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征镒出生于旧时官吏世家，祖父吴筠孙是清朝光绪甲午年（1895）恩科传胪，父亲吴启贤任过北洋政府农商部主事和江苏省议员。他8岁入家塾，念“四书五经”，读《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13岁考入江都县中，15岁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17岁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

 扬州中学时，吴征镒从父亲书房中得到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和日本牧野富太郎的《日本植物图鉴》，在家中芜园“看图识字”地认识树木花草，奠下日后专攻植物学的思想基础和志趣。初中一年级，得唐寿老师启发，学会采集制作植物标本和解剖花果的技术。高中一年级，又得唐燿老师鼓励，在班上举行标本展览，展出自采自制标本百余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爱国之心奋起，奔走四乡呼吁抗战，愤然写下《救亡歌》古风一首，道出一致抗战、渴望和平的幼稚呼声。

1933-1937年，弱冠之年的吴征镒步入清华大学，受的是“通才教育”，得名师朱自清、叶公超、陈桢、萨本栋、高崇熙等教授，转入专修植物学后，又得李继侗、吴韫珍二师指导，基础和学业大有所进。但时局不稳、战乱不息、事变突起，学业艰难，仅靠五哥吴征铠半薪资助和清寒奖学金才得以完成大学学业。

抗战伊始，吴征镒跟随步行团南迁来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开始了八年抗战的蹉跎岁月。从大西北，沿长江西上华中，经湘、黔、滇一路的植物感受，吴征镒心中萌发要弄清楚植物时空发展和中国植物区系演变规律的梦想，立下终生志向：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在李继侗老师带领下，赴滇西瑞丽考察，首次目睹热带、亚热带植物及群落的丰富多彩，写下《瑞丽地区植被的初步研究（附植物采集名录）》，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1940年，三年助教期满渺无踪影报考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张景钺从事杜鹃花属维管束结构研究，当时是形态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日机轰炸不断，西南联大部分机构迁往大普吉，吴征镒听过戴芳澜的真菌课，参加过汤佩松、殷宏章的植物生理“沙龙”活动。在恩师吴韫珍病逝后，他毅然承担其植物分类学的教学任务，并着手整理吴韫珍老师从奥地利学者韩马迪处手抄的中国植物名录以及秦仁昌从英国皇家植物园、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博物馆和瑞典乌普萨拉标本室拍摄的模式标本照片，补充文献、记录小环境和地理考察记载，意在汇编《中国植物名汇》，此事持续十载，记制卡片三万余张。借此，吴征镒熟记名称、采集家、生境及在群落中的位置等，达到了如指掌的境地。于后，这批卡片成为编纂《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重要参考。此间，吴征镒受教育部部立中国医药研究所托，整理明兰茂之《滇南本草》，自写、自画、自印《滇南本草图谱》第一集，且成中国植物考据学的滥觞之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吴征镒学习过《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参加过读书会、剧艺社等活动，思想倾向进步。1946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内战旋开。吴征镒复员回北平。 “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和“争自由、争民主、争独立” 的呼声四起，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吴征镒投入其中，是“讲助教联合会”的骨干。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后，吴征镒因暴露过多，党组织命他转入冀中解放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吴征镒参加北京市军管会工作，任高教处副处长，负责接受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12月奉调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党组成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记。那时，中国科学院只有八个党员。1950年，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和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整理、合并和新建工作需要，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整理委员会，钱崇澍任主任，吴征镒任副主任。2月，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吴征镒任副所长、研究员。

新中国之初，百废待举，建院工作繁忙。1950年1-5月间，吴征镒随竺可桢副院长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考察，调查日、伪、俄留下的科研机构，为筹建东北地区各研究所布局探路；与张玺一道赴青岛考察海洋生物及水生生物科研情况。在调查解放前各研究所情况的基础上，整顿、合并、新建一批生物学口的研究所，例如：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所、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南京植物研究所以及北京植物园、南京植物园选址等。

