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大珩共事多年的干福熹院士说，王老是为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大局，牺牲了在专业领域的个人发展。

坚辞不受“中国光学之父”称号

光学玻璃，是光学仪器的核心——光学仪器没有它，就像人没有眼珠。王大珩先生在一篇自述文章中写道：“光学的前沿技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一直被各国视为要害技术，竭尽保密之能事。”他在英国留学、工作10年，对生产光学玻璃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都有足够深切的了解。

如果以1949年为界，新中国成立以前，严济慈、龚祖同先生是光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新中国成立后，王大珩先生的贡献不可磨灭。

1953年，在王大珩先生带领下，第一炉光学玻璃熔制成功，结束了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也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开启了序幕。之后，长春光机所在建所不到6年的时间里，相继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相显微镜等。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由此被迅速填补。

他主持150工程，研制出我国第一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在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他主持718工程，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成功，“远望号”航天测量船正是利用这一系统，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因为功绩卓著，王大珩被人们尊称为“中国光学之父”，但他坚辞不受，说：“如果我是‘光学之父’，那我的老师严济慈、叶企孙怎么称呼？龚祖同先生又怎么称呼？”

更多人尊称他为“战略科学家”

更多人尊称王大珩为“战略科学家”。2010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看望王大珩先生时说：“从‘863’计划到国产大飞机，再到纳米技术，都是您提出来的。”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后，立即与中科院院士陈芳允商议，并会同另两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杨嘉墀，讨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起草的报告定稿后，立即报送邓小平同志。当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并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987年开始实施。为纪念邓小平1986年3月对王大珩等人的建言作出批示，这个计划的代号定为“863”。

谈及自己对影响中国高科技发展的这个重大战略部署所起的作用，王大珩的表述十分淡然：“我们顶多是起了些催化剂的作用，或者说是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1989年、1992年，他两次联合多位院士建议设置中国工程院；2001年、2003年，他两次上书中央，提出中国要造自己的大飞机……为何屡屡奔走呼喊？王大珩说：“科技人员是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说自己还有三大心愿没有实现

干福熹说，王大珩先生为了祖国的利益，放弃了个人的专业发展。“他在英国时的研究工作已在世界光学界产生了影响，如果顺着专业的路走下去，他会获得巨大的国际声望，但他回国后把大量精力放在了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大珩负责筹建中科院仪器馆并出任馆长。仪器馆后改为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他又出任所长。1962年，长春光机所又设立了西安、上海两个分所，此后两个分所独立为西安光机所、上海光机所，分别专注于不同光学领域的研究。

“王老为上海光机所定下了激光核聚变的研究方向，至今都是所里的主要方向之一。”干福熹说。

光电子专家、中科院院士周炳琨说，王老说自己还有三大心愿没有实现：第一个是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第二个是为了让人民都了解光学知识，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第三个是进行光学名词的审定工作，出版一个光学名词的官方版本。他在病床上还亲自起草关于光学名词审定的报告……

（原载于《文汇报》2011年07月23日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