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随笔】   

　　2019年1月16日，惊悉于敏先生逝世，心中感到十分悲痛和惋惜，为中国失去了氢弹主要的一位研究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失去了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科学大家，为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道德高尚的良师益友。

　　于敏先生曾在原子能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进行氢弹原理研究。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师长。

　　记得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子能所工作。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所里开大会，钱三强所长向全所职工介绍所里工作情况，谈到人才培养时，就表扬了于敏，“于敏就是我们国内自己成长起来的优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希望刚到所里工作的新大学生向于敏同志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于敏的名字，心中就产生了敬意。

　　1961年，于敏去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参加一个国际核物理的会议，我负责照料于敏在杜布纳期间的生活，并在开会时当翻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于敏。我发现于敏接受的能力很强，有一些我没翻译的地方，他也都听懂了，这源于很深的业务功底。

　　1982年，全国第一次惯性约束聚变研讨会在北戴河举行，于敏应邀在会上作了激光核聚变的主旨报告，王淦昌先生等当时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原子能院从事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团队和王淦昌先生一起合影照相，距离我们不远的于敏先生听到了，他也跑过来，主动参加我们的合影，大家拍手欢迎，可见他对原子能院的感情是很深的！

　　于敏先生对我的工作帮助也很大。1965年，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回国后，被调往青海工作，从事核试验中近区物理的测试工作。为了验证武器理论设计的正确性，在热试验中要测量核武器设计中许多关键的物理量，要进行很多探测设备的设计和安排。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理论部对物理测试有什么要求，物理测试的精度和量程要如何去满足检验理论的要求。这时于敏就成了我们最好的老师和朋友。

　　有时候，我们从青海、四川到北京来专门向他请教，回到青海和四川后有时有些还没有彻底弄明白，或许还有些不放心的地方，就专门跑去找于敏讨论、请教，每一次他都是那么谦逊、耐心地和我们讨论，直到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在氢弹研发突破的过程中，我们和于敏的接触就更多了。在向领导和技术骨干介绍突破氢弹的会议上，我们听到了邓稼先和于敏同志介绍的理论方案，当时心情都十分激动。我们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也按照理论的要求，准备了物理测试的方案。于敏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这些都对后来取得重要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氢弹原理性试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测量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它不仅达到了原定的设计指标，而且还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当量。

　　于敏不仅精通理论，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视实验、理论联系实验的典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有幸和于敏等人在一个小组，当时有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困扰了我半年多，它直接影响着我测量数据的修正效果，我想解决它，也看了好多书，请教过许多同志，都没解决。有一天在会议休息的时间，我把问题告诉了于敏等人，他们说可以帮忙。在散会的那一天，他把写了好几张纸的推导给了我，我当时又感动又佩服。

　　在国家高技术主题专家组中，于敏的真知灼见对我们选择正确的技术路线、制定既积极又稳妥的工作规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有很好的理论物理基础、渊博的知识，又熟悉许多具体的实验技术。在小组会上，他总是非常认真地听其他同志的发言，又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发表他的见解和分析。我们听了后，总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分析得很透彻，他最擅长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进行剖析分解，找到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对立面，并加以解决。这可能是他多年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方面。

　　我和于敏最后一次的交谈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春节茶话会上。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他了。我在远处看见了他，就急忙地往他的方向走去，我们高兴地相互问候，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讲话的声音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响亮。

　　今年，这样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这样一位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的师长和我们永别了！我们爱戴他，敬仰他，他将毕生的经历都奉献给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事业，并作出了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我们将永远学习于敏的光辉榜样，将他的爱国精神和崇高思想铭记心中，继续前进！

　　愿于敏先生安息！

　 （作者：王乃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