝合时，担任第一助手的沈锋一不小心将针扎在吴孟超的手上，只听得吴孟超“哎哟”一声。沈锋当即吓了一大跳。

肝癌病人多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较强的传染性，手术中，医生都格外小心，防止划伤手指引起病毒感染。但吴孟超轻描淡写地说：“针扎了一下，不碍事。”护士给他打免疫针时，他笑着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至今，吴孟超已培养了260多名研究生。近年来，虽然他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但他依然会亲自帮研究生选课程、定课题，定期指导和布置论文。

2005级博士研究生郭献灵说：“当我拿着开题报告找吴老签字时，他会换上老花镜，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他发现我还没附上查新报告时，就严厉地指出，‘博士课题要有新意，有前瞻性，你没有查新报告怎么证明你的课题具有创新性，没有查新你怎么知道当前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

吴孟超深谙因材施教、点石成金的道理。丛文铭研究生毕业时，对自己专业发展方向信心不足，吴孟超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国肝癌患者多，病理标本也多，将来肝脏肿瘤病理专业一定会大有前途，你要争取成为知名的肝脏病理专家。”

丛文铭按照吴孟超的指点，一直致力于肝脏肿瘤病理的研究，现已成为全国肝脏移植病理协作组组长。

吴孟超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愿望十分强烈。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就派学生赴欧美学习深造——

1987年，他把王红阳送到德国科学院马普生化所学习。现在，王红阳已经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生物信号转导领域拥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1989年，他将郭亚军派往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在这个世界一流的医学研究中心深造，并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合作和人才培养模式——“哑铃模式”，为我国肝胆外科发展储备了大量高层次优秀人才；

1992年，他帮助沈锋赴美国学习。回国后，沈锋在肝癌综合治疗方面取得突出成就；

为了开辟肝胆外科新领域，吴孟超把目光投向肝移植。1993年1月，他特意安排杨甲梅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卢斯大学考察学习。

王红阳、郭亚军、丛文铭、杨甲梅、沈锋只是吴孟超学生中的优秀代表，目前，吴孟超有成百上千的学生活跃在我国肝胆外科一线。

吴孟超从来不害怕学生超过自己，相反，他总是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自己。他常说：“只有被学生超过的老师，才是一个成功的老师。”

“间歇性肝门阻断法”是吴孟超创立的经典肝脏手术止血法，已被我国肝胆外科界沿用了几十年。但吴孟超并不把自己建立起来的方法，看作是不可怀疑和不能改进的，他不断指导和鼓励学生改进止血技术方法——

2004年，他指导学生周伟平教授完成不阻断下腔静脉的全肝血流阻断切肝法；

2006年，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杨甲梅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半肝完全血流阻断下的无血切肝术，进一步完善了肝脏手术的止血技术，使手术效果大大提高。

大爱

“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

镜头回放：2009年8月，一个患晚期肝癌、辗转多家医院均被拒收的病人，到医院看吴孟超的门诊。吴孟超拉着病人的手说：“生病不可怕，关键是要保持好心态。不用急，我给你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咱们一起努力，争取早日康复。”病人离开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他收进来？”吴孟超看了一眼助手说，“一个好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那个病人已经被多家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们再不收，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做出傻事来。” 

每周二上午，是吴孟超出门诊的时间。一到8点，他总是精神抖擞，穿着整洁的白大褂，和蔼可亲地出现在病人面前。

冬天，有的病人刚躺到检查床上，马上就把衣服拉了上去。这时，吴孟超总是说“不急”，又顺手把病人的衣服拉下来。他要搓一搓手，等到双手变暖，才开始“问、触、叩、听”四部曲。

每次出门诊，吴孟超总是亲切地与病人拉家常，从与病人的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2010年12月，吴孟超接诊了一个严重肝硬化合并肝癌患者。在另一个医院，这个患者被要求做肝移植手术，但因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在详细检查诊断后，吴孟超告诉这个患者不需要做肝移植手术，做肝癌切除手术即可，只不过有较大难度和风险。后来，吴孟超顺利地为这个患者实施了肝癌切除手术。

吴孟超总是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他常对医护人员说，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他要求医生用最简单、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为病人治疗。吴孟超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的，缝合创面切口从不用专门的器械，他说：“用器械咔嚓一声1000多元，我用手缝合分文不要。”

(原载于《光明日报》2011年04月29日头版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