1950-1956年间，吴征镒参加或领导全国各大区资源综合考察，例如：橡胶宜林地考察、中苏热带生物资源考察、华南林业考察及华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华东农业考察等，足迹遍及粤、桂、黔、滇地区，对中国植物区系、大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等问题认识上有提升、思路上有新径。“橡胶在北纬18-24°大面积种植技术”获国家发明一等奖（1982），吴征镒是获奖者之一。

1958年，吴征镒年逾不惑，亟思寻一安身立命之地，欲盼有所建树，毅然呈报院领导请调云南昆明，得到院领导首肯，举家迁往昆明，出任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这是吴征镒一生中的最大转折点。到了云南，吴征镒潜心研究，以了其植物学上的夙愿。

吴征镒认为研究资源和植被必须首过区系关，从《云南植物名录》起步，主持编纂《云南植物志》、力主承担《中国植物志》。1977年《中国植物志》唇形科（第六十五卷二分册、六十六卷）出版，1984年，《云南种子植物名录》出版。

从1959年，吴征镒任《中国植物志》编委，1973年任副主编，1987年任主编，在主编任上共出版82卷册，约占全志的2/3。2004年《中国植物志》82卷126册，全部出版。同时启动中美合作英文修订版《Flora of China》，2013年《Flora of China》将全部出版，这是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的坚实一步。2010年，《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吴征镒任主编的《云南植物志》，1973年起步，2006年全部出版。历时34年，共21卷（增索引一卷），是我国体量最大的地区植物志。2011年，《云南植物志》获得云南省自然科学特等奖。其间，吴征镒主编的《西藏植物志》（五卷）于1987年全部出版。

至此他担任主编的《中国植物志》、《西藏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三部巨著终告完成。这些志著开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生物学、恢复生态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和分子进化与系统发育学等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吴征镒在七十余年的植物分类研究中，根据《丘园索引》（2005），他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有1766个（含盖94科334属，其中新属22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分类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

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科学讨论会上，吴征镒宣读“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这是有关植物区系地理及起源的新创见。

“文化大革命”初期吴征镒受到冲击，科研停滞，但他坚信科学是有用的，知识不能丢。在全国性的中草药运动中，他虽然处于“劳动改造”之中，每天烧锅炉时，查看各地中草药手册，订正中草药植物名称，做了四大本笔记，后来成为《新华本草纲要》的底本。《新华本草纲要》（三卷）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实行“调整、整顿”方针。在广州召开植物志、动物志和孢子植物志“三志”会议，接着开启青藏高原科学综考。1975-1976年，耳顺之年的吴征镒，两次进藏考察，从滇入藏，过三江峡谷，南至亚东、樟木，经青藏路返回，对西藏高原全貌有实际感触。归来到青岛疗养，期间他做处理西藏植物名录，着手编纂《西藏植物志》，动作迅速、成效显著。在1980年5月的北京青藏高原科学讨论会上吴征镒就“西藏植物区系的起源及其演化”作了发言，阐述了西藏植物区系的性质和特征。1986年《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吴征镒为获奖人之一。

“文革”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吴征镒迎来科学创新的佳境。他细想从新中国之初的接管高校和科研院所到新建中国科学院，从全国大区综合科考到安生立命于云南，所经所历他都不忘“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警句。

1986年在俞德浚院士故逝后，吴征镒接任《中国植物志》主编，承前启后，虽好事多磨，幸得国家连续支持，2004年，随着总论卷问世，含80卷126册的《中国植物志》巨著终究大功告成。他是三代植物学家编研全程的见证者，也是《Flora of China》的启动者。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尽管各种事务缠身，对来之不易的宝贵年华，他决心抓紧科研，望在与之有不解之缘的植物学领域有所作为。

从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吴征镒有机会对国内外植物区系进行考察。在国内，吴征镒再进东北、内蒙，上大兴安岭、长白山和千山，加深了对北方植物区系的感性认识。接着是二次入疆，实睹戈壁荒漠及旱生草甸、草原植被、春雨和夏雨短命植物和原生苹果属自然林。直观天山、阿尔泰云杉植被和其他林带分布。稍后又对华中的梵净山、张家界、天平山、神农架，华西的灌县卧龙、九寨沟、黄龙寺等地，乃至东南的武夷山、天目山、千岛湖等，直至宝岛台湾，从台北、台中到台南直至最南端海岸（1998），从而完成了国内的植物考察工作。

