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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逝世一周年 教育学者探讨“培养创新人才”
来源:中广网 刘玉蕾 刘璐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著名学者钱学森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大师远去,在追思和缅怀钱老时,他留给世人“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却犹在耳畔。

昨天,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21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等众多教育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求解“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陈赓大将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中国人怎么不行?!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这是钱老生前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说的话。正是“中国人能行”这句话给了国人极大的信心,当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等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之际,钱老却有了更深层次的担忧:如果未来人才培养跟不上将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掣肘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高校没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也少有学校能够按照培养科技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已经是84岁高龄的李政道先生用钱老与他的导师卡门之间的“卡门—钱”教育模式,以及他和他导师费米之间的故事给出答案:独特的教育模式在于大学教育注重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在任何疑问面前,敢于打破权威、敢于在独辟的路径中克服困难,寻求解答之道。

李政道:在芝加哥理工,费米先生常常对我说,任何物理疑问,都应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找出路径、克服困难,寻求答案。

李政道认为只有切问近思才能创新。要创新,需学问,只学问,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

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必须彻底改变过去对知识进行满堂灌、不需思考就有标准答案的模式,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近几年一直在探索尝试建立三维立体化的目标体系,中科院院士、上交大校长张杰教授说:我们要打造拥有“知识整合力”、“沟通能力”和“会提问、能解决问题”的大学生,而不是只会背标准答案的高分考生。

张杰:尤其是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础,后面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强调的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海战术,让他把一切问题在课堂上解决。

在昨天的论坛上,来自国内及香港等多所大学的学者专家纷纷就“培养创新型人才”展开激烈交锋,在众多疑问与困惑中,如何破解当下大学体制之困成为热议的焦点。

21世纪教育学院副院长熊丙奇尖锐地指出,尽管牵绊创新人才出现的因素很多,但核心是受大学体制之困的制约。打破不了束缚人才成长的制度瓶颈,就很难成就一批引领前沿科技的创新型人才。

熊炳奇:目前的学校制度是行政力量过于强大。学生生长在这种教育环境或学术环境之中,不但难以成为优秀的人才,更重要的可能会受到反教育或反学术规律的影响。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里已经提到,要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介绍说,试验中的南方科大目前正在尝试旧有大学体制转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他们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行政机构和人员,降低对交叉学科的发展阻力。

朱清时:目前很多大学的技术架构都在100年前的传统设置的院系,这些院系的行政管理机构就会出于各种原因。而且这些机构设置多了学校领导层跟教授之间距离就远了,很难听到这些一线教授的声音。  

与深圳相邻的香港拥有的更为成熟的办学模式值得借鉴。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介绍说:城市大学在去除大学行政管理壁垒上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尝试,打通原来数学、物理、化学、心理等一个个细分出来的专业,给大家通识教育,把适合学生成长的个性与创造性极大地激发出来,成就他们的梦想。

张信刚:在我的倡议和奔走之下成立了一个创意与媒体学院,一群学生在那里共同从事一些课业的作业,比如说做一个片子、比如编一个下故事,这里不分导演系、编剧系、演艺系和摄影系等等,因为有了系也没有用。

打破院系壁垒、专业壁垒或许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了一个渠道,但如何进一步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才是关键。熊丙奇认为,分开是第一步,还要看权利掌握在谁的手里。

熊丙奇:说推进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学术官员不再当学术委员会的职务就可以了,实际上并不是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现在学术权利还是掌握在行政手中,因此导致行政委员会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从摆设到进一步摆设。

各地先行先试的效果究竟怎样、能否探索出一条“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捷径,仍需要用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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