再入粤海，总结热带人工群落的工作，对我国的植被类型和植物区系，特别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的植物区系分布的替代性和过渡性有了更为直接的感性认识。加上1970年代两次进藏的考察和对中南半岛诸国（越、柬、菲律宾和泰国）考察，对青藏高原的各种垂直植被带分布以及喜马拉雅与横断山脉的联系与区别，还有对中国南部热带季雨林与中南半岛的热带雨林的联系和分异等问题有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对国外的考察，从“小球推动大球”的美国代表团访华开始，1979-1996年间，吴征镒有机会到除了非洲大陆的各大洲诸国都作了不只一次的考察、访问或交流讲学。访问美国，东起纽约，西达夏威夷，多次访问哈佛大学标本馆和密苏里植物园。四访英伦，两进法国、德国、瑞典，查阅了欧洲各大著名标本馆的馆藏标本（包括重访俄罗斯柯马罗夫植物研究所），并对欧亚大陆上的水青冈属和栎属落叶阔叶林群区获得较深的印象。五到日本，遍历诸岛。在日本植物学家的陪同下，还在京都、熊本分别进行了野外考察，对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分异和联系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对北美洲的考察，北起加拿大，从西至东曾到美国的佛罗里达作了考察，阅历大增，对中国－北美的区系分异与联系以及植物的太平洋洲际间断分布的意义深有感悟。在南美洲，从北到南经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对三国在南半球的植被分布和区系组成有了基本的感受，同时还亲赌了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的丰富和壮观。

在与世界各国科学家的交流中，特别是召开的第十三次（澳大利亚悉尼）、十四次（西德柏林）、十五次（日本横滨）世界植物学大会，扩充了吴征镒的学识眼界，得益匪浅，也让各国科学家对我国植物学研究有所了解。特别是澳洲之行，北达布里斯班，既见到了澳洲本土区系的特殊性，也见到了亚－澳之间的联系。

在1980年代以后，吴征镒先后被选为美国植物学会外籍终身会员，瑞典皇家植物地理学会名誉会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理事，以及前苏联植物学会通讯会员。与各国植物学家的交往有新的发展。

耄耋之年的吴征镒始渐脱去烦务，静心著书立说，并随读随写，系统读，系统写，先后完成了《中国被子植物科属综论》、《中国植物志（总论）》、《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演化》、《中国种子植物区系地理》四本专著。

他从对国内外的实际考察而有感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又上升理性探索与思考，在各方面积累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植物区系的分布特点、起源、演化以及在世界植物区系大背景下的地位和意义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在种子植物系统发育中，主要通过多年的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区系学知识的积累，深入认识到时至今日，首先应掌握这样一个真理：生物的系统发育深受地球发生、发展的制约，地球演化的规律又深受天体演化规律的制约。认识到生命系统从一开始就形成绿色植物、动物和广义的微生物三者同源而又三位一体的生态系统，其中绿色植物一直占据第一生产者的地位发展至今。它们的演化并非单系、单期、单域方式发生和沿着上升而逐渐扩大的螺旋曲线演化，而是从一开始就多系、多期、多域地发生，并有节律地历经多次渐变和突变矛盾的解决，在地球的历次大事件、大变动中通过多次大爆发，愈喷发而愈大愈复杂的爆发式前进。进化的动力是地球上各类生物自身运动（遗传与环境是主要矛盾），由持续的矛盾的解决而不断爆发式上升，因而创立了三维节律演化和被子植物多系、多期、多域发生的理论。

在世界植物区系的大背景下，吴征镒具体分析了我国350多科，3100多属，3万多种种子植物，发展了系统演化和区系地理分化相结合，种系发育和区系发生、发展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逐科属（有些到种）分析，从而提出被子植物起源于两亿年以前（侏罗纪），太平洋作为泛古大洋从当时泛古大陆中在北半球东北部的一个海沟，经过海底扩张而蜕变为现今的太平洋，其后才有古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出现，最后才是大西洋的完全形成和现今地中海的形成。这一理论有其地质、地史根据，而且是和绿色高等植物，以及与其协同进化的昆虫、鸟兽的生物地理分布规律相符的。澳大利亚、印度板块和非洲大陆各在南太平洋、印度洋中徘徊，分别形成的古南大陆和古北大陆之间的最近两次分合，而形成与被子植物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次泛古大陆。海陆的不同组合和以后在旧世界兴起的基本东西向的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和新世界的基本南北向的落基山、安第斯山造山运动，都分别影响了白垩－老第三纪以来第二次大爆发后高等植物各类群分布区的形成。

吴征镒在世界植物科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背景上所掌握的中国植物科属和区系地理的分异，构成了对种子植物系统发育、世界科属区系的发生，和近代西方有关学者所拟的图景有了许多基本不同，更加明确了上述演化方式和种属、区系的发生发展方式，初步创立了有关这些方面的东方人的认识系统。

在植物地理学方面，吴征镒自觉运用唯物辩证分析的方法，发展了对许多对立统一范畴的具体认识，如连续分布和间断分布、新特有和古特有、洲际间断分布和洲际、洲内的对应科属种、区系发生、分布、发展等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前进，使他能够探索到种属和区系地理学能向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有可能进一步了解种的具体演化过程，或者能使宏观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微观的基因形成及基因表达相结合方面有所启发和贡献，并使人类可能进一步调控绿色高等植物，使其在适应自然、影响自然、改造自然中能进一步解放其第一生产力，而使人类生产能够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人类生存环境有一个更加稳定的发展。

在1993年世界植物园协会上以及大阪五人（中、英、美、日首席学者）座谈会上提出“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吴征镒强调：人在利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措施的双刃性问题，即人既可以成为最高级的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从而提出：人类利用植物资源的历史发展过程问题，以及近代农业不但要有微观上利用和改造植物遗传特性的一面，还要有在热带至温带以多层多种经营为核心的生态农业工程。认识到这些统一对立观点，在保护生物学和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有效保护工作中的根本思路和发展过程，也是吴征镒获得国际 “COSMOS”奖的主要依据。他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即自然保护事业与当地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密切结合，否则很难达到“有效”，因为人愈多，地愈少，必然对山林和湿地自然生态系统继续破坏，甚至掠夺。从这一当代迫切任务才引发吴征镒于1999年提出建立“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和建议。从1958年建议成立自然保护区到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实施，是解决“人类生态、植物资源和近代农业”问题的必要措施。

几十年来，吴征镒培养了众多优秀的助手和研究生。近年来与诸弟子协作，除前述4本专著外，还完成了《论木兰植物门的一级分类――一个被子植物八纲的新方案》（1998）、《被子植物的一个“多系－多期－多域”新分类系统总览》（2002）、《世界种子植物科的分布区类型系统》（2003）、《中国植物区系中的特有性及其起源分化》（2005）等重要论文，代表他领导的科研集体自主创新性科学研究成果。

吴征镒认为这些成果要让后人在具体实践和认识中来评议，才可以否定或充分肯定。

他先后获国家级一、二等奖7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院省级一、二等奖8项。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6年获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团体奖”，1999年荣获日本花卉绿地博览会纪念协会“考斯莫斯国际奖”，2001年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2003年荣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7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征镒信奉的人生格言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这是他母亲家的堂名“五之堂”的由来，是“大学”中的一句儒家的话。他认为做科学研究必须经历三个境界：一是立志立题，确立科研思路; 二是殚精竭虑，百折不挠; 三是上下求索，终有所得。

吴征镒正是在个人的志趣和应用相结合中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他扎根边疆，淡泊名利，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远见卓识，为我国植物科学事业鞠躬尽瘁。他的逝世，使我国科学界失去一位大师，植物学界失去一位巨匠。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以吴征镒先生为榜样，继续完成其未竟的科学事业。

吴征镒先生永垂不朽！

吴征镒先生精神永存！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201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